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流感100周年，人們遭遇了什麼
為什麼要說起西班牙流感
二戰結束於原子彈，一戰結束於流感病毒。
1918 年到 1920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尾和戰後的兩年時間裡，一種名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橫掃美洲、歐洲、亞洲，甚至愛斯基摩人聚集區，奪去了全世界 5000 萬到 1 億人的生命，達到當時世界人口的 5 %，被它擊倒的人數遠超戰爭傷亡人數。
更為神秘和令人恐懼的是，這種疾病喜歡攻擊青壯年人群，短短數日，那些強壯的身軀便會痛苦的倒下——後來有研究者認為，大流感帶來的可參戰人口減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前結束的原因之一。
大流感流行時期的美國醫院
正如它的到來不為人知，它的消逝也並非因為人定勝天的勇猛。西班牙流感，是人類歷史上不斷有人為它著書立說的一次「瘟疫」。人們時時回顧這場瘟疫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而思考不無裨益。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 約翰·M·巴里在 2004 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大流感: 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所言：1918 年大流感的始末不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毀滅、死亡和絕望的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如何與自然強加於人類社會的災難作鬥爭的故事。它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在近乎完全混亂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冷靜思考然後作出果敢抉擇並付諸行動，而不是無謂地長時間爭論的故事。
2017 年 12 月底，高強度的季節性流感在全國爆發。第 52 周北京市流感病例一周內上升 81.44%，全國流感發病數超過 12 萬。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全國各大醫院急診爆滿，0-4 歲和 25-59 歲人群感染數量劇增。2018 年新年第一周，北京全市報告流感 9000 例，超過去年的 19 倍。
在美國，這場十年來最嚴重的流感在 2 月也奪走了 63 名兒童的生命，英國 1 月份有 450 萬人出現相關癥狀。2018 年，成了 1968 年香港流感爆發以來全球疫情最嚴重的一個冬天。
疫苗失效、兒科停休、「特效藥」脫銷、學校成為流感重災區、接連不斷的疫情發布和指南預告、隔離、緊急狀態預警……時隔 100 年，在突然而至的疫情面前，人類的恐慌和無助似乎沒有什麼不同。
毫無理由的，隨著 2018 年春天的臨近，已進入絕對峰值的流感病例數開始下降，並在 2 月底回落至往年常規水平。流感病毒一如在這 100 年裡的每次爆發一樣，再次翩然離去。
我們此時回顧100 年前那場大流感，正是想看看在疾病面前，人類曾經遇到過什麼，又可以改變什麼。
戰爭，一個巨大的培養皿
「西班牙流感」並非起源於西班牙。
事實上，它在爆發 2 個月後才來到歐洲。在這裡，流感從法國來到義大利，並很快波及英國、德國、丹麥和西班牙。
那是 1918 年，巴爾幹半島燃起的那場戰爭已經持續了 4 個年頭，在戰時狀態下，參戰國的每一份報紙都連篇累牘地報道著軍隊和政府的消息——除了中立國西班牙。在這裡，讓包括國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內的 800 萬人虛弱不堪的大流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警告和報道。
就這樣，新聞戰時管制給了大流感一個名字。而這只是戰爭給西班牙流感帶來的影響中極小的一個。
