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魏文帝曹丕，在兩千年後看來，未必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曹丕有個好出身。他父親是一世雄傑曹操。無論曹操怎樣成長起來，無論他的志願是怎樣隨時勢、地位的不同而變化著，總之，他終於考慮到了自己要不要做皇帝、將劉氏江山變成曹家財產的問題。他的決定是：做周文王。

歷史上，正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攻入鎬京，徹底打敗了商部落，並取而代之，實現了周部落對原屬商部落管理區域的統治權。

即曹操自己儘管不要做皇帝，然而，這天下終究只能是曹家的天下，並將在他死後變成現實已是既定方針。

公元220年，曹操死了，曹丕繼丞相、魏王位。

在曹丕，當皇帝的事兒不能再拖了。他急，另一些人比他更急。後者中，見諸《三國志》的最早的一個人叫李伏，時任左中郎將。他向曹丕上表：聽賢者說，曹公承天命，該是當皇帝的時候了。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知道李伏上了這樣的勸進表（勸曹丕更進一步、當皇帝的表文），心裡不知道悔成了什麼樣子。悔什麼呢？自然是後悔自己見事不明、擇機不敏，失掉了獻媚曹公的首功。這時候，他們唯恐再「掉了隊」，於是搶著跟跑，紛紛說：神州處處現祥瑞，親愛的曹公趕快當皇帝呀，我們的腦袋瓜好痒痒的，再不給您磕頭就完全受不了了。

但曹丕卻說：祥瑞這些事，恐怕不怎麼靠得住，你們拿祥瑞說事，這是玷污我的品德啊。一邊說著，一邊命令將這些人的表書全部公開，儘可能讓更多的人看到。

這傢伙，彷彿捅了馬蜂窩一般，如太史丞許芝、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都緊趕著上表請求曹丕當皇帝。曹丕還是一邊各種謙虛，一邊將所有表文公之於眾。

這時的皇帝還是漢獻帝。他也終於派人來，帶了自己將禪位給曹丕的正式通知，以及玉璽（就是象徵皇帝身份、權力的印章）來。通知中這樣寫：中國的遠古傳說中有禪位的美談，應該將統治大權轉送給賢明且有才能的人；劉家天下之所以實亡而能名存，都是您父親曹操的功勞啊；繼承了父親權力的您，有良好的品德，有威武的事業，天上地下的神靈一起都庇佑您，那我還等怎麼呢，趕快將這皇位送交給您唄。

但曹丕還是沒有同意。他回信說：古來賢士皆以禮讓為美，甲賢士如何如何，乙賢士如何如何，多麼令人敬仰啊；皇上您再也不要說什麼讓皇位的話，我小曹聽都不要聽；小曹我簡直要學古代的賢士，找一隻小舢板，遠遠地躲到海里去了。信寫好後，他又傳給身邊的官員們看。

以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為首的120個官員匆匆集合，跑來曹丕身邊，齊齊跪倒在地祈求：天命不可逆，大王您怎麼能違背上天的意願，學那些匹夫們的小謙小義呢？

曹丕回答：我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功名利祿心的人呀，旁人不知道，諸君在我身邊為官，還不知道嗎？何須多言，玉璽一定要交回去。

120個官員們盡相表現出慌亂的樣子，磕頭如搗蒜，聲音都變了調子：大王自是品德高尚，無人能及，然而，大王不接受皇位，奈天下蒼生何？

無論漢獻帝與曹丕，還是曹丕與群臣之間，翻來覆去，就是說這些話。

這樣讓來推去，很快的，三個回合已經過去了，漢獻帝緊趕著發來了第四次通知。曹丕終於不再推辭，當了皇帝。

禪讓儀式結束後，曹丕笑謂群臣：「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堯舜是遠古傳說里的聖君，他們沒有將位置傳給子孫，而擇天下賢明以授。堯認為舜賢明，就傳位給他；舜認為禹賢明，就傳位給他，史稱禪讓。

我這樣理解這句話：

一，什麼舜、禹事迹，不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嗎？乾綱獨斷的框架中，乾綱獨斷的人，哪個不是騎在天下人頭上作威作福的？其他人既然能騎，我曹丕有什麼不能騎的？乾綱獨斷的人，哪個不是把權力看得比命更重要，若非萬不得已，怎麼可能把權力拱手讓給他人？換句話說，要坐到皇帝的位置上去，不使用些手段怎麼可能呢？我曹丕為了想騎在天下人頭上作威作福，必然要窮盡一切手段。

二，手段絕不僅僅針對漢獻帝，漢獻帝不交出皇位是萬萬不能被允許，也是不知道要遭遇怎樣的悲慘命運的，手段更針對幾乎所有人。無論李伏是否自行上表，亦必然有其他人或自行或被誘使、迫使上表。勸進的表，對於所有的官，實際是「投名狀」。曹丕不斷推辭，又將份份「投名狀」全部公開，主旨不在於故示謙虛，而是有意放出信號：有人公開勸我曹丕當皇帝了，其餘人等，你們自己看著辦。他細細觀察，究竟哪些人遞交「投名狀」比較積極，而哪些人不能順應遞交「投名狀」的「大勢」，竟敢提著腦袋反對自已。

