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考古

原標題：隋唐五代時期考古

2015年度，隋唐五代時期考古各領域都有新發現和新研究成果，發表或出版的考古簡報、專刊報告、論文、論著等約150篇（部）。現謹按城市及建築遺址、陵墓及墓葬、手工業遺存、墓誌碑刻、石窟寺遺存、邊疆民族與中外交流遺存、學術活動等幾個方面，擇要概括如下。

一　城市及建築遺址

河南省洛陽市隋東都回洛倉遺址有了一些新的發現，共清理出漕運渠道1條、道路4處、晚唐至五代時期墓葬11座。渠道位於回洛倉城管理區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寬25.5米、深6.5米~7米。道路均位於北部倉儲區的北牆外，路寬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寬路面車轍均稀少（《洛陽考古》2期）。

江蘇省揚州市唐揚州城遺址考古也取得了新進展，在蜀崗南緣城址西城牆的考古發掘中，明確了西城門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與主城牆的間距等問題（《考古》9期）。2015年度出版的《揚州城遺址考古發掘報告（1999—2013年）》則詳細報道了4年間的發掘成果，對揚州蜀崗城址範圍、唐羅城修建及沿革、蜀崗下城城門、揚州城城磚等問題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獲得了新發現，在通錦路的搶救性考古發掘中，揭示出盛唐時期「凈眾寺」內的磚砌溝渠和人工池塘等園林式景觀遺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時期建築構件及青羊宮窯、琉璃廠窯和邛窯等瓷器（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丁垚、張思銳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觀察到大量很可能屬於唐時期風格的彩畫遺存，與整個大殿一起，可視為長安佛寺建築風格的代表（《文物》10期）。樊瑞平、劉友恆在對河北省正定縣盛唐開元寺遺址保存的三門樓12殘柱和一段闌額進行拼對、測量和記錄的基礎上，對殘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題名、經文)和線刻(佛像和供養人像）進行了初步研究，並依據有關資料對三門樓式樣進行了初步復原（《文物春秋》1期）。

周源認為文獻僅載洛陽含嘉倉有三座城門,因此學者們根據出土銘文磚而提出的「東門」說值得商榷，「東門」實指的是倉城「含嘉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期）；汪勃對唐揚州羅城牆調查發掘資料進行了梳理,認為天寶九年（750）已建羅城，中唐時粗具規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時則進行了修繕（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以下簡稱《慶賀徐光冀》）；李裕群對山西省太原市蒙山開化寺遺址上的兩尊鐵佛像(坐佛和迦葉弟子像)做了較細緻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謂與禪法的關係做了考證和討論，進而認為鐵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時期，迦葉弟子像應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時期，佛像禪定手法可與開化寺崇尚禪法有關（《慶賀徐光冀》）；賀大龍的《長治唐五代建築新考》（文物出版社）一書，通過對山西省平順縣天台庵彌陀殿、龍門寺西配殿、大雲院彌陀殿、長子縣布村玉皇廟前殿、潞城市原起寺大雄寶殿、長子縣小張碧雲寺正殿等建築實例的調查，對每處建築的布局、年代、細部結構、建築方法等進行了討論研究。

二　陵墓及墓葬

隋唐陵墓考古方面。張建林結合文獻記載，在2005年至2015年關中唐陵調查資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學界常稱的所謂「下宮」，實際上應為用於祭祀的寢宮，「下宮」的稱呼始於晚唐。關中18座唐陵除唐僖宗的靖陵外，都發現有寢宮，通常位於陵園西南第一、第二闕的西側，周有城垣，南面設門（早期昭陵和乾陵北面也設門）。初唐時期寢宮規模稍小，盛唐時增大，有內外城垣，晚唐時又變小。寢宮內有寢殿、便殿、廊廡等建築（《慶賀徐光冀》）。程旭、楊瑾、王建榮主編《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貞順皇后石槨研究》（文物出版社）記述了敬陵石槨入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的曲折歷程，重點對石槨的形制、彩繪和線刻圖案等進行了較深入的綜合性研究。