1918 年 1 月，美國作為協約國參與戰爭剛滿一年。為了這場全情投入的戰爭，美軍在短短 3 個月內從戰前的幾萬增長到幾百萬。數十萬士兵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兵站里——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州和地區，擁有完全不同的疾病易感性——許多年後的公共衛生專家會這樣評估，幾百萬年輕人聚集到兵營極端緊張的空間，混雜人口頻繁接觸，意味著流行病爆發幾率幾何級數的增加。
除了大規模人口和病原聚集，戰爭還為人口遷移提供了最佳理由，再加上極端的戰爭環境和惡劣的醫療條件，都是 1918 年的那場致命傳染病的最佳溫床。
1918 年 2 月，流感來了
1918 年 2 月底，幾位年輕人從「重流感」正在擴散的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應徵入伍。他們在 3 月 2 日抵達福斯頓軍營，兩天後，部隊醫院開始接收第一批流感士兵，三周內，1100 名來自福斯頓的病重者入院治療。3 月 18 日，與福斯頓發生兵力調動的喬治亞州福瑞斯特軍營有一成士兵開始請病假； 4 月，全國 30 個臨近軍事基地的大城市因流感死亡的人數達到頂峰。
疫情迅速被傳至地球的另一側。美軍登陸歐洲布雷斯特的第二天，法國海軍司令部因流感忽然中斷指揮。4 月底，疫情隨法國士兵抵達義大利，繼而來到英國陸軍軍隊，5 月，英國第二陸軍疫情惡化，一支炮兵旅在 48 小時內即有 1/3 士兵倒下。
第一波流感爆發時的美國醫院
這是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次爆發。疾病被傳播至西班牙、希臘、德國和丹麥，並在 6 月初隨著運輸船抵達孟買和上海，但在 4 個月後，大多數感染者都很快恢復，士兵們也迅速重新投入戰鬥。
一切都在好轉，之前的流感疫情似乎只是戰爭中的一個小插曲。直到 1918 年 7 月。
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過程
一艘從法國駛往紐約的輪船上爆發了嚴重流感，由於染病水手過多，他們不得不暫時停靠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等待船員恢復元氣；法國一個小型軍事基地內的突發疫情，帶走了 5% 的法國新兵；7 月，伴隨高死亡率的流感在阿肯色州派克軍營的一支美國後背特遣隊中爆發，部隊醫院被擠得水泄不通。
一個接一個病例在世界範圍內陸續出現，第二波疫情如同將要沸騰的鍋中之水，終於帶來了致命的一擊。 1 個月內，它已經遍布除大洋洲外的所有大洲。
馬上是更猛烈的第二波
美國波士頓北部的德文斯軍營里，僅 9 月 24 日一天，就有 345 人被確診為肺炎，佔到整個軍營人數的 19.5%；在費城，街上到處掛滿了暗示家中有人去世的白色綢布，堆積起來的屍體無處安放，有父母只能把他們的兒子放在通心粉的盒子里埋葬；加拿大的拉布拉多，死者在嚴寒中與床單凍在了一起；歐洲，德國普通民眾的死亡率達到 27.3%，非洲的甘比亞，流感抹掉了大部分村莊的痕迹；日本關島有 10% 的人死於流感，在印度德里，有的火車離站時車上還全是活人，到站時已經滿是屍體……
到處都是血跡——在美國軍醫格里斯特寫給同事的信中，他描述道：這些人開始看起來像是患的普通感冒，但當他們被轉入醫院後，病情迅速惡化為聞所未聞的惡性肺炎，入院兩個小時，他們的顴骨上出現紅褐色斑點，幾個小時後，病人顯著出現發紺現象，他們滿臉青紫，分不清是白人還是黑人。……埃爾小鎮為運送屍體開了專列，棺材供不應求。」
不到 2 個月，攀升過快的死亡率已經令人厭煩。在密歇根州的軍營里，有死者沒有完全斷氣就被放進裹屍袋，費城大遊行的第三天，全城死亡人數為 117 人，這個數字在第四天被翻了一倍。有病重者在家中與屍體躺在一張床上，掘墓人們也得了病，他們拒絕埋葬這些流感病人的屍體。許多死者表情驚恐，耳朵和鼻子都在出血。
1918 年 10 月的紐約街頭
戰時醫院內的感染者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疫情是整次流感大流行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僅在 1918 年 10 月，就有 20 萬美國人因流感而喪生，1918 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因此比平常減少了 12 年。
第三波流感到 1920 年才結束
1919 年春，戰爭已經結束了兩個多月。僥倖在戰爭和疾病中存活下來的人們又迎來了第三波流感爆發，因為不再受到審查機構的限制，這也是此次流感得到最大規模報道的時期。人們拿起手中的筆，寫下的第一個詞是：恐懼。
「據稱，這場流感是古老的中世紀『黑死病』 捲土重來」，一家悉尼的報紙毫不猶豫地用「末日瘟疫」來稱呼這場流感。在孩童時代經歷過流感的倖存者們在成年後書寫回憶錄時，「黑死病」成了他們最直接的記憶。
