香港完蛋了！看城市規劃師怎麼說
施培德畫的素描，（左起）分別是緬甸的仰光大金寺、北京、澳門
香港：城市規劃是「自上而下」的，所謂的徵詢民意「十分可笑」，根本不起作用，也不關心市民真正的所想所需。
香港這片「熱」土，最近讓全世界勞動人民過足嘴癮。老陳天天酷讀，深感奮筆直書的眾兄台多知其一不知其二，且99%根本沒呆過香港，難免隔靴搔癢瞎子摸象，腦補啊有木有。
香港的問題，有香港的脈絡。咱與其民族大義凜然，不如傾聽用一雙腿丈量土地的城市規劃師那接地氣兒的感悟，在看看老陳怎麼說~
文/Christopher DeWolf
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自1977年起便在香港從事建築和城市規劃工作。然而直到10年前，他才認識到城市規劃師的教育培養存在著不足之處，十分可悲。
他說：「那時我認識到我們採用的教材幾乎全是西方國家的教材。」
幾乎鮮有教材涉及亞洲城市獨有的發展之路，這令施培德疑問重重：「我們的城市是怎樣以自己的方式發展至今的？它們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模樣？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他決心為此做點什麼。2006年，施培德出版了素描散文集《街道與空間——變奏中的香港城市設計》（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這本書審視了香港是如何演變成今天這座城市。
2012年，他更將視野拓寬到大陸，出版了《租界的城市設計》（The Urban Design of Concession）一書，深入探討了影響上海、廣州、廈門等通商口岸規劃的因素。
施培德最新的著作更進一步。在本周由MCCM Creations出版的《干預下的城市設計》（The Urban Design of Intervention）一書中，施培德從巴基斯坦的拉合爾（Lahore）途徑加爾各答、曼谷、檳城和台北直到首爾，對20多個迥然不同的亞洲城市進行了分析。
儘管這本書中對香港著墨不多，但本港讀者都想探知在與周邊城市的對照下，我們這座城市如何演變至今。
「亞洲文化多元，不能一概而論，但城市之間存在著一些共性。」施培德侃侃而談，「它們之間有一些紐帶聯繫。」
紐帶之一就是外部力量的作用，施培德稱其為「催化的進程」，這些進程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塑造了亞洲城市的生活形態。
最早的進程之一是華人移民到東南亞地區，建立起貿易往來。16世紀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達東南亞後便從中漁利。
最終的結果就是華人的店屋無處不在。店屋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建築，兼備居家生活與開店做生意的功能。店屋的「五腳基」，即能遮風擋雨的人行走道，也適用於炎熱的氣候，比曝晒在炎炎烈日下的街道溫度低10度。
殖民主義是另一個主要因素。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諸國均想將各自的理念加諸城市秩序之上。
在澳門，蜿蜒的街道在天主教堂門口交匯，變得豁然開朗起來，成為公眾聚會的場所。而馬尼拉則截然不同，西班牙殖民統治者將街道劃成一個個嚴整的格子，與他們其他的殖民地如出一轍。
殖民統治往往催生出新的建築風格，如印度-撒拉遜復興風格。這是19世紀的一種建築風潮，融合了莫卧兒、哥特復興和新古典主義風格。19世紀後期，這種建築風格從印度傳到英屬馬來亞，即今天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儘管施培德對自己書中的許多城市非常熟悉，但也有一些城市在他眼中籠罩著神秘的面紗。
「如果有四、五天的閑置時間，我就會訂最便宜的航班飛到某個地方，隨處走走。」施培德說。加爾各答早有「骯髒污穢」的惡名在外，施培德初到那裡時，有些提心弔膽，不意收穫頗豐。
「這座城市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街道縱橫交錯，還有他們稱為麥丹廣場（Maidan）的巨大草坪。」
施培德的閑庭信步揭示出大多數亞洲城市共有的特質：豐富多彩、無處不在的街頭生活模糊了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街道是社區的生活空間。」他說，「大多數亞洲城市的公共領域是動態的，這種動態源於其靈活性。人們充分利用空間做各種事情。」
這裡人氣鼎盛、熱鬧非凡，非正規經濟功不可沒。街頭小販將道路和廣場變成了一個個購物中心、餐館和聚會場所。
「許多地方都能接受這種非正規經濟，這是不得已而為之，許多人都沒有正式工作。」施培德談到。 （據洛克菲勒基金會非正規經濟城市對話專案（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formal City Dialogues project）的資料顯示：在曼谷，國內生產總值約三分之二都是由非正規經濟創造的。）
「在更熱鬧的地方還有管制措施，措施是否過於嚴厲是個問題。」
台北是一個包容隨意性的地方，幾乎每個街角都有街頭小販的身影；作為官方城市復興項目的一部分，草根文化團體使得本已廢棄的老建築物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
上世紀70年代末，施培德第一次訪問台北，那時他認為這座城市「非常落後，令人難以置信。」而今，「台北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改善，」他說，「許多變化源自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富足。」
與此同時，他認為台灣的民主改革導致台北改變了城市規劃的做法，也更加註重採取措施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
近年來，台北興建了自行車道，將空地改建為停車場，鼓勵小規模的城市創意，如寶藏岩（Treasure Hill）的眷村。台北每天有60000人使用公共自行車系統。
「城市似乎跨過了一道門檻，人們的預期轉好，更加積極進取。」施培德說。
他指出，在首爾的清溪川專案（Cheonggyecheon）中，高架公路被拆除，長久以來掩埋在公路下的溪流得以重見天日。
施培德說：「過去，首爾的城市規劃很糟糕，但現在頗得好評。城市發生了變化，市民們引以為榮，政客提出合理的提案作為回應。」
這使得施培德慨嘆：香港的現狀令人遺憾，「近來街容市貌也不如從前。」香港的城市規劃是「自上而下」的，他說，所謂的徵詢民意「十分可笑」，根本不起作用，也不關心市民真正的所想所需。施培德表示：「我們還沒有轉過彎來，還沒有採取自下而上的規劃方式。」
施培德坐在海濱事務委員會（Harbourfront Commission）里，他以香港與維多利亞港不正常的關係為例指出差錯之處。
「我們擁有將近80公里的海濱，但大多數地方都無法涉足。」他說，「而能去的地方又沒什麼看頭。當然，有一條海濱道聊勝於無，但走在海濱道上可不是為了去看灌木叢和水泥。」
「其他一些城市，如新加坡、三藩市和奧克蘭都做得非常好，融入了一定程度的隨意性，比如餐廳等事物。」
施培德認為，導致香港城市規劃問題的罪魁禍首是政府不懂得橫向思考。
他說：「在多元性、趣味特色和便利性方面，真的需要從整體上加以考慮，而香港沒有這樣做。政府里存在許多資訊孤島。」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區每條街道都安裝了灰色的金屬圍欄。 「路政署獨斷專行，誰都沒機會發表意見。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對此頗有微詞。」
施培德作為策略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的一員，曾就城市規劃問題向行政長官梁振英建言，但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讀者讀一讀他的書。
「我希望人們能從我的書中認識到亞洲城市面臨的一些問題。」施培德說。不久，亞洲將有半數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因此人們有必要了解城市是如何發展至今，又將何去何從。
本文曾刊行於《南華早報》印刷版，題名《Drawn from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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