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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笠谷:《試論人文環境對書家書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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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下午 吳笠谷老師應邀在首爾出席韓國政府主辦的「紀念2018平昌冬奧會暨殘奧會·韓中日書藝展——東亞筆墨的力量」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作《試論人文環境對書家書風的影響——以朝鮮李朝「秋史體」隸書與清代隸書四大家之異同為例》主題發言。

以下為主題發言全文:

試論人文環境對書家書風的影響——

以朝鮮李朝「秋史體」隸書與清代隸書四大家之異同為例

秋史體隸書極古極新

世有專精一藝的專才、偏才,亦有通博諸藝的通才、全才;後一類中之典型人物、集大成者,國史首推宋代東坡先生蘇軾,次者明代升庵先生楊慎、青藤居士徐渭等——朝鮮半島「書聖」秋史金正喜亦屬後者,其為古代朝鮮半島不世出的一代藝文大家、書法宗師。

金正喜(1786~1856)字元春,號秋史、阮堂等。朝鮮李氏王朝金石學家、詩人。出生於忠清南道禮山郡一個兩班貴族家庭。24歲科舉及第,同年隨其任冬至副使的父親金敬魯到中國,在北京從清朝學者翁方綱、阮元學。回國後,曾任成均館大司成、兵曹參判等職。由於李朝內部的傾軋,被流放至濟州島、咸鏡道北青等地13年。在漢學、詩文書畫、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和成就。其字蒼勁有力,世稱「秋史體」。著有《覃研齋詩稿》《阮堂集》《禮堂金石過眼錄》。

金秋史被其中國老師阮元推譽為「海東第一通儒」,舉凡義理、考據、辭章、翰墨皆淹博精深,卓然大成。其考據、辭章方面的成就,尤其經學深奧,因為中文翻譯文獻不多,茲不做也不敢妄議。在此就比較直觀的「秋史體」隸書,與清代「隸書四大家」的風格異同,做一點個人的解讀。

個人以為,金秋史書法,雖然真草隸篆皆擅,主要的風格還是體現在隸書上,尤其草隸。秋史體隸書,用筆點畫上參有篆意,筆觸稜角分明,剛勁奇崛;結體布局上奇正互補,善於弄險,在不對稱中求平衡,寓宏大氣象而得古拙之美。整體氣息極其高古,融「燥烈秋風,潤含春雨」於一紙,氣象萬千,不可方物。尤其草隸作品,更有意趣,看似率意,實則妙含匠心,精於剪裁,工筆意寫。

金秋史隸書《真興北狩古境》拓本(原刻在今朝鮮境內)

而秋史體隸書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對傳統隸書最大的突破,是有一種濃郁的工藝味、設計感;其對比強烈的獨特造型,拓寬了文字之美,將漢字本身的美術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金秋史隸書《竹爐之室》

書法諸體中,楷書相對變化少、刻板,缺少藝術氣息;行、草或流美、或恣肆,適合感情抒發;篆、隸則有工藝美,尤其隸書在諸體中最富藝術氣息,所以元代名畫家錢選把書法中的「隸體」(隸書)比作繪畫中的「文人畫」。而清代金石學在書法上的影響,主要是漢隸和魏楷(魏碑),其次是篆書。

甲骨文發現於清末,被羅振玉、王國維等卜辭(甲骨文)專家引入書法。簡櫝書亦發現於清末,一百年來時有新品出土,被當代書法家所吸收融合,更加拓寬了篆隸書,尤其隸書的審美領域。

金秋史的隸書,就體現出了這種現代性,置之今人前衛風格書展,應毫無違和感,這就是秋史體的魅力,或者說超前意識、前瞻性,可謂極古極新——古到極致,亦新到極致。

秋史體隸書和清隸四大家技術上、氣息上的異同

將秋史體隸書與當時(約清中期)及清前期幾位書壇隸書名家作個比對,或許更能體現出秋史體匠心獨具的意義。

清中前期隸書名家不小,但大多缺少獨創性,或個人雖有風格但格調不高(比如鄭燮之「六分半書」,為怪而怪,有江湖氣,徒炫世人耳目而已)。成就最大的,有後人所謂的清代「隸書四大家」--鄭簠、金農、鄧石如、伊秉綬。從傳世墨跡看,四大家隸書和秋史體隸書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集,其交集點又各有側重。