街頭戴口罩的士兵
關於大流感隔離的警示牌
恐懼使志願者們不敢進入那些病重者的家庭，最終不少病患甚至活活餓死，護士們甚至不敢接求助者的電話，唯恐疾病會通過纜線傳播。在不得不出門的場合，人們頭戴口罩，相互別過頭，儘可能拉遠距離對話，「是恐懼，而非疾病本身——幾乎將社會粉碎。」
1919 年 2 月，巴黎因大流感死亡的人數為 2676 人，3 月，這個數字是 1517 人。事實上，就在戰後巴黎和會的四個月里，參與會議的法國、美國、英國的三大巨頭都曾不同程度的染上流感，它甚至被視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回國後患上中風的誘因之一。
漫長的第三波流感一直延續到 1920 年春天方告結束。這時，全世界 18 億人口中非常規死亡人數已超過 5% 。
人們逐漸確信，疾病來自外界
在病理學和公共衛生事業尚處於起步時期的 1918 年，即使是通過公開媒體信息，人們也很難得到對疫情的準確判斷。
其時，美國的現代醫學研究剛剛起步。就在一戰前的幾十年，現代醫學還和兩千年前沒什麼兩樣。公元前 460 年的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通過觀察進行醫學實踐的醫療方法，他的「氣質和體液學說」後來被古羅馬醫學家蓋侖總結提煉為「疾病是人身體失衡的結果，醫生需要將其調整恢復平衡，就能成功治療疾病」。它統治了西方醫學近 1500 年，為「放血療法」「順勢療法」和強效瀉藥的使用等提供了強大依據。
畫作 《中世紀的醫學》，畫面中央是蓋侖
但到了 19 世紀末，歐洲的醫學教育開始發生變革，醫學逐漸被認定為一種通過實驗探索而非依靠邏輯和觀察實現的科學，研究者們開始用類似現代科學的方式來審視醫學，延續 2000 年的舊論斷在短短 300 年間土崩瓦解。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醫學家畢廈開始解剖器官，使用聽診器和體溫計，路易斯等醫生在病理解剖學研究中，將病患器官和健康器官進行對比研究，逐漸形成了人們對於疾病的新觀念：疾病是一種侵入人體實質部分的實物，它具有自身特點，並且客觀存在。
體溫計、血壓計等數值化的測量系統也將數學邏輯引入了醫學領域。19 世紀 40 年代，流行病學作為一種全新的學科登上舞台，英國內科醫生約翰·斯諾在他的論文《霍亂傳遞方式研究》中對英國倫敦西敏市的霍亂爆發做了細緻觀察，他將統計學運用於論文中，提出霍亂的傳播並不源於污濁的空氣，而是因嚴重的水體污染。
同時，疾病來源於人體外部的說法也獲得了微生物學界的認可。
羅伯特·科赫在鏡下發現了炭疽桿菌和結核桿菌
隨著一種新式消色差透鏡成為德國醫生的標準配置，微生物學家陸續在顯微鏡下發現較大的寄生蟲，1849 年魏爾嘯和伯爾納共同創立細胞病理學後，人類對疾病的認識被推進到細胞水平。大量用以探索研究的實驗室在歐洲出現，1840 年，德國微生物學家亨勒在論文《論瘴毒與傳染》制定了微生物和疾病之間病因關係的基本條件，至此，病原學和新興的微生物學終於解決了困擾醫學二十個世紀那個疑惑，即「究竟什麼是傳染？」
可他們對病毒還是一無所知
但在 1918 年，大流感的元兇——病毒——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直到 10 余年後，流行性感冒由病毒引起的論斷才被公開發表。
如今，只要接受過高中生物學教育的人都知道，病毒和細菌不同，它是一種不需要新陳代謝，僅具備複製功能的生命形式。病毒的核心部分是一段基因片段，它通過各種形式入侵細胞，改裝宿主基因並使之複製出成千上萬個新的病毒個體。不同形式的流感病毒會對人體造成不同的影響，其中 A 型流感病毒會導致區域或世界範圍內的流行性疾病。
H1N1 流感病毒外形
流感病毒主要攻擊呼吸系統，當細胞被入侵後，人類的免疫系統會迅速對其作出反應，流感病毒通過「抗原漂移」和「抗原漂變」等方式繞開免疫系統的識別，進行跨物種傳播並帶來流行——許多醫學史研究者認為，15 和 16 世紀的幾次大流行病其實就是流感，在人類現代運輸開始後，這種流行病在 18 世紀發生過 6 次，19 世紀發生過 4 次。
當時執著於尋找病原菌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些。經過解剖和病原體配養，以紐約市實驗室主管帕克和細菌學家劉易斯為代表的病理學家們逐漸將流感歸因到一種名叫流感嗜血桿菌的細菌身上。
這是在 1892 年發現的一種普遍存在於流感病人呼吸系統中的微生物，它也因此被發現者菲佛博士認為是導致流感的病原體。（後來研究證明它實際招致的是細菌性肺炎）
流感嗜血桿菌
