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 震後生長

導讀

對這些玉樹孤兒來說，何江萍給了他們一個家。

2018年3月2日，何江萍照例起了個大早，今年寒假她一直住在位於北京天通苑的益童成長中心。她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前一天回家睡下都已是凌晨1點多。

2018年，大家一起過年

女生的宿舍馬上要開始裝修，最後一批東西這一天就要整理出來。假期結束，孩子們的演出服都該收拾起來了，等到下一個演出時期再拿出來。這裡常駐的35個孩子平時都住校，大部分已經陸續回了宿舍，最後一批舞蹈特長生第二天也要返校了，正在收拾行李。

媒體來了，她抽出時間招呼；派出所的片警來宣傳安全須知，她出面接待。下午她還得趕回醫院繼續輸液。這位60歲的老人，手臂上還插著留置針頭。

她站在益童之家的客廳中央指揮著孩子們擺桌吃早飯，順道發現了紕漏：「昨晚的桌子怎麼沒擦？昨天是誰值日？」一個男孩站了出來，小聲認了錯，拿了抹布補救。何江萍批評了他幾句，語氣就像平常人家的媽媽在跟兒子說話。

益童之家裡，受她照顧的孩子最多時有102個。他們來自青海和甘肅，8年前發生在玉樹的一場地震，讓他們成為孤兒。在這些孩子眼中，何江萍不只是一個照顧他們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員，而是一個更親近的角色——「老媽」。

何老媽忙完了一輪，終於騰出了時間，從籠屜里撿出一個剩下的饅頭，就著豆腐乳吃了。已經快到吃午飯的時間，她匆匆填飽肚子，又趕緊走到廚房，揪著一把蒜薹開始擇菜。這天是元宵節，老媽還想給孩子們煮些元宵吃，「畢竟是過節」。

陽台上，剛養了不久的兩隻大狗正懶洋洋地趴著曬太陽。客廳里，孩子們圍在桌邊預習新學期的功課。廚房裡，何江萍手裡擇著菜，另一位工作人員楊文博正在顛勺，滿是煙火氣息。

對這些玉樹孤兒來說，何江萍給了他們一個家。

玉樹地震時獲救的孩子

「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聽見了，就你一個人沒聽見！」

索南蘭周的家，是在2010年4月14日被奪走的。

凌晨5點多，他和家裡人還在睡著，感覺到一陣晃動，從睡夢中醒來了。他們走到院子里，晃動停止，大地彷彿平靜了下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大地仍然是平靜的，夜色褪去，天際出現一抹曙光。索南蘭周和他的家人都以為是虛驚一場，事實上，不止他們一家這樣認為。許多從房子里跑出來的人，又陸續回到了屋子裡。

7點多，索南蘭周如同往常一樣，來到了學校。早上是晨練的時間，這個初中生站在操場上，等待其他同學。

他先聽到的是聲音。

即使過去了8年，那一天的一切，他依然能夠清晰地描述出來。那種古怪的聲音不知道是從哪裡發出來的，像打雷，又像是什麼東西撕裂了，難以分辨出聲源是遠是近。索南蘭周此前從沒聽到過這樣的聲音，此後也沒有。

那是地里發出的聲音，當地震發生在表土層較薄的山區時，一部分地震波傳入空氣，變成聲波，就會形成這樣的聲音。地聲的出現，有時是在大地震動之前，就像一聲悲鳴，預示之後即將到來的災難。

這是一場7.1級的地震，發生在7點49分，地震震中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市，深度14千米。

地震發生時，索南蘭周離教學樓不到100米。那座樓在他眼前「像豆腐一樣從中間裂開，像被一把巨斧劈成了歪歪扭扭的兩半，然後倒塌了」。他聽到身邊有女同學嚎啕大哭，而他在那一瞬間，大腦是空白的。

「還有好多老師和同學，還在教室里。」他沉默了一會兒，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他一路從學校跑回了家，然後發現，家沒了。無論是親人還是房子，都不復存在。用了8年的時間，索南蘭周才能直面傷痛，重新回顧那段經歷。「是老媽給了我繼續生活的勇氣。」他說。

阿周也是在那一天成了孤兒，當時他才6歲。這個小男孩看著自己的母親從廢墟里被挖出來，頭髮蓬亂，沾滿了泥土和血跡。

阿周一度和奶奶走散了，被暫時送到了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中華兒慈會），何江萍是孤兒救助項目的負責人。她給阿周洗澡，照顧他的起居。小男孩幾乎每個晚上都做噩夢，夢到母親最後的樣子。何江萍只能用擁抱來安慰他。