五代時期南唐二陵的考古繼1950~1951年陵墓本身發掘之後，又有了新的發現和重要補充。在南京市江寧區祖堂山南麓對南唐欽陵和順陵的陵園的勘探和試掘中,發現陵垣、陵門、夯土建築台基、道路、窯址、墓葬等重要遺迹，出土了數量眾多、時代特徵明顯的筒瓦、板瓦、蓮花紋瓦當、滴水、鴟吻、獸面脊瓦等建築遺物，明確了陵園的四界、方向、時代與性質(《文物》3期）。發掘者王志高結合發掘資料和文獻記載，對南唐二陵的陵園進行了復原研究，認為南唐諸陵共用一個封閉的不規整近方形陵園，陵園坐北朝南，陵垣四面辟門，陵園內設獻殿和下宮，是對唐陵陵園布局制度的繼承與創新。祖堂山南唐陵園在營建之初，堪輿、禮制、將作等眾多職能部門曾進行了共同規劃設計（《文物》3期）。

2015年度全國各地均有隋唐五代時期的貴族及平民墓葬發掘出土。西安市南郊西安理工大學新校區發掘唐代墓葬一百餘座，其中唐王朝宗室後裔李倕墓未經盜掘，形制完整，出土隨葬品豐富，尤以金冠、金配飾最為精湛（《考古與文物》6期）。在河南省洛陽市通衢路南、洛龍路西發現唐武攸宜夫人李氏墓，出土陶人物俑、動物俑和墓誌等隨葬物（《洛陽考古》3期）。河南省開封市小店王發掘出隋唐墓葬2座（《華夏考古》1期）。洛陽市工業園區銜山路東發掘唐代刀形土洞墓1座，據出土墓誌，墓主為河南尹達奚珣及妻寇氏的夫婦合葬墓（《洛陽考古》1期）。河南省衛輝市大司馬墓地發掘出隋末唐初乞扶令和夫婦合葬墓（《考古》2期）。河南省泌陽縣發現了唐代宗室幼童李洪鈞之墓，出土了紅陶羯鼓等一批小巧玲瓏的陶器、帶有明確紀年的墓誌等（《洛陽考古》1期）。

其他地區的墓葬有：在鄭州市羅庄城中村改造工程項目中，清理出隋代單室磚券墓1座，出土隋大業六年（610）墓誌1合，另有出土紅陶俑、辟雍硯、瓷器、鐵鏡、墓誌等隨葬品(《中原文物》6期)。

山西省臨汾市西趙遺址三座唐墓出土有隋大業十年（614）、永隆二年（681）墓誌以及玻璃器等隨葬物（《考古》6期）；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彭陽縣海子塬墓地清理出隋墓5座（《考古與文物》3期）；北京市大興區三合庄清理唐代墓葬33座，均保存完好，形制既有小型磚室墓，又有大型的「甲」字形墓，墓室內出現了磚仿木結構和磚仿傢具裝飾，墓室內出土有白瓷器和漆器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北京市通州區次渠鎮發掘清理出唐墓5座，應屬同一家族墓地，墓道均為斜坡狀，墓室有弧邊方形、圓形和長方形三種，這批墓葬的年代應該在唐末遼初時期，出土銅鏡、鐵釜、陶罐、釉陶罐、三彩鴨形盂等隨葬品（《文物春秋》1期）。

山東省濟陽縣垛石鎮發現唐代臨濟縣令顧忖家族墓葬2座。其中，一號墓出土墓誌表明墓主人為顧忖，為單室穹隆頂磚室墓，四壁殘留彩繪壁畫，墓室內飾有磚雕斗拱、桌、椅、窗，均有紅色彩繪，前後室連接處上部出檐（《中國文物報》6月19日）。

墓葬研究方面。何偉、李卓中採用考古類型學和地層學的方法對寧夏地區原州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分期、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特徵進行分析,將該地區唐代墓葬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個時期（《華夏考古》3期）。

李明據以考古發現的唐昭容上官氏墓等毀墓的特殊現象，從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遺迹入手，分析了毀墓行為的實施主體、動機及期望的效果，試圖還原唐代毀墓的具體做法，揭示出毀墓暴屍現象所反映的自武則天開始的複雜政治鬥爭和心理威懾因素（《考古與文物》3期）。

