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 | 竺可楨：「流亡大學」的校長
竺可楨，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生，中國氣象學的開創者。1936年，當行政院政治會議通過了由他出任浙大校長時，他正在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他一再推辭，卻因親朋好友的勸說而動了心；他一再表示只干一年，卻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改變了初衷。
如果說，最初讓竺可楨動心的僅僅是這樣的一句話——「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那麼，等到1937年的10月，當他向一年級的新生髮表演講時，便有了這樣的內容——「國家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為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強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眾，做社會的砥柱。」等到1938年的6月，當他嚮應屆畢業生致辭時，更有了這樣的思想——「諸位離校以後，每個人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為職志。把這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傳播於各村鄉、各城市、各機關去。」再等到1939年的7月，當他在送別又一屆的畢業生時，則進一步地有了這樣的理念——「大學畢業生如欲為國家造福，則單求一點智識與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標；大學畢業生的人生觀必須確定，方能使社會事業有格外的成功。」
——這，就是竺可楨於實踐中一步步形成的對於大學的認識，也是他於戰火中一步步形成的對於辦學的思索。為了培養出「各業的領袖」，為了培養出「社會的砥柱」，為了讓更多的人擔負起中華民族「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的重任，竺可楨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重擔。他無怨無悔，一干就是13年；他不僅把這所大學一而再、再而三地「馱」離了戰火與硝煙，而且把這所大學於顛沛流離中「馱」成了令世人矚目的「東方劍橋」。
經過三次遷徙的浙大本該在宜山好好地養精蓄銳了，不曾想，這裡同樣不是久留之地。僅僅才過了三個月，校務會議竟先後兩次討論起了遷校的問題。
第一次是在1939年的1月，原因是惡性瘧疾猖獗，染疾者已不在少數——竺可楨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份統計數字：「自浙大遷桂，10月、11月兩個月中患瘧者已達146人，其中惡性者佔77%。12月、1月新染者接踵而起，共不下200起，每一家中幾乎必有瘧病之人，其嚴重性可知。」為此，竺可楨不得不派人前往貴州尋找更為合適的校址。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2月，原因是宜山屢屢遭到敵機的轟炸，尤其是5日這天最為慘烈——這是竺可楨的現場記錄：「至農場左近，見路上落彈累累。後據點數，共有86枚之多。至標營，知共燒去二年級學生宿舍一所、標營大門及辦公室與新成之禮堂及農場對門之新造茅屋頂教室一所。」第二天他又補充寫道：「敵機所用者均系50—100公斤之炸彈，彈坑直徑約一丈五六。」為此，學校不得不臨時採取辦法：一是將上午10點至12點的課移至晚上7點至9點上，以避開空襲的時間；二是將師生們轉移到宜山郊外的小龍鄉，以避開空襲的主要目標。
這一次的選址，同樣是由竺可楨親自出馬——2月27日，他來到貴州的烏江，並於日記中記載道：「江面闊200公尺，江南為息烽縣，江北為遵義城。遵義均沙岩，故田能蓄水，人民稍殷富，多稻田。」「全縣人口60萬，貴州第一縣也，但田賦僅45000元。米價每百斤合5元，豬肉每元8斤……」就這樣，黔北重鎮遵義及其附近的湄潭成為了浙大的首選之地。但是後來由於教育部的反對，這一遷移計劃未能立即實現。
……1939年的11月15日，日本軍隊突然從廣西北海的龍門港登陸，並一步步北上，佔領了防城、欽州和南寧。面對著這一措手不及的形勢，竺可楨不得不將遷往遵義的問題再次提上了日程——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載道：11月26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目前照常上課，小龍鄉建築繼續進行，俟敵人進佔賓陽時始停課。書籍儀器等不得已時即留存小龍鄉。女生由校車送至相當地點，男生步行。」11月28日，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敵人一旦侵入武鳴、賓陽線時，立即西遷；「通知各系將圖書儀器分為緊急與不緊急兩部，不緊急者先行起運。」11月29日，派人「至貴州獨山、都勻、瓷安等等地方，覓得150間房屋可為暫避之所」；另派人「至長安、三江、合江等地，探運行李之路線」。12月1日，「繪製宜山、貴陽及貴陽、遵義、湄潭間距離及高度表。」12月5日，親往黔桂路局了解情況，得知「局中有船40艘，大者可載10噸……回宜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利用」。12月6日，教職員及大部分家屬撤離宜山，前往貴州都勻，所剩者僅24戶。12月7日，「舊雜誌及重要儀器雇利通公司車運黔。」12月13日，「第一批船載儀器赴柳城轉長安、三江」，「第一批書籍裝上汽車二部」。12月15日，召集一年級學生談話，「述國家之困難，及大學之顛沛流離；次述吾人在現代之世應持之態度；最後述浙大過去簡史與遷徙之過去與將來。」12月23日，遵義新校舍籌備委員會成立，並於當天出發；考慮到經費不足，「不能將全部學校搬往遵義，故不得不留一部分儀器在宜山也」……文質彬彬的竺可楨已經學會了鎮定自如，學會了指揮若定。但他畢竟不是將帥之才，他做不到「舉重若輕」，面對著這一傷痕纍纍的「馱隊」，他全然是「舉輕若重」，事必躬親。那天，他一直等到全校的教師學生、圖書儀器均已安排妥當之後，才最後撤離了炮聲隆隆的宜山——那天是1940年的1月12日。
