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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正在等待日本道歉,可日本正在等待她們死亡

今天看了郭柯導演的紀錄片《二十二》,在這個三八婦女節看了這個片子,祝天下所有女神節日快樂。

《二十二,》是時至2014年,中國僅存的慰安婦數量。曾經日軍侵華時,二十萬的慰安婦,如今幾乎歸於塵土。她們蒼老,虛弱。或忘記了過去,或忍氣吞聲,或帶著憎恨過完了一生。

中國倖存「慰安婦」生活現狀記錄電影於2017年8月14日上映,就如同它的宣傳語說的那樣:

「和她們來一次最深情的凝視。」

這是國內第一部獲得公映許可證的「慰安婦」題材的紀錄電影。

很難相信,在過了這麼多年後,我們才用勇氣去面對這段一直都不會癒合的「傷疤」。

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案子,全部敗訴。

其中,有一個還重要的原因,值得我們所有人去直面,

那就是如果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歷史,不去關懷和慰問,又該以什麼姿態去要求別人的道歉?

「慰安婦」一詞是由日軍所創造。

以前中國人不這麼叫,但為了便於把受害者都歸類起來,所以才簡單粗暴的用了這個詞。

準確的稱呼應該是「被日軍強迫當慰安婦的受害者們」。

在日軍侵華的八年里,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的「慰安婦」。

她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殘害致死,僥倖活下來的有的被當做「化學試驗品」,有的苟且偷生。

她們難以融入後來的生活,因為總有碎嘴子的流言蜚語,讓本就遭遇創傷的她們再次受到傷害。

為了多看看這個還算美好的世界,她們隱姓埋名,再也不願提及過往,艱難度日。

《二十二》的導演郭柯還有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叫《三十二》,

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當時在拍攝的時候全國倖存的「慰安婦」還有33人,

《二十二》出來時,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22人。

這部紀錄片中共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齡超過90歲,開拍過程中,已有一人去世,如今到了上映的時候,22個名字里,其中14個都加上了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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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影片上映的前兩天,片中的海南「慰安婦」黃有良老人去世,享年90歲。

這樣題材的紀錄片和影視作品很少,即使出了作品也近乎於「賣慘」,賺一筆後拍屁股走人,所以幾乎不會有人去碰「慰安婦」的類型。

一來是題材過於敏感,審核和主題稍有不慎就會遭來禁播與大部分人的謾罵;

二來是這個「群體」不具有商業性,幾乎不會有人去投資和發行,既然註定是賠本的買賣,何必干賺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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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郭柯導演的紀錄片《三十二》、《二十二》為什麼就能贏得那麼多人的認可?

從他在知乎上關於「如何評價導演郭柯的紀錄片《二十二》?」的回答中就可以知道。

他說:「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導演沒有可以放大痛苦,主動去提及那段痛苦的經歷,因為這對老人以及他們的家人是一種傷害。

當血淋淋的傷疤再次被撕開的時候,那種痛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恐怕連淚水都難以掩蓋。

發行公司曾要求導演郭柯遷就市場,渲染悲情,他果斷拒絕,寧可自己出錢也不願把她們當成噱頭。

感謝郭柯導演,他的鏡頭很溫柔,他選擇了平靜和剋制,最大地還原老人們的真實的生活狀態。

與《三十二》的個體畫像相比,《二十二》描述的是一個群體。

她們一生都在與時間和死神賽跑,但這場比賽註定會以失敗收尾。

這些生老病死,是她們無從迴避的現實境遇。

她們中有的老人隨養女生活,還算可以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大半輩子都在獨居,趁著身體還算硬朗孤獨度日。

有的老人則沒能熬過歲月的侵蝕,在影片拍攝過程就離我們而去。

影片的開頭便是張改香老人的下葬儀式。

山西老人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往她對其他記者「沒有講實話」,

「那些問題,當著我的兒媳、孫子,怎麼說得出口?」

李愛連老人做了很久的心理準備,她想告訴郭柯自己曾遭遇了什麼,但最後只輕輕問了一句:「門都關好了嗎?」

彷彿只有關嚴屋子的門,她才敢打開心裡的門。

據李愛連回憶,被日本兵抓去後,她被餓了三天三夜,最後有人扔給她一堆大蔥。

18歲的她一口氣吃了8根,胃從此壞了。

她想過逃跑,也逃跑過兩次,

但最後又被抓進了慰安所。

年邁的她喜歡喂貓,原本是一隻,後來成了一群。

家人說,有好吃的,她自己都捨不得吃先給貓,等到它們吃完了自己才吃。

經歷過那麼多苦難,她對生命還是如此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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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老人林愛蘭是郭柯此行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

右腿殘疾,是因為當時被關進慰安所後反抗被挑斷了腳筋。

年輕時她曾是紅色娘子軍,殺過日軍,得過兩枚抗日獎章,後來被日軍俘虜,送入了慰安所。

她晚年居住在敬老院,房間的牆上始終掛著一把刀,覺得萬一有小偷來,還能砍小偷,儘管那時的她已經幾乎難以走動。

她最驕傲的事情是一枚2005年政府頒發給她的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章。

這部紀錄片除了這些歷史的親歷者之外,還有那些善待歷史的人也值得尊敬。

張雙兵,鄉村教師,更是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

米田麻衣,日本留學生,一直在默默的照顧著獨居的老人並為她們討個說法。

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慰安婦」歷史的研究者,也是《二十二》能夠成功拍攝的重要人物之一。

以及為影片拍攝籌款的三萬多名志願者和甘願當「自來水」的網友和明星藝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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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從拍攝角度來看,

《二十二》會令人失望,它並不是一部出色的紀錄片。

它的素材過於單薄根本撐不起這麼大的主題。

蘇智良教授也嚮導演坦誠,片中對老人的採訪,沒有提供什麼文獻意義。

剪輯師廖慶松看完素材,表示「這個很難打動我」。

當然,也有人說「這是消費受害者。」

對也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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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們講述那段歷史,無疑是在她們本就無法癒合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毛銀梅老人在回憶過去時,越講越令人心疼,開始言語含糊,

最後嘆氣道:「不說了,不說了,我說了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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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愛連老人終於卸下心防向郭柯吐露心聲,

可是,沒過多久老人就再也控制不住。

手拿著紙巾直擦眼淚,帶著哭腔說:「不講了,不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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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偏見和不公正的對待使得她們恥於談論過去。

她們所承受的委屈也從來沒有人真正地去關心過。

一旦那些不熟悉她們經歷的人們知道她們曾是「慰安婦」,她們又要在非議和無休止的採訪報道中度過本就不幸福的晚年。

她們需要的不是你淚眼汪汪的同情和憐憫,也不是動輒成千上萬的善款和物品,

她們需要的是尊重,是把她們當普通人一樣對待,她們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苦大仇深。

歷史就像一座灰燼,但灰燼的深處還有餘溫。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去翻扒已經冰冷的灰燼,而是要伸出雙手去觸碰那抹餘溫,僅剩的三十二名老人,就是那抹歷史的餘溫,即使已經脆弱不堪,脆弱到即將消失,但是卻依然頑強的努力活著,對這個世界報以最美好的心靈看待,令人辛酸,讓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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