西安市長安區唐韓休墓自發掘以後，學者們對其精美的壁畫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葛承雍將新出土的唐韓休墓山水壁畫與日本正倉院南倉藏琵琶山水畫做比較，認為唐代山水畫家已經熟練運用「日出」為焦點的透視畫法，為中國山水畫變化發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史料（《美術研究》6期）。鄭岩圍繞韓休墓墓室北壁的山水圖像的內容、圖式與母題進行了討論，探討了其與敦煌觀無量壽佛經變「日想觀」圖式的共同性以及早期山水畫與佛教凈土信仰的複雜互動關係等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

郭曉濤對《陝西鳳翔隋唐墓》發掘報告中鳳南—17唐墓中出土的絲絹質品經咒殘圖進行了分析、釋讀和校正，認為該經咒文本是《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以及《佛說救護身命經》相關片段的合體。經咒中「王公主」的題記，應該是鳳翔經咒的受持供養人，同時也應與墓主人相關(《考古》1期）。

楊效俊通過對隋仁壽年間舍利瘞埋制度的討論，認為隋代京畿地區神德寺舍利石函圖像以石函四面八樹為特徵，寓意釋迦牟尼涅槃的過程和涅槃四德「常、樂、我、凈」，石函精緻繁複的風格融合了隋代陵墓石質葬具和佛教紀念碑藝術的裝飾風格（《考古與文物》5期）。

郭物根據伊朗德黑蘭大學教授釋讀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唐史訶耽墓出土的藍寶石戒面印章文字，結合祆教經典文獻的記載及相關考古發現，認為印章上獅子和植物紋樣可能與墓主崇拜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女神有關（《考古與文物》5期）。

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安祿山墓葬壁畫中人物服裝細節進行了觀察，分析了其體現出來的中原道教文化和中亞祆教文化的特色，進而討論了安祿山墓葬所用的服散狀況，是對墓葬考古資料再開發的一次有效嘗試。

三　手工業遺存

手工業遺存包括陶瓷窯址及出土的銅鏡和金銀玉飾等遺物及裝飾。

陶瓷窯址考古方面。西安市唐長安城延平門遺址西側發掘一處唐代中晚期陶窯3組9座，其中6座陶窯共用一個操作間，從出土遺物綜合判斷，這些陶窯既燒造磚瓦、日用器皿，也燒制墓葬使用的明器（《洛陽考古》5期）。

袁勝文運用類型學的方法，對南方地區唐宋時期饅頭窯進行了分區和分期探討，認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饅頭窯技術有源於北方的可能，而廣東地區唐代饅頭窯技術則可能是當地磚瓦窯技術與同時期北方饅頭窯技術傳入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

越窯是本時期南方重要的窯業生產基地，近年來考古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王軼凌、鄭建明把浙江隋唐時期窯業按區域劃分成沿海型、內陸型。沿海型包括越窯與甌窯，生產規模龐大、產品種類豐富、質量高超，產品廣泛見於國內外的遺址、墓葬與沉船中，遠及東非；內陸型包括婺州窯與德清窯，相對而言規模較小，種類較少，質量一般，多售賣於當地，區域外極少見（《東南文化》2期）。郭璐莎回顧和總結了80多年來越窯遺址的調查、發掘及考古研究方面取得的諸多成果，從自下而上視角、透物見人、文化生態學、實驗考古方法等方面展示了越窯遺址研究的發展方向（《東南文化》4期）。

徐忠文、徐仁雨、周長源《揚州出土唐代長沙窯瓷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對揚州唐城遺址歷年來出土的唐長沙窯瓷器的主要地點、重要器物進行了統計，總結了這些瓷器在器類、釉色、紋飾、模印貼花主題等方面的主要特點，並對瓷器輸來的時期、運輸工具、揚州港作為瓷器貿易中心等問題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為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證資料。

何俊的《湖田古窯》（科學出版社）認為湖田窯率先燒制出胎白質堅的白釉瓷器，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南青北白」的瓷業格局，至五代後期，又創燒了一種胎薄體輕、青白相間的最名貴的青白瓷，不愧為「青白瓷的故里」。