竺可楨實在是太疲勞了，他於日記中「不經意」地記下了這樣兩筆，讀之頗令人凄然——「此二三年來，余老態日增，看報紙須去眼鏡始清晰，耳中常聞哄哄之音，如一二里外之機器聲然。」「胡國泰伯謙來拜年，猜我已過60歲，可知我是龍鐘不堪了。二三年不相見的人沒有一個不驚怪我老得如此之快。」——是的，因為事無巨細，因為率馬以驥，竺可楨的身體已經遠遠地虧損了。這究竟是性格使然，還是本性難移？整整八年的時間，他沒有一天休息，沒有一刻放鬆。他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美好年華，也獻出了自己的寶貴健康。
——這不，當他剛一踏上貴州的土地，又馬不停蹄地忙碌開了；整整半個多月的時間，總算是一切就緒了！—— 2月1日，竺可楨正式入校辦公；2月9日，一年級學生先借青岩鄉房屋複課；2月22日，其他年級於遵義正式上課……等到這一年的冬天，竺可楨又將學校的布局重新做了調整——文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內的文組，設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和師範學院內的理組，設在距遵義75公里處的湄潭；一年級遷至湄潭附近的永興場，青岩鄉的校舍不再使用。
一所大學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四遷校址，這於中外教育史上實屬罕見。竺可楨成了地地道道的「流亡大學」的校長，他損失了許多，但他也因此而收穫了許多——
以前有人批評國內的大學為貴族化，因校舍是崇樓高閣，畫棟雕梁，而內部設備又十足洋化，學生過慣了舒服的學校生活，連自己家庭生活都過不慣，更不必說「親民」或深入民間了。但今日的情形已大異，我們一方面在顛沛流離，一方面卻在更近一層地親民。這本身便是一種很可寶貴的教育，在平時是不易獲得的。
……那是四年之後的1944年，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位名叫李約瑟的教授前來中國考察，臨走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在重慶與貴陽之間的一座名叫遵義的小城裡，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他還說了：「西南聯大和浙江大學足可與牛津、劍橋、哈佛相媲美！」——這樣的評價，足以令竺可楨欣慰了，也陶醉了。
是啊，八年的戰火，四度的遷徙，浙江大學不僅沒有被摧垮，反而在不斷的耕耘，不斷的收穫——從辦學的規模來看，1936年竺可楨剛剛接手時，僅有文理、農、工3個學院13個系，等到抗戰勝利時，它已發展到了6個學院、25個系、4個研究所、5個學部、1個研究室、1個分校及1所附屬中學；從培養的學生來看，不僅數量上從最初的400多人增加到了後來的2000多人，而且質量上更是令人刮目，其中當選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3人，成為「各業領袖」者更是數不勝數；從科研的水平來看，王淦昌的《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貝時璋的關於實驗生物的研究、談家楨的關於基因遺傳的研究、羅宗洛的關於微量元素和生長素對植物生長關係的研究、蔡邦華的關於昆蟲分類學的研究、蘇步青的射影微分幾何和仿射微分幾何的研究、陳建功的三角級數論和複變函數論的研究等等，均位於世界前列……
人們都說：「一個好校長便是一所好學校。」這句話放在竺可楨的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然而，有一點卻被眾人忽視了，這便是竺可楨對於校址的選擇。《竺可楨傳》的作者是這樣總結的：「浙大四次遷校，都不考慮通都大邑如重慶、桂林、昆明、貴陽之類，這說明竺可楨選擇校址是綜合考慮了各方面許多條件的。不往大都市正是其中之一。一則大城市是敵人注意的重點，不免時有轟炸。抗戰期間許多大學都曾受敵機轟炸，因空襲而耽誤的教學科研更多，而浙大則只在宜山時有過多次空襲和遭到一次大轟炸，其它的干擾很少。二則中小城市的生活費用較低，民風較樸實，這對於浙大師生安心教學，特別是求是校風的培養也是很有好處的。」
但是，這樣的分析依然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殊不知就在這一「外因」的背後，蘊藏著一個更為重要的「內因」——這條自浙江而贛南，而桂北，而貴州的路線，正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條數萬里的遷徙之路，也正是竺可楨在帶領大家緊緊地追尋著他的足跡。
那是剛剛抵達廣西，竺可楨說了：「今浙大以時局影響而三遷入廣西，正是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我們不應隨便放過，而宜景慕前型，接受他那艱危中立身報國的偉大精神。」
那是剛剛遷至貴州，竺可楨又說了：「昔王陽明先生至龍場一年，其影響所及，風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進步。……浙大來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當法步先賢，於所在地之種種設施，革革興興，盡心竭力以赴。」
——由此可見，竺可楨的選擇是有目的的：浙大的四次遷移均是「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而「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的原因，則是為了尋找精神的力量：
陽明先生與叛亂匪盜斗，與瘴癘疾病斗，又對著權臣小人與種種不良環境之阻撓來奮鬥，以一介文人而敢於蹈險至此，非具有修養過人之大無畏精神者，何克臻此！……先生當年謫黔居桂，才是孤身深入荒僻之地，以我們今日比他的當年，已是十分舒服。而今日中國所臨大難之嚴重，則遠過當時之內叛與匪亂。我們溯往處今，怎可不加倍刻苦奮勵？陽明先生公忠體國獻身平亂的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應繼續發揚的，並且擴之於對外抗戰，與進一步的建國事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竺可楨以王陽明的精神成就了浙江大學，浙江大學也以其流亡的經歷成就了竺可楨。他本非教育家，但他卻摸索出了辦學的經驗，總結出了教育的理念——他說，「大學是社會之光」，是「海上之燈塔」；他本非軍事家，但他卻成功地指揮了一支龐大的「馱隊」——不僅將浙大「馱」了回來，而且「馱」成了令世人矚目的「東方劍橋」！
本文選自《大師的抗戰》
陳虹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6年1月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