8歲的小包子在地震來臨的那一刻，被繼父猛地推出了屋子，然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被砸成了一片瓦礫。他的繼父、母親、哥哥姐姐，以及1歲半的弟弟都還在屋子裡。從那天之後，他家的戶口本上就只剩下了他一個人的名字。

帶著女兒去玉樹援助建設的單親父親留下了唯一的女兒。在屋子外放羊的兄弟倆一扭頭，家就沒了。

當時送到何江萍身邊的孩子，最大的17歲，最小的才2歲半。

因為乳腺癌，何江萍那時已離職在家，休養了四年多。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她動過收養一個地震孤兒的念頭，但因為身體原因放棄了。2010年，中華兒慈會成立之初，何江萍身體已經好了許多，朋友把她介紹了過去。

玉樹地震發生後，何江萍立刻動身趕赴青海。老伴兒匆匆取了錢準備捐款，他當時也沒有想到，身體並不算好的妻子從那一年的4月之後，會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一副多麼重的擔子。

何江萍回憶，「當時兒慈會也是剛成立不久，沒想一個多月後，玉樹地震就發生了。」

作為一個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中華兒慈會主要對孤兒、流浪兒等有特殊困難的少年兒童提供生存、醫療、成長等方面的救助。玉樹地震發生後，浙江新湖集團將其捐助的一筆5000萬元人民幣的款項，指定用於玉樹救災，設立「新湖·玉樹」專項基金。中華兒慈會聯合共青團青海省委，開始實施「百名孤兒成長救助計劃」，由益童成長中心負責，有1000萬的專項基金劃撥給了這個計劃。

102名玉樹孤兒成為這個計劃的救助對象，其中有100名藏族孩子，1名土家族，1名漢族。益童之家承諾，撫養他們到18歲成年。

何江萍在災區挨家挨戶地跑，一家一家地找到一些孩子還活著的監護人，簽監護權轉移協議。阿周的監護權暫時沒拿到，他被送回了奶奶身邊。20多天過去了，何江萍該回京了，她不想放棄阿周，再次撥通了他家的電話，這次，奶奶同意了。下午，孩子被送到了何江萍眼前。

「20多天沒見，你想不想我？」何江萍問他。

阿周扭過頭，像是在跟她賭氣。何江萍樂了，她猜這孩子可能是埋怨自己這麼久沒去看他，就逗他：「小白眼兒狼，白疼你啦。」

小小的男孩一下就惱了，轉過頭看著何江萍，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聽見了，就你一個人沒聽見！」

小男孩說話時的表情，牢牢刻在了何江萍的記憶中。

校園中有貓開始叫，宿舍里孩子們聽見，一個接一個地哭了

首批23名孩子，在2010年5月20日抵達了北京。6月30日，所有受到計劃資助的孩子，都住進了北京市四季青橋西的海淀外國語實驗中學。

孩子們大多隻比何江萍的腰高一點點。夜裡，校園中有貓開始叫，一聲聲就像嬰兒在哭。宿舍里孩子們聽見，也一個接一個地哭了，到最後成了一片淚海。

何江萍本科就是心理學專業的，她明白，那樣可怕的災難，那樣沉痛的失去，這些孩子需要用很久去修復。除了安排生活起居，益童之家還給他們開設了心理健康輔導課。那年的「六一」兒童節，孩子們去了天安門、故宮、長城。

幾個月之後，由於身體或其他原因，一批孩子回到了玉樹或去了其他地方。最終留在北京由何江萍照顧的，有67人。

在何江萍的記憶中，最初的兩三年最艱難。益童之家剛成立，摸著石頭過河，一點一點積攢經驗。給第一批孩子聯繫學校時，因為沒有經驗和社會基礎，這些玉樹來的孩子沒能去公立學校就讀。儘管私立學校減免了一部分學費，兩個學期下來，仍然把1000萬元的專項基金花了一半多。

「這還只是學費，還有其他日常的開銷。孩子多，光是每年假期安排他們回一次老家，來迴路費就得20萬，很快錢就見底兒了。」何江萍一筆一筆地算著這些年的賬目，忍不住偷偷嘆氣。