徐殿魁就河南偃師杏園唐墓中出土的59面銅鏡做了系統的列表統計（按墓號、墓主、紀年、鏡名等欄），同時根據51面有明確紀年的銅鏡，判斷出新鏡的出現年代：菱花鏡出現於武則天長壽元年（692）、葵花鏡出現於開元十年（722）、四方委角鏡則出現於德宗貞元十年（794）、葡萄鏡出現於高宗時期而盛行於武則天時期。該文還對5面葡萄鏡進行區分，明確了彼此的傳承關係。該文還討論了葵花形雙雁綬帶荷花鏡，認為飛禽是開元天寶時期最盛行的主題，應與綬與壽字同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李彥平注意到唐兩京地區出土的具有早期風格特別是模仿漢代風格的銅鏡的現象，根據對部分標本的仔細觀察，認為它們在外表相似漢鏡，但在質地、紋飾、銘文、形制等方面還是具有一定的差異，應是唐鏡的復古類型，主要出土於盛唐至中晚唐的中小型墓葬之中，開啟了宋代復古銅鏡的先河（《中原文物》1期）。

盧秀文根據敦煌石窟首飾圖像，論述了步搖質料有瑪瑙、金、銀、寶珠等，其使用方法有三：附在釵、簪、鈿之上，步搖與副並提，與長鬢假髮合於一體。步搖可分為草葉型、花釵型、魚型三種類型。步搖在敦煌早期壁畫中未見出現，最早出現在盛唐第130、444窟（《敦煌研究》2期）。王欣亞、王妮討論了「摩羯（希臘傳來的羊首魚身的摩羯宮圖像）」與「摩竭（印度Makara圖像，似魚，嘴大張，鼻上卷）的不同。裝飾有摩羯紋的金銀器目前有十餘件標本，最早出現在盛唐早期，至唐代晚期逐漸增多，主要集中於杯、碗、盆、盤等生活用具上，並且作為主要裝飾題材，多模沖於器物內底［《美與時代》（城市版）12期］。

四　墓誌碑刻

墓誌的出土與研究，可補文獻記載的不足，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

河南省洛陽市出土唐達奚殉夫婦墓墓誌兩合，記述了唐玄宗、肅宗時期達奚殉與其夫人寇氏的生平事迹（《洛陽考古》1期）；河南省焦作市盧氏墓地出土唐後期懷州司倉攝河內縣令盧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誌兩方，是研究唐末藩鎮割據歷史的實物資料（《中原文物》2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紅色村唐墓出土的《唐鎮靜軍兵馬使王懷珍墓志銘》，是涉及唐德宗貞元年間唐與南詔通好、唐憲宗元和初年蜀中動亂及西川節度使對西山諸羌之治撫的重要實證資料（《四川文物》1期）；王金文記錄了唐昭靖太子墓誌拓片內容，討論了唐代宗昭靖太子的家族世系及其身世、墓誌撰寫者，可補《新唐書》《舊唐書》記載之不足（《中原文物》3期）。

墓誌研究方面。邢鵬廣泛收集了已發表的隋代宮人墓誌資料43份，歸納和總結了隋代宮人墓誌的形制、字體、出土地點等，探討了宮人的封號、出身、籍貫、職務、死亡原因、死亡地點及其在宮廷中的地位等問題（《文物春秋》2期）。趙強考釋了西安市出土的唐師府君墓誌志文，探討了陝北延安地區唐朝中後期內遷羌族以及劍南西川節度使的政治地理、軍事布防等歷史問題（《中原文物》4期）。王菁、周曉薇根據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的《崔知之墓誌》，討論了崔知之生平事迹與書法、昊陵碑名稱與建碑時間、書法者相王李旦的書風、古碑的摹勒與鐫刻等相關問題（《華夏考古》1期）。《唐故安國寺大德尼法真墓誌》出土於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龍門西山，趙青山對其墓志銘進行了考釋，認為該碑文對了解唐代僧尼墓誌書寫形式及古代僧尼生活和喪葬習俗甚為重要（《敦煌學輯刊》1期）。洛陽市萬安山出土了九通家族墓誌，其中有名相張說之婿鄭岩墓誌，李建華認為該墓誌稱其嗣子名石胡,該名字與其先祖盤陁一樣，具有鮮明的粟特色彩，鄭岩是北朝時入華的粟特人後裔，其祖先極有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國（《敦煌學輯刊》3期）。