就結體和某些筆畫而言,秋史體隸書應是受到鄭簠的一些影響。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江蘇上元(今南京)人。清代書法家。原籍福建莆田,明洪武間祖父一輩遷至金陵(今江蘇南京)。為名醫鄭之彥次子,深得家傳醫學,以行醫為業,終學不仕。雅好文藝,善收藏碑刻,尤喜漢碑。工書,以隸書名世。

鄭簠是清代碑學的先驅人物,對後世隸書有振起之功。清初是漢碑崇拜的勃發期,鄭簠以個性化行草書筆意,寫《曹全碑》體勢,其書沉著而兼飛舞,奔逸超縱,飄飄然如羽化登仙,錚錚然似曲音升華,開清代書法崇尚碑學之法門,世人謂之「草隸」。其書風與藝術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尤其對揚州畫派的代表人物如高鳳翰、金農、高翔、鄭板橋的影響更為直接。鄧石如早期也曾取法鄭氏。

鄭簠隸書《劍南詩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秋史體隸書兼及鄭氏結體移步換形,出挑用筆多變,字戈、撇的大膽誇張,但化鄭字之秀逸、內斂而為渾厚、舒展,更顯真氣彌壯,氣魄上遠逾鄭氏。如里說鄭字如空谷幽蘭,有陰柔之美;則金字如鐵骨寒梅,剛柔相濟。

金秋史隸書《如筠斯清》

秋史體隸書與金農隸書交集點似乎不多,但有形遠神近之處,近在氣息古雅。

金農(1687—1763)字壽門,號冬心先生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終身。清代書畫家,揚州八怪之首。好遊歷,卒無所遇而歸。晚寓揚州,賣書畫自給。嗜奇好學,工於詩文書法,並精於鑒別。書法創扁筆書體,時稱「漆書」。其畫造型奇古,尤工畫梅。

金農是「揚州八怪」里學養最好,格調最高,也是個人風格最成熟的書畫家,隸、楷、行俱精。其隸書更富創造性,筆畫橫粗豎細,稜角分明,用筆犀利挺勁,正鋒側鋒兼施,蒼古奇逸,獨闢蹊徑,以楷法作隸,創「漆書」新格,高古奇品。

金農漆書《相鶴經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秋史體隸書與金農「漆書」少有淵源,究其原因,或許一則「漆書」太過於個性化,不宜學;二則揚州諸人大多被主流文壇藝壇視為異端(金農弟子羅聘稍為主流接受,與翁方綱有交往。曾在北京為金秋史之師朴齊家作過寫真像),在官僚士大夫階層影響不大,傳播不廣。

雖然兩者未必有淵源,但秋史體隸書與金農「漆書」氣息有所相近。如果用「古」字來概括,前者是奇古,後者是高古;如果用「逸」字來形容,前者是縱逸,後者是清逸。

金秋史隸書《銀地法臣》

以用筆線條的質感論,清隸四大家中,金秋史與鄧石如最接近。

鄧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遂以字行,後更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清代篆刻家、書法家,鄧派篆刻創始人。遂工四體書,尤長於篆書,稱為神品。性廉介,遍游名山水,以書刻自給。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

鄧石如對藝術史的貢獻首推篆刻,開創自立一宗的「鄧派」篆刻(嘉、道以降,篆隸、篆刻皆未脫鄧氏樊蘺,唯何紹基能自立門戶)。鄧氏四體書皆工,尤以篆隸名世,人譽神品。特點是善用長鋒羊毫,用筆以篆意之圓寫漢隸之方,佐以魏碑筆意,筆勢固如銅牆鐵壁。其用筆個性化特徵——變前人的橫平豎重、左低右高之妍媚而求平正。橫畫不再單純向上挑筆,取蠶頭重而雁尾輕;捺筆往往向下出鋒,鋒長如戟,筆意連綿,懾人心魄。

鄧石如隸書《文心雕龍·正緯》(廣東省博物館藏)