他們如今在天通苑租了兩間房，一間180平方米用做女生宿舍，一間190平方米是男生宿舍和集體活動區域。房東曉得他們的難處，房租壓得極低。房子離地鐵站不到500米，這樣好的位置，190平方米的那間每月租金是7000元左右。

「這些年雖然陸續也有小幅度的漲價，但仍然是同樣條件下最低的了。」楊文博說。

何老媽說，益童之家是整個中華兒慈會所有項目里最難募集到善款的。因為比起那些燒燙傷的孩子和大病兒童，這些玉樹來的孩子穿得整整齊齊，長得漂漂亮亮，「眼淚指數最低」，「勾不起人們捐款的慾望」。

她咬著牙，發動自己所有的人脈，四處募集資金，甚至連親朋好友都被她「搜刮」了一遍。她個人投在孩子們身上的錢，8年來早已不去算這個帳了。

她最揪心的，還是這些孩子們的前途。

這些從牧區來的孩子幾乎都不會說漢語，甚至有些孩子因為在地震中受的刺激太大，出現了短期的智力退行現象，連數字、拼音都得從頭開始學起。北京和玉樹不同的氣候和生活節奏，也讓許多孩子適應不良。

索南蘭周剛到北京就開始醉氧，晚上睡覺時，鼻血打濕了枕頭都沒有察覺。習慣了海拔4000多米的他，用了3個月才適應了北京。

他和一部分孩子開始學習工藝美術，其他的孩子有的學習舞蹈，有的學習體育，甚至還有學習玉雕和花絲鑲嵌工藝的。有一個孩子學的是舉重，已經拿到北京青少年舉重錦標賽冠軍、全國青少年舉重錦標賽第二名的成績。

「教練說他是能參加奧運會的好苗子。」何老媽幾乎對每個來到益童之家的人介紹這個孩子。「舉重冠軍」在一旁聽著何老媽的誇獎，羞澀地笑著。

何老媽想著，要讓這些孩子有個謀生的技能。她也擔心他們不會與人相處，擔心他們不會處理生活中的瑣事。

孩子們平時住校，節假日回到天通苑。他們每天早上7點鐘就要起床，打理個人衛生。每天都有人輪值，負責當天的衛生。

「起初是老媽幫我們排值日表，後來大家自己排。」索南蘭周說。

益童之家還有個規矩，所有孩子無論大小，衣服破了都得自己縫。索南蘭周學的是美術，衣服破得慢。他時常看著那些學舞蹈、體育的孩子，動不動就扯破了檔，裂開了袖子，自己穿針引線。

2013年，第一批參加高考的孩子有19個，其中18個考上了大學。按照約定，益童之家只會救助他們到高中畢業，往後的學費和生活費，孩子們需要自己籌措了。

有3個孩子在同一座城市讀大學，其中的女孩阿雪每天打工5個小時，賺取10元的時薪。何老媽去看他們，約阿雪出來吃飯。阿雪算了算時間，感覺為難。

「那份工作她不能丟，否則下個學期的學費，她就交不出來了。我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心裡很難受，發現很多孩子雖然也能打工養活自己了，但真是太困難了，那樣的話，他們就一點自習自我提高的時間都沒有了。」何江萍再次聯繫新湖集團，幫一部分孩子聯繫到了一對一幫扶的個人資助者。

那一年參加高考的7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

索南蘭周也承認，自己十幾歲叛逆期的時候，沒少惹老媽生氣。許多事他一想起來就後悔。

益童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何江萍發起了義賣活動，號召學工藝美術的孩子們每人畫幾幅畫，贈給來捐款的對象。索南蘭周不樂意畫，跟何江萍頂了幾句嘴。

他去自己一對一的愛心家庭暫住，一路上忍不住想著剛發生的事。「一出門我就後悔了，但就是拉不下面子回去道歉。」他苦笑著說。那時候，這個叛逆期的少年倔強又敏感，像一個冒著氣的火車頭。

他在愛心家庭住著，終於忍不住跟愛心媽媽說起了這件事。愛心媽媽勸他回去就向老媽道歉。

事實上，索南蘭周早就後悔了，愛心媽媽的勸說只是他服軟的台階。他拿出筆和畫紙，用那兩天的時間畫了幾幅畫，回益童之家的時候都帶了回去。

何老媽一見到他，還沒等他開口說話，就先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和平時沒什麼兩樣，就像先前的不愉快沒發生似的。