大流感的兩年內，在美國和歐洲的數十個實驗室里，微生物學家們開始以各種方式從患者和死者體內分離這種細菌。分離和培養過程非常艱難，可找錯目標的他們依然不得不面對失敗。整個 10 月，來自費城、紐約和芝加哥的抗血清和流感疫苗在全國範圍內被發放，數量龐大的疫苗足夠幾百萬人使用，可直到這時，流感嗜血桿菌還沒能按照常規細菌學原則被分離和培養出來。
疾病和戰爭帶來消沉
大流感神秘的消失了，它帶來的影響卻不止於此。
大流感在 1918 和 1919 年在歐洲和美國的死亡人數
全球範圍內的流感後遺症和併發症被記錄在案。流感帶來的心臟疾病和腦膜炎在後續的幾年時間裡佔據了醫學記錄的主流。
戰爭和流感相繼帶來的喪親之痛瀰漫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後來的研究者認為， 20 世紀 20 年代的民眾意志消沉及那種困惑、背叛與痛苦糅合而成的虛無主義正與此次流感有關，一戰前線的血腥場景在每一個人身邊被流感還原，鄰居和親人的死亡，各類防疫和診療方法失效，都讓人們對科學和宗教的信仰陷入虛無。
大流感的三位受害者
1923 年，杜威在《新共和》中發表文章，「人們對疾病的人數是否像今天一樣廣泛普及，這點值得懷疑……對於特效藥和救世主的關注證明這個世界病重到何種程度。」
在流感侵襲期間，許多地方政府無力主持大局，但防疫和處理危機必須的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依然增強了人們對中央政府的依賴。
國家公共衛生系統成形了
也有好的方面。由於這次流感，人類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國際衛生合作計劃，流行病學和醫學統計學成為公共衛生研究的主流方法論。
從費城到新墨西哥，全新的公共衛生服務部門被建立起來，大量臨時醫院被改建為永久醫院，現代醫療制度正式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被固定下來。
芝加哥市的護士招聘廣告
美國的公共衛生治理與 19 世紀後期的快速城市化密不可分。人口流動密集，易感人群的跨區域旅行，再加上城市衛生環境的快速惡化，高速發展的城市為傳染病的流行創造了絕佳環境。
直到 19 世紀 60 年代末，華盛頓的街道還堆滿了居民肆意傾倒的垃圾，老鼠和蟑螂甚至出現在白宮裡。在這樣的環境下，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的兩次疫病流行，就直接成了美國早期公共衛生治理的契機。
美國的首個衛生委員會設立於 1798 年紐約的黃熱病大流行之後，為控制瘟疫，1804 年，政府首次在這個人口密集、污水遍地的城市設立了專職衛生檢查官，由警察局領導。之後，在波士頓和費城等一些大城市也逐漸建立了專門的衛生檢查系統。除了監管環境衛生，他們還負責檢疫和隔離傳染病患，到南北戰爭前夕，許多州衛生委員會已經建立起專門的傳染病登記報告制度，開始了衛生宣傳和天花接種工作。
1878 年，隨著工業發展和人口增多，美國的環境衛生情況再次惡化。為此，議會在專門通過了用以防治傳染病的《國家檢疫法》。檢疫法大大加強了美國公共衛生和海軍醫院服務機構，也就是後來的美國公共衛生局的檢疫許可權。在1905 年新奧爾良再次爆發黃熱病時，這一機構已經被授權調控州際間血清、疫苗等物品的運輸。
到 1900 年為止，全國的大部分衛生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加強法律監管和傳染病防治。在 1915 到 1920 年間，這些處於發展中的衛生防疫機構參差不齊，缺乏標準化規則。那些成熟的公共衛生計劃大都連篇累牘的論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關記錄，而在人口小於 2.5 萬的小城市，衛生部門的工作往往只有對接觸性傳染病的檢疫隔離和化學熏蒸等不成熟的手段。
大流感時期的醫生和檢疫人員
大流感一開始，威斯康星州拉克羅市的衛生部長就指出了公共衛生領域的標準化問題。流感過後，美國的公共衛生機構組織性明顯增強，人們也慢慢意識到，公共衛生事務需要專家來作出解答。城市、農村和鐵路衛生系統開始統一制定對水、牛奶和污水處理的標準，州政府統一收集疾病發病報告。
許多永久性的公共衛生機構在流感中得到確立和保留。比如紐黑文市為此專門對衛生部進行了永久性的改造。他們重組了學校一級的衛生檢查公司，大幅度增加了兒童衛生服務的預算；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不再依靠他們周圍的衛生設施，流感中建立的臨時急救醫院變為常設機構。
