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舒憲：《〈舊約〉中的民間傳說》是引領我進入文化人類學領域的標誌性著作

《〈舊約〉中的民間傳說》是引領我進入文化人類學領域的標誌性著作，也是我讀到的弗雷澤的第一本書。雖然過去近30年了，當時讀後的那種震撼之感，依然記憶猶新。

那是1983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進修期間，課餘到北京圖書館（今日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外文閱覽室，只能以內閱方式（不外借）邊讀邊做筆記。那時的圖書館內沒有餐飲供應，我和進修班同學王海龍總是帶上一些黃瓜、西紅柿充作午餐，從早上九點一下子看到下午五點下班關門時。那本英文書是館藏的孤本，塵封日久，無人問津，紙質發黃髮脆，從扉頁上的紅色印章「巴金贈書」可以略知其來歷。

弗雷澤被學界稱為「比較主義者」（阿蘭?鄧迪斯），就是因為其廣闊的全球視野和貫通古今的知識儲備，使得他在研究猶太教聖書《舊約》時能夠立足希伯來文化，放眼五大洲，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梳理出一個又一個學術問題，並通過豐富的跨文化比較材料的引用，形成宗教、神話、儀式、禁忌、禮俗等方面的研究專題群，為後來者開闢出可以從容跟進的康庄大道。當時，我剛要走出國別文學教育所鑄就的狹隘壁壘，對弗雷澤如此宏大的研究氣魄只有仰望之情。三年後，我在翻譯加拿大批評理論家弗萊的原型說時，看到他把弗雷澤視為自己方法上的導師，稱之為最傑出的文學批評家。這就更加激發了我學習和效法弗雷澤式研究範式的念頭。中國和西方的傳統理念「博學」在知識全球化的新背景下，獲得重新詮釋的機會，弗雷澤所樹立的榜樣的力量，成為博學理念在20世紀的一種新範本。弗雷澤的著述方式為以比較研究為特色的新人文學開闢出路徑。我們這一批從中國學問傳統中走來的人，在古典人類學家知識範式的熏陶下，堅持十餘年以後，逐漸走向文學研究與人類學視野相結合的跨學科方向——文學人類學。

1996年，一個號稱「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的學術組織就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內作為二級學會而誕生了。以蕭兵先生為首任會長的這批學界同道們，沒有一個不是弗雷澤著述的忠實讀者和學步者。大家當時只是朦朧地意識到，相對封閉數千年的中國學問傳統一旦和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全球化視野相互連通，其效果將帶來怎樣的一種柳暗花明之境。以中國本土的浩瀚資料（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各地的口傳資料）為基礎展開弗雷澤式的國際比較研究，那又該是怎樣一種廣闊的學問新天地?目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正在和漢王公司合作，開展一個名為「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字化工程」的項目，將數十萬民間文學工作者幾代人在2800多個縣採集筆錄的中國口頭文學作品8億多字轉換成電子文本，相信這一數字化工程的成果傳到網路上後，將給文學和文化研究者帶來一次材料大海般的新震撼。以手抄資料方式常年從事寫作的弗雷澤先生地下有知，該是多麼興奮和鼓舞！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的同道們正在用「大傳統」的新文化理念，重新體認這一口頭文化傳統的深厚性與豐富性。

對本書的翻譯工作始於東方文學課的教學需要，先是獨自翻譯前面幾章與神話研究相關的內容，用於教學和研究的參考。斷斷續續積累了一些譯稿。後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專業研究，教學任務減輕，本書的翻譯也隨之暫停。後來戶曉輝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就約他承擔本書後半部分的漢譯。我們兩人終於在2004年完成了全部譯稿。其中一些章節的譯文先後發表在《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和《國際文學人類學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49—169頁）等。2007年，有一家知名的學術出版社將此書譯本列入出版計劃，還草簽過合同。後來由於我申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將此書列入神話學文庫資料集成的編撰計劃，不到項目評審結項，子課題的內容也不宜先行出版，所以就一下子拖了四年，時至今日。2009年我在台灣中興大學為研究生講授文學人類學課時，編寫了一部專業教程，在教程的第一章第五節，專門錄用《〈舊約〉中的民間傳說》中造人神話分析部分的中譯文，作為文學人類學批評開端的一種先導性範例。

