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故事：搜查，快把門打開
呂曉的空間/文
1979年7月13日，英國。
根據法律授權，英國國內稅收局這天，突然對一家著名大公司羅斯敏斯特集團及其相關人員，進行了一次大搜查。這是國內稅收局開展反偷稅漏稅鬥爭的一部分。
這天早上七點，從倫敦到附近各郡，許多人家門口都響起了一陣敲門聲。
住在肯辛頓的普盧默先生，是皇家特許會計師。他11歲的女兒開了門。陪同國內稅收局官員來的還有位探警。普盧默先生讓他們進來，他們就走到普盧默的文件櫃那裡拿走大量卷宗，走到保險柜那裡，拿走房屋互助協會的存摺、普盧默小孩的支票本及其護照，還拿走普盧默女兒上學的成績冊。他們走進普盧默的卧室，打開衣箱拿走一捆屬於普盧默母親的文件。他們搜查了住宅，拿走普盧默夫人的私人文件。
另一戶人家，是住在梅德斯通附近的塔克先生。塔克是皇家會計師協會的會員會計師，他出差到格西去了，因此開門的是塔克夫人。國內稅收局的官員出示搜查證，夫人不知如何是好，她給在格西的丈夫打了個電話，告訴塔克先生國內稅收局的官員搜遍了整個住宅，拿走了他們找到的全部文件。他們還拿走了寄給作為房客住在塔克家的學生的信。官員們到閣樓上，又拿走了堆在那裡屬於塔克弟弟的文件，以及塔克的護照。
主要目標還是漢諾弗一號。羅斯敏斯特集團各公司的辦公室都設在那裡，普盧默和塔克是那些公司的董事。國內稅收局的官員在一些警察陪同下，由公司的一名僱員引導走進大門。裡面有不少辦公室。他們把塔克先生的辦公室翻了個底朝天，其他辦公室也是如此。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六點，他們一直在忙著搜查。他們仔細檢查了一些文件。他們連打字員的速記本都拿走了，其實他們根本看不懂。但是文件和卷宗實在太多了，根本查不完。他們在卷宗上打個號碼登記入冊，然後就裝進塑料袋裡，裝上汽車帶走了。他們把這些東西都帶到了稅收局設在奧爾威奇.梅爾本大樓的辦公室，足足運了12車。
戶主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進行反抗，他們只是給稅收局官員開開門。然後他們通過自己的律師去找大法官法院。傍晚時分，沃爾頓法官簽發的停止侵入住宅的命令傳到了漢諾弗廣場。這時搜查已基本結束。
羅斯敏斯特集團將國內稅收局告到了地區法院。8月1日法官判決搜查合法。原告憤而上訴。在經過三天激烈的辯論後，上訴法院於8月16日作出判決。在判決書中，上訴法院院長、偉大的丹寧法官說：
「許多人會問：為什麼國會通過這項法律？為什麼國會允許國內稅收局進行搜查和扣留？國會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國內稅收委員會，對某些壞人的陰謀詭計非常擔心，那些蓄意偷稅漏稅的人，是吸我們社會鮮血的寄生蟲。但問題在於這項法律制定得太籠統，如果它掌握在某些人手裡，就可能變成壓迫的工具。權力一旦到手就有被濫用的危險。為了避免冒此風險，法院的職責就是解釋此項法律，以便使其儘可能少地侵犯英國人民的自由。
「再來看對搜查證引起的異議。這種異議在於，搜查證沒有具體列舉任何牽涉偷漏稅的罪行。當稅收局官員帶著搜查證，去搜查某戶人家或某人的辦公室時，我覺得被搜查人有權問：『你們懷疑我犯了什麼罪、要進我家扣留我的文件？』而在稅收局官員看了此人的文件、並予以扣留時，他有權問：『你們為什麼扣留這些文件？這些文件對你們的案子有什麼用？』除非他知道指控的特定罪行，否則他不能採取步驟保護自己或者自己的財產。我們有責任說，搜查證必須明確指出在稅收上作弊的具體犯罪行為。
「我想，誰都不希望那些欺騙國內稅收局的人逍遙法外，必須將這些人找出來繩之以法。但是我國法律的基本點是，為此目的而運用的手段必須是合法的、正當的，不能使不正當的手段合法化。這些手段決不能侵犯個人自由、個人秘密和基本的財產權。假如基於懷疑某人犯罪，要搜查其住宅、要扣留其財產，一定要按照法律的正當程序行事。而法律的正當程序，就要求必須有一張有效的搜查證，具體指出懷疑某人所犯罪行，而扣留的東西則僅限於此搜查證授權的東西。在此案中，搜查證開得不具體，因而它是無效的，而搜查與扣留又與搜查證上的授權毫無關係，他們不可能有時間檢查所有那些文件，也不能得出適當的結論，看看是否有理由把這些文件作為證據。需要這些東西作為證據嗎？因此，這次搜查是一次非法的越權行為。結論就是，法院用調卷令撤銷那張搜查證」。
丹寧法官說，在英國，自從1763年4月30日內務大臣發出大逮捕書，授權王室衛兵逮捕約翰.威爾克斯就，並沒收他的全部書籍和文件以來，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大搜查，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扣留文件。威爾克斯到法院起訴，首席法官普拉特撤銷了逮捕書。他是這麼說的：「憑一張未具名的逮捕證進入某人住宅以尋找證據，這比西班牙宗教法庭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一個英國人願意在這種法律下面生活上哪怕一個小時，這是對英國臣民自由最明目張胆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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