流感中，全民性的衛生教育得到了普及。衛生部門的教育宣傳是全國甚至全世界性的一次改善。在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公交車上被貼上標語：吐痰傳播死亡。人們開始確信，那些糟糕的衛生習慣的確會招致疾病。城市清潔和個人清潔成了社會教育的主流。
防治流感的宣傳畫
由於流感，公共衛生局獲得了新的聲望和更大的權威。同樣是馬薩諸塞州，許多民眾直接支持衛生部充當總管理者，統一解決州內的社會問題和醫療問題。人們還以流感為由，要求聯邦統一控制公共衛生，有人甚至提議要將醫生和護士全部歸類在中央之下，羅切斯特市的一份《郵政快報》指出，需要像英國和法國那樣將全國分為醫療監督的 2-3 個區。
人們還從大流感中學到了一些教訓，比如需要為衛生局建立一支後備部隊。在 1918 年 10 月後，大量參與檢疫和宣講的衛生官員陸續倒下，人們開始意識到衛生系統建設的諸多問題。10 月 27 日，為衛生局建立後備力量的法案在國會通過，儘管它對當時的流感病情已無太大意義，但這種規範性的規程依然在之後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著作用。
在這之後，類似的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視再次出現，還要等到 1935 年羅斯福新政《社會保障法》正式實施的時候。
在美國公共衛生史的研究中，學者們並不總會提到這次大流感。二戰後的「新史學」研究思潮又將公共衛生史與社會變遷和個人生活連接起來，那場殺死了將近一億人的西班牙流感就這樣隱藏在了無數霍亂、黃熱病和瘟疫當中。
如何才能擁有消滅一種疾病的能力？
如果說病毒的變異和流行只是偶然現象，那麼，新一輪疫情將在何時到來？我們的社會為此又做了哪些準備？
在「後西班牙流感」歲月里，這些問題依然不斷困擾著人們。尤其在 20 世紀的三場大規模流感侵襲之後，西班牙流感帶來的遺產反而變得愈加沉重。如何使一種疾病獲得決策者的重視，常常不單取決於受害者的數量和死亡的壓力，還涉及社會政治行為、大公司、研究機構和公益組織的共同合作。
以二戰後美國轟轟烈烈阻擊脊髓灰質炎的「一毛錢運動」為例。1921 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在一次游泳後染上了脊髓灰質炎病毒，坐在輪椅上的他很快成了這種疾病最直觀的代言人。
不良於行的羅斯福
與此同時，戰後高生育率也帶來了脊髓灰質炎的病例數目增長。1946 年，全國報告病例達 25000 例，並在 1952年達到58000 例。
從統計學上來說，罹患嚴重脊髓灰質炎的概率不大，留下永久性癱瘓的概率更小，致死的概率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但在美國政府在 1938 年專門成立的國家小兒麻痹症基金會宣傳下，這一疾病很快成為美國人最關心的疾病。隨便拿起一本雜誌，人們都會看到這樣的標題：「致家長：小兒麻痹症須知」、「你能以什麼方法幫助脊髓灰質炎運動」……
抵抗脊髓灰質炎的宣傳畫
貓王也加入了「一毛錢運動」
1934 年，美國醫師查爾斯·阿姆斯特朗在實驗室里把脊髓灰質炎病毒傳給猴子和小白鼠。 1936 年，紐約大學的研究助理莫里斯·布羅迪終於成功利用猴子的脊髓作為病毒生長環境，製成脊髓灰質炎疫苗。
接下來需要試試這種疫苗的有效性了。在疫苗測試階段，布羅迪開始用自己和多位助手為被試，試驗結果相當不錯。於是，為了證明滅活疫苗的有效性，基金會開始了一項以保護兒童和父母參與為核心的，依靠無數熱忱的志願者來完成的索爾克疫苗試驗——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試驗。
整個 1954 年，數百萬美國家長被說服讓自己的孩子參與實驗，130 萬名兒童被注射尚在測試中的疫苗。
疫苗注射完成後的兒童/圖片來自芝加哥論壇報
國家被動員起來了。基金會在全國 211個城市中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工作坊。醫生和護士接受疫苗臨床使用的簡單培訓；學校負責人和老師學習如何記錄數據、聯繫家長，彙報疫苗情況的電話在密歇根大學的疫苗研究辦公室里不斷響起。最終，60萬名兒童中接受了全部三次注射的比例為95%，證明著密集的全國性宣傳和各地社區努力的價值。
孩子們很快出現了過敏反應，其中有數百人因意外和感染死去。但最終試驗的結果令人慶幸，研究表明，疫苗預防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 80%—90%。
一個運轉良好的體系
私人資助的醫學研究也在其中發揮著作用。在歐洲，政府、大學和富人們素有捐助醫學研究的傳統，1894 年白喉抗毒素被發現後，美國的富豪和私人企業等外行者開始關注醫學領域。