記得1996年到紐約時，學友王海龍不僅帶我去書店淘寶，還將他特意收集到的一巨冊加斯特大著《〈舊約〉中的神話、傳說和習俗：與弗雷澤〈舊約中的民間傳說〉各章的比較研究》（TheodorH．Gaster,Myth，Legend，andCustomintheOldTestament：AcomparativestudywithchaptersfromSirJamesG.Frazer』sFolkloreintheOldTestament，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andEvanston，1969）送給我做禮物。正是這部書，使得中譯本的內容和面貌能夠比原著更加豐富多彩。

弗雷澤當年著述時苦心搜尋並系統整理的世界各地各民族、各族群口傳文學和口傳文化材料，在今日已經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新名目——口傳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遺產不僅存在於弗雷澤所生活的西方文明之底層，而且存在於一切文明社會和前文明社會的底層。在中國人文學界要效法弗雷澤式的比較研究，其資料條件如何的問題，已經在前面提到的「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字化工程」有所介紹，其源文獻約5000冊書，全部來自田野採集的口述材料，被學界譽為中國民間文化的「四庫全書」。預計在不久的將來，由民間文學專家組進行重新分類編排的這套大書，就將向全球的讀者和學者開放。其促進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化之大傳統研究的深遠意義，對改造千百年來本土知識人唯書本馬首是瞻的知識觀和學術觀所將發揮的助力，都是值得期待的。我們自2010年以來，將此一後現代知識觀的大變革運動，用學理溯源的表述方式，稱為「人類學轉向」。學界談到20世紀以來的學術變革，常用「語言學轉向」來概括。竊以為人類學轉向的意義和輻射範圍都不亞於語言學轉向。相關的討論與爭鳴還在展開之中。這裡只需強調一點，弗雷澤等早期人類學者的個人學術著述，對於人類學轉向的形成具有奠基和驅動的雙重作用。熟讀他們的皇皇巨著，對於今日的人文學子來說，依然是擴大眼界和嘗試研究的一項基本功。

2012年8月，教育部主辦的全國首屆「文學人類學骨幹教師高級研修班」在重慶文理學院舉辦。本次培訓是自覺延續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開創的人類學骨幹進修班的傳統，為我國高校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開展學科交叉、培育新興學科培養一支骨幹隊伍，也為高校文學類學科改革提供一種新的路向。本次培訓以文學人類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為基礎，圍繞學術問題而展開，使學員結合自身學術積累形成新的研究課題和方向。在「高研班」上，我們重新界定大/小傳統，不再拘泥於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的原有概念，指出他的大小傳統劃分是後殖民時代到來以前的，難免有殖民主義／精英主義的偏見，需要給予批判和再造。其再造的用意是：將口傳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將眾多無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態文學，統統提升到大傳統的地位，將長期以來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漢字書寫傳統（國學）相對化，凸顯人類學轉向後的學術範式革新意義。以此為基石，形成中國文學人類學獨特的文化觀（文學觀），再用多重證據法來實現具體研究操作與理論建構的統一性，將分散的個案研究用新理論體系提升起來。在「高研班」的授課和討論中，弗雷澤依然是高頻詞和關鍵詞。儘管今日的人類學發展已經大大跨越了弗雷澤時代的古典進化論，儘管弗雷澤因為沒有田野調研經驗而時常受到詬病，但是我還是要講：我們是他永遠的學生。

葉舒憲

2012年8月11日

寫於重慶永川，茶山竹海天街客棧

摘自詹姆斯?喬治?弗雷澤著，葉舒憲、戶曉輝翻譯的《〈舊約〉中的民間傳說——宗教、神話和律法的比較研究》中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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