鄧石如是職業藝術家,重視書寫的技術性,不刻意追求中和蘊藉之文人審美趣味。下筆馳騁霸悍,有民俗意味,這在主流士大夫眼中近於「俗品」。翁方綱就斥鄧字「不合六書之旨」,甚至有因鄧氏進京末造訪翁氏,遭翁氏大肆貶低的說法(其實,鄧氏「破古法」,翁氏「無一筆是自己」,即便兩人相見,鄧氏亦必興「夏蟲語冰」之嘆)。

翁老師貶斥鄧字之說當時是否對金秋史有所影響,已不可考。但可以想見,以金氏「不肯人云亦云」的秉性,和遠勝乃師的才智,應不致於盲目信從翁氏之偏見。秋史晚年隸書名作《好古·研經》聯,款語有云「近日隸法皆法鄧完白(鄧氏字完白)」,可見晚年秋史隸書受到鄧氏相當大的影響——從其書跡看,顯然也證明了這一點。

金秋史隸書《好古·研經》聯

秋史作隸,橫畫也常取蠶頭重而雁尾輕,捺筆往往向下出鋒,鋒長如戟(比如秋史匾額「銀地法天」「殘書頑石樓」等即是)。這些都是肇始自鄧氏之隸書特點。

鄧字隸書,貌豐骨勁,大氣磅礴,意境蒼茫,不可一世。而秋史隸書則氣象博大中,更多了一份風神蕭散中濃郁的書卷氣。

金秋史隸書《殘書頑石樓》

就氣象而言,金秋史隸書與伊秉綬隸書最為契合。

伊秉綬(1754-1815)字祖似,號墨卿,清代書法家,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人,故人又稱「伊汀州」。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歷官至惠州、揚州知府,任上以「廉吏善政」著稱。喜繪畫、治印,亦有詩集傳世。工書,隸書尤放縱飄逸,自成高古博大氣象,與鄧石如並稱大家。

相比鄧石如,伊秉綬隸書用筆更加純粹,氣勢也更大,更是用線條構建空間的大師。伊字隸書,貌似簡單化線條,棄華巧,取單一中鋒,更顯壯偉厚重,字愈大愈壯。筆畫往往出格,侵入邊緣空白,有一種威臨觀者、震懾觀者的氣勢。主筆長畫突出,次筆靠攏緊縮,筆畫往四周拓展,將字撐得很飽滿,把充實寬綽之美表現的淋漓盡致——蘇州園林有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叫「借景」,即借園外之景來拓寬視野和空間。伊氏隸書結體,疏能跑馬與密不透風互借,使字之氣勢似乎要撐出紙外(能臻此境的書家不多,八大山人是其一)。

伊秉綬隸書《詠風·觴月》聯(山西博物館藏)

與鄧石如或許是由於身份歧視不入翁方綱法眼不同,伊秉綬和翁氏交好(伊氏曾參加過翁氏舉辦的「祭蘇會」,翁氏也為伊氏所得東坡「德有鄰堂」端硯題銘)。所以秋史隸書受伊氏影響順理成章,比如秋史書匾「新安舊家」「節佳」等即隱約有些伊隸韻味。

前人以伊秉綬隸書和顏真卿楷書作比,確是篤論——二者都有高古博大氣象。以伊秉綬隸和金秋史隸書相較,兩者也皆屬書法中的黃鐘大呂。但伊隸恢宏古穆中有廟堂之氣(用墨的烏、光、亮尤其凸現這點),金隸則峨冠博帶中兼有粗頭亂服之美。秋史《好古·研經》隸書聯,款語云:「伊墨卿頗奇古,亦有泥古之意。」可謂具眼之論。

金秋史隸書拓本

從上述比較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相比清隸四大家,金秋史的書法更顯真率。究其原因,個人認為,這固然與個人的秉性有關,但與當時清、朝兩國書法家所處的人文環境也有一定的關係。

清代碑體書風是政治高壓下的畸形繁榮

靜安先生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個時代的藝文,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氣象。但清代的考據學、清人的碑體書法應另當別論。

