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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國趕超陷阱」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及相應的制度與政策,為中國量質並進的發展提供了充分保障。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身使命並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新型國際關係準則,為中國和其他國家一道最終把世界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8年將註定發生的一件事,是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美GDP的2/3(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則中國的GDP兩年前已經超過美國)。 在二戰後的大國趕超博弈中,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曾經遭遇過兩次被其他國家逼近式追趕的經歷:一次是其冷戰對手蘇聯,另一次是其亞洲主要盟友日本。令人不無驚訝的是,蘇聯和日本對美國的趕超都止於經濟規模略超美國2/3之時:蘇聯國民收入在1978年前後達到美國的67%的高點並短暫地維持了幾年,之後先是緩慢繼而因蘇聯解體而雪崩式下滑,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的GDP不足今日美國的1/10。日本GDP在1995年達到美國的71%這一峰值,並在維持了兩年後下滑至今日美國的1/4。儘管時間跨度只有70多年且樣本僅有兩個,但為什麼二戰後趕超美國的國家其經濟規模止步於美國的2/3?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大國趕超陷阱」?中國是否也會步昔日蘇聯和日本之後塵?

蘇聯敗亡並最終解體的原因很多,比如蘇聯領導人沒有學會利用貿易和實業去積累並運作金融財富、意識形態在蘇聯社會中退化特別是蘇聯精英們在思想信仰和政治意志上嚴重銷蝕、因自然資源豐富而受到「詛咒」並進而始終未能完成工業現代化、美國對蘇聯施行以隔離為特徵的「遏制政策」以及蘇聯未能建立一個可與西方共同體成功競爭的國際聯盟而自身承擔了過多全球義務等不一而足。

日本趕超美國過程中的失速和墜落,其原因也是多重的,既包括市場規模相對狹小等天然制約,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機制僵化的羈絆、人口年齡老化的掣肘、錯誤政策導致的資產泡沫膨脹破滅的衝擊以及美國對日本長期以來的利用與打壓策略,其中迫使日本接受不情願的規則(如「廣場協議」)和採取不得已的行動(如「自願出口限制」)便是兩個代表性事例。

蘇日追趕美國失敗表明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大國趕超陷阱」,但陷阱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參與大國博弈的國家必然會墜入陷阱,而是意味著大國間的趕超在達到一定層次後難度會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國及其盟友對華態度與政策的大角度轉變。剛剛面世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就是這種轉變的重要標誌。然而,西方正面臨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種族、宗教的嚴峻挑戰,同時中國與昔日的蘇聯和日本大相徑庭。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及相應的制度與政策,為中國量質並進的發展提供了充分保障。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身使命並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新型國際關係準則,為中國和其他國家一道最終把世界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跨越「大國趕超陷阱」只是個時間問題。

(本文為《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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