遠古的傳說中，更有趙高牽了一頭鹿去朝堂上，偏偏要說是馬，以測試群臣。彼故事中的趙高之心，正是曹丕此時的心。

曹丕當了皇帝。當了皇帝的曹丕實在還是很有些隨和的，甚至隨和得有趣。既然已經當了皇帝，他再公開說舜、禹事迹是騙人的玩意兒就有些不得體，有些公然給勸進者難堪、打勸進者耳光的意思。

不過，曹丕既然能這樣說，也終究是因為心底明白得很：這些最積極遞交「投名狀」的人哪裡真正在乎黎民蒼生，哪裡真正知道什麼天命，不過是利欲熏心，敢於公開表演不要臉罷了。但他自己的皇位穩固，卻端的依賴這些不要臉的人。只有不要臉的人，才以功名利祿為自己的行為原則，一旦看準了於己有利，就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而朝秦暮楚，父母可打可殺，妻女可奉可送，沒有任何事是他們做不出來的。自己一朝登上皇位，正是這些人諂媚討好的最大目標，種種享樂或威風便只有自己想不到的、沒有這些人不能奉獻的。只要滿足了這些人對於功名利祿的慾望，他們哪裡會在乎皇帝是否公然譏諷自己，可能還以與皇上有特殊的親近關係為榮，喜不自勝呢！

皇帝未必願意身邊都是些不要臉的人。然而，人一旦要臉，總會有些原則，至少有些顧忌，便較難或至少不能利利索索地被功名利祿改變，任由驅使。所以皇帝雖然總是提倡、鼓勵大家還是儘可能要點臉，但對於真的有些原則的人，卻頂多只會有針對特定個人的有限包容，一定不會普遍地予以大用。尤其在緊要關頭，更是絕不吝惜於痛下殺手並大肆誅連，一定要將殘酷瘋狂發泄到極致的。

皇帝必須重用不要臉的人，其實皇帝最終只能重用不要臉的人，小圈子裡篤定大多是最不要臉的人，皇帝亦因此而不能不倍加警惕，懷疑一切人，時刻準備以不同名義逐、殺一切人。

人不要臉，與凶獸何異？利之所在，無論改換門庭或取而代之，無所不能為矣。就在勸曹丕當皇帝的人中，我們發現一個熟悉的名字：司馬懿。日後，他的兒子將曹家財產變成了司馬氏的江山。那也本來是司馬懿的既定方針。這方針未必不是起始、萌動於勸進曹丕時。

皇帝要如何控制不要臉的人呢？道德品行也不是不講的，甚至要大講特講，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但在皇帝，所謂道德品性、「舉頭三尺有神明」等等從來不過是說說而已，偶爾用作打擊敵對、宗派勢力的名頭而已，竟然真的意圖以道德品行繩墨不要臉的人，並作為長治久安之策，那可就是數千年難得幾見的幼稚了。

於是在泱泱大國之內，這幾千年來的真正政治史中，絕少有民人、民權、民心，在皇帝則首先、主要是駕馭群臣，即提防、控制各種不要臉的人以及更加不要臉的人，在臣子則首先、主要是撈取功名利祿，即為了功名利祿從不要臉發展到更加不要臉。借用《三國演義》中的一句話，正是：「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

特定的政治框架中，必然是、只能是這個樣子。

兩千年間，古人卻大都不以曹丕的那句話為然。在於他們，「舜、禹事迹」一定是真實的，沒有半點虛假，不允許有半點虛假，已經是信仰。他們甚至氣急敗壞，那是因為不能承受信仰崩塌的打擊，卻實在無力對曹丕予以強有力的反擊。就在他們心底，可能也對曹丕的論斷真實服氣，不能不承認「舜、禹事迹」渺茫難信，只不過，他們實在想不通暢的是既然皇帝為天子，必然乾綱獨斷，「朽木為官」、「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不可改變，除了固執地信仰並不斷編造新的「舜、禹事迹」，小和尚念經般地念叨「無為而治」、不與民爭利、「積陰德」，寄託些星火般微小的希望，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想呢？這樣的教化，也不是一點作用沒有吧。但這樣的教化，可也真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得以延續、曹丕們總以「舜、禹之事」為念的土壤。

而換個角度說，既然總是有一個人、一些人騎在天下人頭上作威作福，具體由舜、禹們或曹丕們騎能有多大的區別？唯一的指望，只是無論舜、禹們或曹丕們當了皇帝，騎在了天下人頭上作威作福時，能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考慮，作威作福、胡搞亂搞得稍稍有些限度罷了。誠如是，則無論誰主導「舜、禹之事」，在大家，除了幾個「傻子」外，都不過是看看熱鬧、隨眾磕磕頭、走走過場而已。

還不能不承認：越是不要臉的人，越是沒有一點點原則、顧忌的人，越是一肚子男盜女娼的人，越是慣會在特定的時刻，露出莊嚴肅穆的神情，使用慷慨激昂的語調，排列典雅華美的詞句，將醜陋無恥的場面調度得熱烈，將諂媚討好的氣氛哄托到極致，其中的熱鬧煞是好看呢。那也並非是天下人都不要臉，而不過是曹丕們只將表演的機會恩賜給這些不要臉的人罷了。舞台上儘管只有無恥，舞台後卻未必沒架著刀槍。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精簡版，全文無法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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