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抵抗黑暗的最好辦法，是讓自己光明
胡適：抵抗黑暗的最好辦法，是讓自己光明
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正在舉行新老院士歡迎酒會，參加酒會的，是學術界最頂尖的一群人物。發表祝酒詞的，是71歲的院長鬍適先生。他指著台下的一位儀態端莊的女士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大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饒毓泰，一個就是這位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著的，正是胡適一生引為自豪的學生吳健雄——當時「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唯一的華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後國際物理學界當之無愧的「女王」。
忽然之間，胡適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覺……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吳健雄，當即泣不成聲。
一個多鐘頭以後，噩耗傳來。吳健雄號啕痛哭，渾身戰慄，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騮扶著，她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兩年前，吳健雄的父親去世。悲痛之際，她第一個想到的，是寫信給胡適先生：我一生受我父親和您的影響最大，可惜我父親於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從此生死永別，言念及此，肝腸寸斷，淚不自禁矣……
終其一生，吳健雄都記得1936年剛到美國、胡適先生寫給她的那封信：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將來成就未可限量。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做一個博學的人。
胡適先生的死訊像投向平靜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間引起一圈又一圈漣漪。在接下來的一周內，這個消息成為全台灣最大的新聞。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蘇雪林在報上讀到了訃告，淚水頓時奪眶而出。
臨近中午，正在家裡打麻將的梁實秋接了一個電話。幾分鐘後他回到桌邊，另外三個朋友發現他整個人都怔住了。過了好半天，他才說：胡適先生過去了。傍晚，梁實秋接到採訪的電話，他說了八個字：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傳到美國，張愛玲先是驚愕，然後回憶起幾年前她和胡適最後的那次分別：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適之先生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同樣是在美國，唐德剛、周策縱等人組織的白馬社，則開始籌備「胡適紀念專號」。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陳之藩在英國曼徹斯特含著熱淚開始寫《在春風裡》；李敖開始寫《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胡適的論敵徐復觀則放下攻擊，開始寫《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落日的餘暉；那一刻，獄中的雷震滿眼淚水——他還要等待很多年才會從監獄中走出來。第二天，獄中的雷震在日記中寫道：昨天晚上聽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夢。先是大哭，夢中哭醒。後來又做夢，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來為止。今日上午看報，我兩次流淚，這是三六年秋葬母以後的第一次哭，可見悲哀之甚。這裡送報人說，拿到報，眼就流淚，許多看報的人哭了。
胡適去世幾個鐘頭以後，蔣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安排蔣經國瞻仰遺容，順便帶去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死者為大，但這只是一句客套話。就在胡適下葬以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這才是心裡話。
終其一生，胡適都希望做蔣介石的諍友，可惜，歷史沒有真正給他機會。
胡適的死訊，在台灣對岸的大陸，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波瀾。這與幾年前的情況恰恰相反——從1954年開始，經最高領袖授意，大陸發動了浩浩蕩蕩的「批判胡適運動」。中國科學院與中國作協共舉辦了21次批判討論會，全國各地發表的批判文章，總字數超過300萬。高壓之下，絕大多數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門生故舊都不得不公開發表違心之論。
據說，身在美國的胡適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讀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他沒有寫下任何辯白或者回應的文字，卻心心念念受此「牽連」的朋友。
他給朋友沈怡寫信說：（批判胡適運動）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里。這「幽靈」是掃不清、除不盡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因我受罪苦！除夕無事，又翻看你寄來的兩批批判資料（指大陸批胡適的剪報），不禁想念許多朋友，終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後，與晚輩學者周策縱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樹為「神」的論敵魯迅，胡適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們的人。
又過了一年，大陸方面委託在倫敦的陳西瀅給胡適帶話：我們反對的是胡適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適先生這個人。胡適回答：離開了「胡適的思想」，哪裡還有什麼「胡適」呢？
作家蘇小和說，胡適可能是一名中國人走向現代性的起點。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如果你沒有讀懂胡適，很可能到現在為止，你依然是一名沒有常識的中國人。
學者朱學勤說，最難能可貴的是，終其一生，胡適始終堅持著與自由主義這一信仰相匹配的溫和態度。他從沒有被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沒有淪陷在旨在逃避時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這兩極的某一極，但是這個溫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種倔強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這樣一種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裡堅持了一輩子，不是聖人，也是奇蹟。
抗戰最艱難的時候，胡適臨危受命，擔任駐美國大使。出門公幹，為了省下門前叫計程車要付的小費，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館門前大道的拐角處才叫計程車。夫人江冬秀給他寄衣服，他寫信說：「一些衣服沒捨得穿，還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胡適去世以後，羅家倫去弔唁，江冬秀告訴他，胡先生的全部遺產，台幣不到五萬，美金一百餘元——這就是26歲就拿260塊大洋月薪的胡適，這就是拿著「民國最高版稅」的胡適……
1962年3月2日，胡適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北京大學校旗。
胡適之子：胡思杜的人生悲劇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適為次子取名「思杜」，是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時頑皮，不好讀書，喜歡玩樂，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躍。曾做過胡思杜家庭教師的羅爾綱在晚年著作《胡適瑣記》中說，胡思杜從小就有進步思想，比較愛國，熱愛魯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告訴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胡適遂於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國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胡思杜在美國呆了8年，無心讀書。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都積極替他介紹工作，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婉言謝絕，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意在讓他能多讀點書。