「老媽可能是在時刻保護著我。」索南蘭周說。他高二時，何老媽提出要看他的美術作品。周末回天通苑的時候，索南蘭周拎了自己的畫回去。出乎他意料的是，何江萍看完了畫，立刻把這個年輕人叫到一邊，單獨談話。

「清不清楚自己現在的水平？」何江萍一臉認真地問。

「當然。」索南蘭周叫問蒙了。當時一起學畫的同學裡，他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也不差。索南蘭周就這麼對何老媽說了。聽了他的回答，何江萍臉色變了。

「換學校吧，這是你最後三個月的機會。」她說。

索南蘭周那時候當然不服氣，立刻反駁：「你對我連這點兒信心都沒有嗎？」然而何江萍告訴他：「這關係你的未來。」

學校換了，到了新的環境，接觸了水平更高的老師和同學，索南蘭周猛然發現「自己到底有多差」。藝考前最後的三個月，他鉚足了勁，生怕叫老媽失望。

「這是我最難的時候，沒有她這麼細緻的關心的話，可能我就上不了大學了。」他回憶著說。

2016年9月，他接到了青海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了一名大學生，學習廣告設計。那一年參加高考的孩子有7個，7個都考上了大學，其中有4個是舞蹈專業，2個是美術專業，還有1個考上了北京青年政治學院。

這些孩子收拾行李，離開益童之家，甚至離開北京，去往全國各地。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他們當中有人哭了出來。一個女生說，「我身邊有許多優秀的人，我要努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這個從沒跳過舞的孩子高中階段才開始學習舞蹈專業，用3年補上落下的專業課。起初每次壓腿拉筋都會疼出一身的汗。她想對早已離開的父母說，「你們的女兒是堅強的」。

益童成長中心的牆上貼滿了獎狀

「孤兒」兩個字從項目名稱里去掉了，孩子們不喜歡這個稱謂

2015年8月12日，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件發生的時候，阿雪恰好就在那裡。

當時她還沒有畢業，在那邊實習。第二天她就可以換班走了，提前收拾好了東西。晚上第一次爆炸聲傳來，阿雪和其他人都湊到了窗前。第二次爆炸發生時，玻璃碎了。

阿雪拎著包就往外跑，混亂中手機掉在了地上。身後的人群擁著她往前走，她怕被踩踏，不敢停下，只得被推著一起走到了外頭。

公司說，讓所有實習的人先各自回家。阿雪掉了手機，她那時唯一一個能夠直接背下來的電話，就是何老媽的手機。她借了個電話，撥通了這個號碼。

何江萍直接開著車去了天津，把阿雪接回了北京。她很擔心阿雪，地震和爆炸，哪一個都叫人夠受了。她把阿雪送到了愛心媽媽家，勸她休息一陣子。

「跟她聊天，問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問地震的事情。」何江萍說。

事實上，大多數孩子都沒能從傷痛中真正走出來。曾有幾個孩子上大學離開了北京，偶爾回來辦事，人已經到了天通苑的樓下，最終卻沒有上去。還有很多孩子，在外面從不提起自己的過往。有個孩子為了不在表格上填寫父母情況，甚至放棄了助學貸款，寧可緊巴巴地打工。

「起初我還不理解，後來我試著從他們的角度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們的想法」何江萍試著讓自己更加細膩。她注意到，有個孩子私下表達過對「孤兒」這個稱謂的厭惡。那時，益童成長中心的原名叫孤兒成長中心，所有的服裝和旗子上，也都印著這兩個字。

何江萍向中華兒慈會打報告申請了一年，終於把這兩個字從項目名稱里去掉了，改成了現在的「益童」。

她把太多的精力投在了益童之家，外孫出生後，女兒一度生病了，親家恰逢有事，老伴兒也剛做了手術。即便這樣艱難，女兒都沒有給她打過求助的電話。

「她知道我沒時間去的，」何江萍有些落寞地說，「她對我說，『指望不上你』。」對這樣的指責，何江萍根本沒辦法反駁。從2010年的那個春天之後，她再也沒有在自己家裡過過除夕、中秋，乃至任何一個節假日。