有清一朝,以少數族群入主中原,其部族專政,相較明代皇帝與文官集團「共治天下」的「內閣有限責任制」是大倒退,政治文化的逆淘汰,致使漢民族的民族精神產生嬗變,進而導致審美上的退步,文化上的粗鄙化。

而朝鮮李氏王朝雖也迫於武力,對後金俯首輸誠,但政權依舊,衣冠未改,文化未受衝擊,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和朝鮮半島就傳統文化而言,朱明帝國的亡國是一個分野。比如同為儒學,李朝儒家猶是宋明道統,即便愚腐也不至太過卑下,保持一定文人的獨立思想;清儒則在政治高壓下,墮落為維護統治階級綱常禮教的「犬儒」。

清代統治者為對漢族文人思想進行鉗制,大興「文字獄」,尤其清中前期的康、雍、乾三朝,文網密布。為了逃避殘酷的現實,文人只好躲進古紙堆避禍,金石考據學由此應運而生。由漢魏碑刻文獻史料的考證,洐生出對漢魏碑刻書風的探究,從而激活了北碑風書雄強之美——此即清代碑體書風盛行的時代背景。因此,碑體書風的產生不是一種書法審美自然發展的常態,而是在一種政治高壓下出現的畸形繁榮——清代書法家們政治上如履薄冰,書法上卻可無所顧忌,其結果便是書法家作字技術性強,感情色彩弱。

相比之下,而李朝文人學者所處的人文環境,則要相對寬鬆。

古代朝鮮半島也有「文字獄」,如李朝就出現過所謂「四大士禍」。但這「四大士禍」都發生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頁(約明代中期),其性質也與清朝「文字獄」是為了鎮壓漢族文士有所不同,只是一些宮廷內鬥和官僚集因的黨爭,對李朝普通文人並未波及。而且在有清一代歷史時期中,半島上的李朝並無出現知名的「文字獄」。所以,金秋史個人雖然宦途多舛,但在藝文方面的思想還是比較開放,至少比活在「文字獄」陰影中的清隸四大家們要少些思想方面的羈絆。

坎坷遭際使秋史體隸書比清隸四大家更顯勃鬱蒼茫

從個人的人生遭際看,與清隸四大家相比,金秋史更為坎坷,這點在其各自的書風中也有所體現。

鄭簠出身歧黃世家,懸壺濟世,無意不仕。由於家境良好,心態沖和,輯古豐盈,所以下筆比較姿妍,風清骨峻,鄭字的旨趣在雅逸之美。

金農曾入都應博學鴻詞未中,亦以布衣終身。寓居揚州鬻書畫自給,困頓時嘗依賴販古董、抄佛經,甚至刻硯來增加收入。其胸中鬱勃之氣,中和以淵博之學養,創出高古奇奧的「漆書」別體。

鄧石如以一介布衣,挾薄技傲王侯。雖曾為都中達官貴人所爭延為座上客,但因出身低,又生性耿介,被翁方綱、成親王等所謂「正統派」或曰保守派所排斥,與主流階層多有隔閡。雖學養不及金農等人,但其天生藝術家的資質,專業上的苦修,使其在技法方面更成熟也更「專業」,成為清隸四大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巨匠。

清隸四大家中,只有伊秉綬屬於士大夫官僚階層。伊氏出身宦門(其父伊朝棟官至光祿寺卿),除受上官連累短期遭貶,宦途基本順坦,官終揚州知府。伊氏「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為官中庸,秉性「君子儒」,其字自然儀態敦厚,沉穩中見洒脫,金石氣中有廟堂氣。

金秋史出身慶州金氏,兩班貴族中之高門。仕途一度十分順利,曾任兵曹參判(從二品,相當於兵部侍郎)等職。然而,因捲入黨派之爭,於46歲起,遭流放濟州島、咸鏡道北青等地13年。後終老京畿道果川,卒年71歲。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在濟州島布滿荊棘的圍牆內蝸居9年,金秋史為克服流配孤寂,不斷創作,以至於磨穿十硯,寫廢千筆,最終達到了「字即為詩,詩即為畫」的至高境界,創出世人所熟知的秋史體。