1901 年，洛克菲勒的外孫在芝加哥死於猩紅熱，同年，私人注資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成立，擁有 75 個獨立的實驗室的研究所為科學家們提供了完美的的協作環境。自成立的第一天起，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就將醫學本身作為一個獨立領域，科學家們在此研究傳染病學，也領導同業研究者從臨床中學習。
研究所誕生6 年後，研究所的科學家西蒙.弗萊克斯納發明了細菌性腦膜炎的血清療法，使他本人和研究所名聲大噪。
比名聲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所代表的研究方式。大流感中，儘管沒有一個實驗室成功確定流感病原或分離出所謂「菲佛桿菌」，但政府、科學家和非營利組織的共同協作，卻給後來的流行病防治確定了相對運轉良好的體系。
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
不過，這些致力於進行公共衛生服務的機構和行為還是時常招致不滿和質疑。
正如創下世界醫院修建速度紀錄的小湯山醫院，2003 年，由於非典疫情迅速蔓延，北京市政府以 8 天時間緊急建設了一座擁有 508 間病房和上千張病床的野戰傳染病醫院。它在 51 天內共收治 680 名非典病人，其中大部分痊癒出院。到 2010 年，這座被稱為「中國寂靜嶺」的醫院宣布拆除。
民眾對疾病的認知多大程度上受到強政府的影響？公共醫療和衛生制度是否必然意味著讓渡個人權利？究竟哪些因素能決定一個社會或者國家對抗疾病的能力？每一次大型的流行疾病，都會給人們留下更深遠的討論議題。
大流感引發了人們對方法論的思考
約翰·M·巴里在《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指出，1918 年大流感引導人們思考了「科學最重要的兩個問題」，即「我能知道什麼？」以及「我該如何知道？」
他在書中寫道，「事實上，在第一個關於能知道些什麼的問題上，科學和宗教兩者就已分道揚鑣了。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哲學——認為自己能夠知道，或者至少論述了「為什麼」這一問題。
而「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來說卻過分深奧。科學認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樣」發生的。
當科學不僅僅致力於「我能知道什麼」，更重要的是改變其研究方法並改變「我如何得知」的答案時，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醫學的革命開始了。「
這就是方法論的意義。在狹義的科學領域，對「我該如何知道」的回答決定了一個人面對科學的操作方法——是觀察、邏輯推演，還是動手實驗。
他同時認為，對方法的探索不僅涉及學術探討，還將影響一個社會對自身的管理手段，甚至社會結構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一個社會相信自己掌握真理並且無須懷疑自己的信仰，那麼這個社會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會發生變革。但如果它為質疑真理留有空間，那麼它就更有可能變得自由開放。
《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封面
在 1918 年大流感中，人們面對並且接受了自然的暴虐，直面死亡的恐懼，同時也承受著謊言和愚昧帶來的傷害，「無法估算有多少人的死亡源於威爾遜創建的宣傳機器，也無從知曉多少年輕人因權威人士的『流感』保證而白白送命」。我們只知道，在短短四年時間內，戰爭使全世界 3500 萬人喪生，因傳染病死亡的人數還要超過戰爭。
時間轉回到 1919 年春天的那場巴黎和會，後來的戰爭史和醫學史甚至將最終不盡如人意的和談結果歸咎於大流感。他們寧願尋找證據證明主導和談的三巨頭都陷入了流感帶來的精神錯亂，否則無法解釋，原計劃為世界永久和平進行的和談何以成為各國劃分勢力和進行戰爭報復的溫床。
無論如何，一戰和流感共同將「死亡」深深烙印在人們心裡，它為二十年後那場以「邪惡」為標籤的戰爭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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