兩年前，何江萍的癌症複發了，很快擴散到了其他臟器。她的腋下已經發黑髮硬，醫生讓她長期靜養，她說不行，「沒時間」。住院靜養被她改成了每天騰出半天工夫輸液。

「再給我5年。」她說，「現在益童之家最小的孩子13歲，我一定要再堅持5年，把所有孩子都養到18歲。」

許多孩子一提起她的身體狀況，眼眶裡就含著淚水。

2018年的春節，何老媽照例是在天通苑過的。

平時圍成一圈的長桌被擺成了兩排，32個留在益童之家過年的孩子擠坐在桌子兩邊。桌上堆滿了飲料和零食，鍋里煮著餃子，是何老媽帶著孩子們一起包的。

孩子們輪流上去表演節目，人人都有一個好嗓子。大家站在一起，把手機的電筒打開揮著，高喊「我們愛你」。聯歡會的最後一個項目，是所有孩子挨個跟老媽擁抱。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許多已經高過了老媽，她一邊笑著，一邊使勁把他們向上抱起來，彷彿當他們還是小孩一樣。

大年初一的餃子她是自己一個人包的，沒有讓孩子們插手。她怕他們包餃子技術不佳，下鍋要是露了餡兒，「寓意不好」。

何江萍給孩子們包餃子

北京是長大的地方，玉樹是家鄉和根

索南蘭周如今大二，是班裡的學習委員。他回到了青海，發現在北京住了7年的自己已經適應了低海拔地區的氣候，重新回到高原地區，反倒用了一陣子才習慣。

然而這裡畢竟是他的家鄉，比起其他地方來的同學，他適應起來快得多，不至於「跑兩步就開始喘」。他也慶幸，西寧的海拔畢竟比玉樹低了不少。

對這個年輕人來說，玉樹是他的家鄉，是他的根，而北京是他長大的地方。

「北京的快節奏讓我不能鬆懈，但是在老媽的身邊，讓我感受到真正的家。」索南蘭周說。他打算在畢業後回北京找工作，但他也說，總有一天。還會回到家鄉，紮下根去。他想讓那個記憶中的地方變得更好。

「或許可以用我的專業，對老家的古建築保護事業做一些什麼。」這個年輕人說。在北京這些年，他的漢語已經說得很流利，藏語也沒有擱下。

當年那些孩子里年齡最大的阿措，畢業後早早回到了玉樹。他和朋友一起貸款，開了一家設計公司。

儘管他知道，作為一個設計專業的學生，留在大城市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更高的工資，更舒適的生活。但僅僅是「老家」兩個字，就足以是他回去的全部理由。

「並沒有覺得很難選。」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對北京的生活節奏和氣候，他感覺不太適應。

在北京生活過3年，對阿措來說，是他的「收穫」，讓他有學可以上，有了「改變自己的能力」。他的人生追求不是「北上廣」，而是「改變家鄉」。

益童之家的孩子在水邊畫畫

在阿措回玉樹之前，益童之家對玉樹的後續救災項目往往需要專門派人去處理。這項工作後來直接交給了阿措，有書和衣服寄過去，何江萍就給阿措打電話，由他負責發放。用何江萍的話說，阿措簡直是益童之家的「志願工作者」。

「何老媽教會我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感恩，她沒有讓我感恩她，而是感恩幫助我的所有人。而這種感恩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阿措覺得比起北京，家鄉才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他想盡自己所能，讓家鄉的人過得更好。

不止阿措和索南蘭周這樣想，益童之家的許多孩子，都想著將來回到家鄉去。15歲的毛毛已經獲得兩次海淀區「三好學生」和一次北京市「三好學生」稱號，成績名列前茅。她想好了，將來要回玉樹當老師。

「我受難後，發現人性的很多美。」阿措說。益童之家給過他家的感覺，這種溫暖是何江萍賦予的，也是「何老師轉變成何老媽」的原因。

那是在2010年的盛夏，最初改口的是幾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到最後，所有的孩子，包括當時已經快要成年的阿措，都叫何江萍「老媽」。

索南蘭周也懷念這些美好，他和其他的孩子們曾經在一起玩玩鬧鬧，彼此扶持。他們會一起談起曾經在老家的生活，也會期待未來的日子。

去年的母親節，索南蘭周和何江萍一起站在天安門前合了一張影，兩人肩靠著肩，嘴角笑得彎彎的。

他把照片發在了朋友圈裡，配上了一段文字：「媽媽，今天是一個您也許不會記得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這麼多年您辛苦了，自己要多注意身體。媽媽：祝您母親節快樂！」

（阿周、阿雪、阿措、毛毛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張渺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3月07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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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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