1948年初，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抵南京，並派出專機飛到北平接胡適和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等人南下。胡適決定走，但胡思杜卻不願意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胡適夫婦沒法，只給思杜留下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結婚時用。那年胡思杜已27歲。
北京解放後，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1950年9月，國內掀起一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許多留在大陸的知名知識分子紛紛撰寫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場。作為胡適的兒子，思想進步的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會，表現十分積極。他不僅到堂舅江澤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給他的那一皮箱財物，上繳給組織，說「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澤涵語）。
他還在報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批判父親：「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斥罵父親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宣布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適應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邀請，自美國飛抵台北講學。蔣介石專門邀請胡適吃飯，並拿出香港《大公報》上胡思杜批判胡適的文章，胡適笑著說：「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為與父親胡適劃清了界線，就可以過上平安的日子。後來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幻想。
當時，國內批判胡適是「文化漢奸」、「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最無恥的賣國賊」。當然，胡思杜也要承受著「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兒子的罵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任歷史講師。在那裡，胡思杜非常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但由於他是胡適的兒子，所以他仍被視為異類。人們怕受牽連，對他總是迴避，沒有人敢與他接近。其堂兄胡思孟回憶說：「思杜也沒有對象（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女方都不願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歲了仍孤獨地單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運動已拉開序幕之後，胡思杜竟然還做著入黨的迷夢。就在他積極主動地給單位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後，學院領導卻說他是向共產党進攻，將他定為右派分子，並把他與父親胡適一齊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階級異己分子。
胡思杜對沒完沒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就可以擺脫父親的陰影，為何還要把自己與「人民的敵人」捆綁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終於絕望了。於是在一封留給遠房堂兄胡思孟的遺書中寫道：「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7年9月21日，年僅36歲的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上吊自殺。胡思孟趕到他所在單位的時候，只見大院牆上貼滿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適的大字報。領導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幸虧胡思孟是個工人，才敢於收殮他的遺體，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個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總算入土為安了。
在暴風驟雨般的「反右」運動中，一個正在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自殺，只能認定是「自絕於人民」。胡思杜死後，媒體沒有任何報道，無聲無息，在海外的胡適一家當然無從知曉。後來胡適雖然聽到一些片言隻語的傳聞，但他總是將信將疑，不敢確信。
1962年2月24日晚，胡適心臟病複發，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2月26日，他的長子胡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台北，在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江冬秀問：「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祖望低聲答道：「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江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你說什麼?」祖望說：「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上來的人講的，我怕你們傷心，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江冬秀頓時昏厥過去，好不容易才搶救過來。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尚在大陸的堂舅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但當時的江澤涵夫婦一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帶來災禍。於是就把這封信交給了學校的領導，不敢直接給美國的外甥胡祖望回信。
1980年11月，經有關部門重新審查，胡思杜的冤案終於獲得平反昭雪。然而，胡思杜已含冤自盡23年了。
胡適兩個兒子，長子胡祖望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後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畢業後服務於美國斯都德貝克汽車廠，後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台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職。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兒子胡復。胡氏祖孫三代都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胡祖望一生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86歲。
胡適次子胡思杜的命運就悲慘多了。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對胡適說：「小三（胡思杜）死沒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可悲可嘆的是，胡思杜不僅沒有做成狗官，最後卻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用一根冰冷的繩索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而且還落了個「畏罪自殺」的惡名！
胡適夫婦生前時時牽掛留在內地的次子，胡祖望也沒有忘記煢煢孑立、36歲即自殺身亡的弟弟。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氏同胞兄弟的不同命運，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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