近年來，西安、洛陽兩地城市建設中出土了20多件高麗移民墓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和研究。拜根興、宋麗就此對涉及在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百濟、高麗滅亡之後,大量移民到達並定居唐京師長安和東都洛陽等諸問題進行了新的探討（《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2輯）。樓正豪研究了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新見唐高句麗遺民南單德墓誌，討論了朝鮮半島南氏家族在高句麗滅亡後,南狄、南於、南單德三代在唐代做官的經歷，以及其在大唐討伐「兩蕃」和安史之亂中的功績，認為志文作者薛夔是薛仁貴曾孫,薛氏家族與南氏家族有著一段不解之緣（《西部考古》8輯）。

其他還有對《尼釋然墓誌》的考釋（《敦煌學輯刊》3期）等論文。

碑刻方面。王國宇根據河南省鶴壁市淇濱區大賚店村出土的唐代平真客墓碑，對唐偃師令、蒲州長史平真客的生平及歷仕情況、譜系與家世進行了較清晰的梳理，推斷了立碑時間與碑文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8期）；張葉露認為唐初名碑《等慈寺碑》碑文記載了隋末唐初李世民大敗竇建德的武牢之戰的全過程，代表了楷書從魏碑向唐楷的過渡（《中原文物》3期）。

五　石窟寺遺存

關於敦煌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沙武田認為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藥師七佛變中的大型樂舞場景雖表現的是佛國凈土世界情景，但剔除虛幻和藝術化成分，應是唐代長安城上元夜燃燈景象的再現（《敦煌研究》5期）。史忠平、馬莉通過對莫高窟發現的大量唐代觀音畫像中的凈瓶進行了分類和分析，認為凈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凈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凈瓶造型影響外，還受到唐代瓷器、金銀器以及薩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銀器的影響（《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期）。趙聲良討論了敦煌4座隋代中心柱窟的兩個類型：須彌山式的中心柱和正面不開龕的大型窟，認為洞窟前部的三鋪佛像表現的是三世佛主題，既受到了華北中原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印度和中亞的影響（《敦煌研究》6期）。王惠民重點對敦煌第280隋代晚期窟的法華信仰壁畫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提出了比丘誦經圖可能表示《法華經》中妙光法師說法、菩薩乘象圖表示普賢菩薩守護《法華經》信仰者、涅槃圖則表示《法華經》為佛臨涅槃時所說等觀點（《敦煌研究》1期）。其他的論文還有潘亮文對敦煌石窟華嚴經變作品的再思考（《敦煌研究》5期）等。

四川省安岳縣是唐宋石窟摩崖的集中分布地。2015年出版的《安岳卧佛院考古調查與研究》（科學出版社）全面系統和詳細記錄了卧佛院北岩、南岩、月亮坪三個區域內窟龕造像的崖面情況、窟龕形制、造像內容、窟內刻經壁面及經文內容等，對刻經目的、歷代造像情況等相關問題也進行了初步的研究。而《安岳石窟圓覺洞保護研究》（科學出版社）從地質條件及岩體工程特性、病害調查及形成機理、保護修復材料及工藝研究、三維測繪及窟檐設計等方面，有效地開展了對圓覺洞石窟及石刻造像的保護性研究。

王劍平、雷玉華討論了四川石刻造像中瑞像雕刻出現於唐初和流行於七八世紀的情況,認為這與唐初玄奘和出使印度的使節王玄策等人帶回的印度佛像有密切的關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二，科學出版社）。

楊富學校對的日本山部能宜《吐峪溝42窟禪觀壁畫研究——兼及漢文禪觀文獻的起源》一文，認為並列禪觀比丘壁畫很有可能依據的是吐魯番的地方經典，從而為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觀無量壽佛經》來源地提供了重要的著眼點，對於新近工作和重新編號為K32窟的考古研究也有所幫助（《敦煌研究》4期）。

李志榮、王瑞霞的團隊在對山東青州龍興寺L0139造像信息資料進行記錄的過程中，發現傳統記錄很難滿足研究要求，故而嘗試出一條多學科結合的新方法，即利用多圖像高保真3D建模技術、360度無死角的影像採集及對關鍵部位的標點和高清微距拍攝，從而對造像的營造方式、貼金彩繪的一些規律和對造像的時代特徵有了進一步的新發現和新認識（《敦煌研究》4期）。