金秋史「十硯千筆」札

金秋史謫放後再未重返政界,與政治絕緣,「實學」經世濟民的抱負不得一展。尤其謫居濟州島時,地僻海角,地老天荒,只有潛心學問書畫以疏解胸中塊磊,發而為筆墨,自然蒼茫勃鬱,險峻高古。

所以,「秋史體」書法這種勃鬱氣息是鄭簠這種名醫書法家,伊秉綬這種名宦「君子儒」所難以具備的。又由於身為天涯謫客罪人,雖生活困頓,稻粱謀無可謀,反而少了金農、鄧石如等靠賣字鬻畫的職業藝術家或多或少皆難以避免的塵俗習氣。而鄭簠不擅經學,鄧石如藝勝於文,所以秋史書法的書卷氣,在鄭簠、鄧石如之上。

金秋史書論:「隸法非有胸中清高古雅之意,無以出手。胸中清高古雅之意,又非有胸中文字香、書卷氣不能現發於腕下指頭。」一個人的遭際、學養陶鑄一個人的胸襟,一個人的胸襟又決定了作品的格調。鄭簠書法奔逸超縱,金農書法的蒼古奇逸,鄧石如書法的大氣磅礴,伊秉綬書法的恢宏古穆,秋史體或多或少都兼而有之。秋史體,尤其秋史隸書,又別有一種率真放曠,即便有一些探索性的率意之筆乃至敗筆,也自有一種正大氣象在,譬如神駿病羸,而風骨自存。

清人隸書乃至其它諸體,少有曠野之筆。明末清初王鐸們縱橫恣肆的連綿大草,隨王鐸們的故去而戛然而止。隨之趙、董乃至館閣干祿書瀰漫書壇,直至碑體崛起,才一掃柔媚習氣,此皆政治高壓之時代使然。

人文環境寬鬆使書家更有浩然之氣

如果跳出清代,不囿於隸書,不妨再舉兩例以證人文環境對書家書風的影響,可見其中固然有個人的偶然因素,其實也是時代的必然。

以氣象論,個人認為,有兩位元明書法大家比清隸四大家更與「秋史體」相契合,即元末明初的楊維楨和明晚期的白沙先生陳獻章。

雖然與清代一樣,蒙元也是少數族群入主中原,也對漢民族尤其南方漢族(南人)實行慘酷的民族壓迫,但元廷只是限制漢人的政治權利,對漢人思想的鉗制並不嚴厲,更無「剃髮易服」「文字獄」暴政。元代文人尤能優遊林泉,以書畫著述為精神寄託,所以倪、黃、王、吳「元四家」山水畫成為文人畫的高峰。正是這種相對寬鬆的人文環境下,楊維楨這位曠世畸人得以橫空出世。

楊維楨諸藝皆精,其詩雄邁自然,因自號鐵崖,史稱「鐵崖體」。書法以行草最工,熔章草、隸書、行書筆意於一爐,獨出新意,自成一體。

楊維楨行草書《真鏡庵募緣疏卷》(上海博物館藏)

楊鐵崖其人,個性倔強,傲視權貴,不逐時流,放浪形骸,「狂怪不經,而步履自高」;其字粗看雜亂無章,實者縱橫恣肆,筆法多變,結字諸體雜揉,跌宕超逸,表現主義意識強烈。

鐵崖其人比秋史更為「異端」,其字也比秋史體更加狂野,天馬行空,純屬才子心性、狂士風範,非學養博洽之天才不能為。秋史體之長處在於隸字榜書,昂首闊步,顧盼自若。兩者雖字體有異,一個狂傲,一個曠邁,大將風度卻別無二致。

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新會人,世稱為陳白沙。明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陳白沙專治理學,其成就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死後從祀孔廟,故有「嶺南一人」之譽。創製的茅龍筆及茅龍書法,獨創一派,在中國書法史上亦佔有重要位置。

陳獻章為明代理學大師,亦擅詩文、書法。人稱白沙先生。白沙理學上承南宋陸九淵,下啟「陽明心學」,開創「江門學派」。其哲學成就非金秋史清國老師翁方綱、阮元之類「醇儒」所能比擬。

