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出好印的三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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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與詩文書畫一體說」
明、清兩代的印學成績斐然，觀點和見解層出不窮。隨著文人學者參與篆刻活動後，撰寫的印學論著也逐漸增多，形式多樣豐富，標誌著印學的形成和成熟，對篆刻的藝術流派及審美取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和理論依據。
提出「印與詩文書畫一體說」這一論點的是明隆慶、萬曆時期的學者周應願，其所撰一書《印說》既是明代印論的標識，更是印學形成的標識。《印說》對於印學形成的巨大貢獻在於：一、系統性，二、文章寫得精彩，三、它把篆刻藝術提到了與詩文書畫同樣高度，四、見解獨到。在其《遊藝》章中說到：「琴有五不彈，印有九不刻，其揆一也。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興不到不刻、力不余不刻、與俗子不刻、不是識者不刻、強之不刻、求之不專不刻、取義不佳者不刻。非明窗幾凈不刻，有不刻而後刻之，無不精也；有不彈而後彈之，無不諧也」。「文也，詩也，書也，畫也，與印一也」。
這就是周應願將治印同作文、吟詩、書法、繪畫視為一體的觀點，「九不刻」並非小氣，而是要把治印視為高雅藝術來要求。他在《印說》一文中闡述了二十個有關：原古、證今、正名、成文、辯物、利器、仍舊、創新、除害、得力、擬似、變化、大綱、眾目、興到、神悟、鑒賞、好事、遊藝、致遠的命題，每個命題都系統的論述了印的歷史、篆書書法、繼承和創新、治印之利弊、刀法等印學審美問題，《印說》可與文論之《文心雕龍》、詩論之《二十四詩品》、書論之《書譜》相提並論。
《印說》一文雖然篇幅不大，但其內容豐富多彩，對中國印章史的貢獻甚巨，在諸多印學論著中也是無與倫比的。它對於印學的流派和印的審美形成，影響實難以言表。
二： 印的「筆意表現說」
明代著名的篆刻家金光先在他的《印章論》提出：「夫刀法貴明筆意，蓋運刃如運筆。」明確了用刀法表現筆意美的篆刻審美觀。明代「後七子」之一的文學巨子王世貞也以他獨步天下的文藝審美力，闡述了篆書書法與刀法的美學觀：「論印不於刀而於書，猶論字不以鋒而以骨力，非無妙然。必胸中先有書法，用能迎刃而解。」
朱簡精於印論，通曉印章史，又有豐富的篆刻經驗，是他首先振聾發聵地指出「先秦未嘗有印說」的錯誤，也是由他從古印章中鑒別出「先秦以上印」、「三代印」，這對完善印章史的研究是一大貢獻。至於「藝術流派印」的概念也是由他首先提出的。他在《印經》中所言：「所謂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轉折，有輕重，各完筆意，不得孟浪，非雕鏤刻畫，以純為古，以碎為奇之刀也。」
「印先字，字先章，章則具意，字則具筆。刀法者，所以傳筆法也。刀法渾融，無跡可尋，神品也。有筆無刀，妙品也。有刀無筆，能品也。刀筆之外，而有別趣者，逸品也。有刀鋒似鋸牙癕股者，外道也。無刀鋒而似鐵線墨豬者，庸工也。」
三：「印外求印說」
「印內」和「印外」之說，實出於清後期傑出的印學大師趙氏趙之謙之胸臆。他在其《苦兼室印論》中言到：「刻印以漢為大宗，胸有數百顆漢印，則動手自遠凡俗。然後隨功力所至，觸類旁通，上追鐘鼎法物，下及碑額造像，迄于山水花鳥，一時一事，覺無非印中旨趣，乃為妙悟。印以「內」為規矩，以「外」為巧，規矩之用熟，則巧生焉。」
縱觀古今印學大師在治印上的非凡成就，無非都有一個共通點，即他們都對古文字及金石學抱有濃厚的興趣，熱愛鐘鼎彝器銘文和石刻文字蔚然成風，其中浙派代表人物丁敬、張燕昌、黃易等都擅長金石文字的考證······。黃易自稱有「金石癖」，他所謂的「托諸手而寄於石」，就是將自己平時研習和理解的金石古文應用於篆刻。
然所謂浸潤於金石以漢為宗並非指一味地模仿秦漢彝器，最終還得跳出此束縛，在研習金石文字的基礎上提高篆書書法，並將篆書書法運用於篆刻，這樣印章文字的取材會廣泛的多，篆書的風格也就靈活多變而不板滯。晚清傑出的印章鑒賞家、理論家魏錫曾在《吳讓之印譜》的跋文中有一段精妙的見解：「若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其在皖宗為奇品，為別幟」。（完白即著名的篆刻家鄧琰鄧石如），跋曰：鄧石如之所以能在篆刻藝術領域獨樹一幟，是因為他的篆隸書法優秀。從鄧氏的篆刻經歷來看也確實如此。他的篆刻初學皖派，後曾在南京盡觀梅氏家藏金石文字，於是發奮臨池，書藝大進，然後治印，衝出皖派樊籬，別開生面。其實鄧琰是一個「不自覺」的「印外求印」、「印從書出」的實踐者，其中之意，不言而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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