六　邊疆民族與中外交流遺存

吐蕃王陵的調查和研究是近年來邊疆考古的新進展。夏吾卡先考察了西藏自治區瓊結縣吐蕃皇家陵園內瓊結橋碑和拓本，重新漢譯了碑文，認為瓊結橋碑最初應是贊普赤松德贊的墓碑，碑的形制除了仿照唐碑以外，在裝飾和動物紋樣方面還帶有本地民族文化特色，兼有印度原始宗教、粟特文化、佛教文化的因素（《考古》6期）。

黑龍江省寧安市唐渤海上京城遺址的考古又有新發現，揭露出宮城南面第1號街道遺址、郭城正南門兩側牆遺址、南門北側石塊建築基址、灰坑、坊牆、坊門址等遺迹（《北方文物》1期）。宮城北門可確定其形製為雙門道結構門址，出土的遺物不見瓦件，可表明門址沒有門樓建築。此外，在城址的一處建築基址中出土了舍利石函、鐵函殘片及其金鐲、銅鐲等（《文物》6期）。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鄉古城村發現了年代最早的渤海國建國初期的一處佛寺遺址，出土了佛造像及陶瓦等遺物（《文物》11期）。

2015年有關渤海國遺址考古的研究論文發表不少，主要集中於魏存成《高句麗渤海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和《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前者收集了作者歷年來在高句麗、渤海考古及相關歷史、渤海都城與隋唐長安城的關係、王室貴族墓葬、唐鴻臚井刻石與渤海政權等方面的研究論文，是渤海研究的必讀資料；後者集中了宋玉彬、趙虹光、趙哲夫、白淼、王志剛、劉曉東等人有關渤海考古的8篇論文，分別討論了渤海都城故址的辨識標準與西古城城址的性質、上京城建築遺物、上京城皇城宮城區劃、渤海「墓上建築」和「墓前祭祀」方式、渤海文字瓦著錄及研究等問題。此外，孫秉根較全面地收集了上京城、西古城、八連城、其他地區，以及俄羅城、朝鮮境內的火坑考古資料，並進行了統計分析，就火坑形制結構、使用者等級（國王和王室成員、宮廷服務成員、僧侶和中下級官吏、普通百姓）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梁會麗對2004~2008年在渤海國東京龍原府故址八連城出土的文字瓦資料進行了分類和分期（《西部考古》8輯）。

蔣忠義、李春林除了討論了寧夏西夏陵墓的形制特點以外，還比較了西夏陵與唐代宮殿建築之間一些聯繫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雲南大理的崇聖寺千尋塔是重要的南詔大理國遺存。趙雲經過對文獻記載和其他地區發現的同類器物圖形等資料的梳理，認為原報告中命名為「油燈」的塔頂發現的3件豆形釉陶器的性質，實際上應為行香禮佛所用的行爐（《四川文物》4期）。

榮新江的論文集《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利用了考古、美術、文獻材料，就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互動、漢文化的西漸、外來物質文明的貢獻、三夷教的流傳五大部分，探討了漢唐絲綢之路走向、與區域城鎮的關係、中國與波斯、大食（阿拉伯）等東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往等問題。

七　學術活動

2015年度，召開的學術會議有：3月在西安舉行的「唐韓休墓及富平桑園窯址考古發現學術研討會」(《大眾考古》4期)、7月於寧波舉行的「行舟致遠:揚帆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海交史研究》2期）、8月在敦煌莫高窟召開的「2015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敦煌研究》4期)、10月在西安召開的「第二屆曲江壁畫論壇——以壁畫藝術史研究及保護修復技術研究為中心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文物報》11月17日）、10月在敦煌莫高窟舉辦的「2015兩岸敦煌佛教藝術文化研習營」（《敦煌研究》5期）、10月在揚州舉行的「揚州城考古學術研討會」(《中國文物報》11月6日、《大眾考古》11期）等，聚焦了2015年度學界關注的隋唐考古的熱點論題，促進了學者之間的思想交流。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鑒》編輯委員會提供，原文刊於：《中國考古學年鑒20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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