宋明理學家,多三教兼修,不乏老、庄之洒脫。尤其明中後期的理學,與僵化封建「以理殺人」的清代儒學不同,倡導思想解放。陳白沙更是一達觀之人,「其風流瀟洒,油然自得」,與後世不苟言笑之「道學家」全然別調。

性情中人多有奇趣,白沙晚年山居,筆或不給,束茅以代筆用。其字生澀枯峭,古樸雄奇,獨樹一幟,人稱「茅筆字」。「筆下橫斜醉始多,茅龍飛出右軍窩」「奇氣千萬丈,峭削槎牙」,白沙字只所以能跳出前人樊籬,是因為心中有千萬丈的「奇氣」。這種「奇氣」,來自於其高妙的哲學思想和風流瀟洒的詩意人生。

陳獻章行草書《自書送劉岳伯等詩卷》(上海博物館藏)

陳白沙是「廣東第一大儒」,金秋史是「海東第一通儒」。大者,大成也;通者,通博也。所以,就哲學成就而言:陳白沙是自有發明的開派宗師,金秋史是研究前人的博學通儒。至於書法,則似乎正好角色互換——金秋史是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陳白沙是自成一格的特色名家。

金秋史行書

金秋史名跡《墨蘭圖》 題跋書法爛漫奇倔

如果說鄭簠書法屬於山林氣,金農書法屬於文人氣,鄧石如書法屬於金石氣,伊秉綬書法屬於廟堂氣,則楊鐵崖、陳白沙乃至金秋史書法屬於名士氣、丈夫氣,或者說浩然之氣,即所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之境界。

泛言之,就氣勢論,秋史體書法與唐代顏真卿、明末清初王鐸也有某些契合點,但顏楷莊嚴雄渾,天趣有缺(傳為顏書《裴將軍詩》,楷行雜用,有奇趣)。

王鐸行書,縱橫雄健,極盡字勢變化之能事。但王字習氣重,所以王字相較楊鐵崖、陳白沙,技法更精湛,格調似乎或有遜色;相較金秋史,恣肆過之而雅逸則亦未必能勝。

書法氣象是世相、心相的綜合體現

綜上所述,清代學人墨客因躲避「文字獄」迫害而遁入古紙堆,金石考據學因之興盛;由金石考據學而衍生出碑學書風,因而碑體書法是清代民族壓迫下的產物。秋史金正喜之碑學由其中國老師翁方綱、阮元啟蒙,進而遙接漢魏,書法成就不僅遠超老師,開創「秋史體」,而且與清代書法諸大家相比也毫不遜色,甚至某些方面更有所突破,此如說秋史體書法的書寫性、裝飾性,以及強烈的形式感、現代感,即為前人所少見。

而當時清朝和李朝兩國的人文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自書家的書風。總體而言,清人諸大家,在「文字獄」的政治高壓下,大多書風較為保守:在野者,或雅逸,或磅礴,但難以放曠;在朝者,或雄渾,或古雅,也多少帶有些廟堂之氣。甚至可以說,以氣象論,同屬藝中龍鳳,即便氣勢雄渾如鄧石如、恢宏古穆如伊秉綬,和元明大家楊維楨、陳獻章書法之慷慨磊落、矯矯不群比,技巧上、功力上或許更為精深,但在天趣上、氣概上終究有所不逮。

反觀金秋史,雖然才高命蹇,仕途多舛,但在李朝相對寬鬆的文治大環境下,憑其天縱之才以及豐厚的學養,砥礪情操,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將個人遭際升華為光風霽月般的襟懷,借筆墨以消解胸中塊磊,戛然別裁,開創出照耀朝鮮半島,乃至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也足以佔有一席之地的「秋史體」。

而個人認為,更難能可貴的,是秋史體書法字裡行間充溢著一種清人諸家書法中比較少見的真率意趣,獨具一種天真浪漫的情懷和風範。這種情懷、風範有魏晉唐宋人遺風,而非清人所能夢見。這是人文環境所呈「世相」與個人修養、遭際所化「心相」的綜合體現,所謂「字為心畫」。如果用秋史遺墨來形容,那就是金秋史題匾四字——「游天戲海」!

金秋史隸書《游天戲海》

來源:紅塵煮酒吳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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