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愛字，是民族的天性！
中國人愛字
周汝昌/文
中國人愛字，是民族的天性。老百姓也知道珍重字跡。農民父老不識字，過年也講究貼大紅「年對」，還得找位會寫的，不肯「湊合」。現今人更不知的：當初時常可見貼著「敬惜字紙」的「告白」，放個扔廢紙的器物，不讓帶字的紙落到污穢之地。我幼時就受母親教誡：「字紙」不許作穢物用。
為什麼這樣？對字特有感情的緣故何在？說法不一。當然又會有批判家說這是「封建思想」事實上，漢字本身有其獨具的神秘力量。題了字的器皿，比無字的效用大得多，價錢也貴。字有魅力，有靈驗貼上吉祥字句的春聯，會給家門帶來喜氣，這是人們的共識。
中國人愛字，是愛自己的文化。人的思想感情，傳達、表現，都有賴於字。 一張畫，沒有字，像人沒有眼睛。字有形象美，聲美，組織美，聯絡美。
中國人愛字敬字，還因為字能生「效」，比如拿現代生活方式和法律觀念來作比，一個簽字手跡就具有「生效」的作用。這是世俗物質的一個層次。若推之於精神世界、靈慧活動的另一層次，便發生字在那一高層次中的唯一無二、無法仿造的法律上審證的那種「效應」，道理不殊。所以，「字」是一種「通靈」之標記。這一層，因非常人所識所究，故不受重視，甚或被貶為「迷信」之列。
字，裡面蘊涵著書寫者的精神靈氣，俊秀才華，氣質風度，這又是真實不虛的道理。
字，確實有「繁衍」孳生義，例如「字」的本身「造字」構成，就是一間房屋內有「子」孫。再如，古漢文里女子嫁人，叫做「字」某某。這兒豈不也就是結合、生育的含義。是以，字是生，是活，是發展，是衍殖。
既然如此，要把字學好寫好，是每個中國人必須完成的課業，亦即「及格」的國民文化教養。
漢字，有人哂笑是「格子字」，或曰「方塊字」。會寫字的，一個字筆畫再多，也不出「格」，也不顯「擠」；筆畫再少，也不見單薄，也不顯「空」。「方塊」是個民族審美「單位」，十分重要。中華的「田」就是方塊。建築也是方塊。「四面八方」，「天地六合」，數字八與六也是由「四方」作為基點。「方塊字」有何可哂？難道必須改為「洋字」才「進化」了？
詩曰：中華漢字幾人譏，不重東文只重西。可惜心迷外國好，洋文方是上天梯。
據我所聞，若干習書之人，「寫」了大半輩子的「字」，並不懂得這個寫是什麼意思。
有一回，我「考試」一位喜愛書法的友人，問他說：「你天天練寫字，到底怎麼才是『寫』的真諦？」他聽了，愣住了，半晌說：「寫？不就是用筆向紙上畫筆道——寫成漢字嗎？」
我說：「老兄說了半日，把『寫』說上三遍，還是一點兒也沒講出『寫』是什麼，怎麼回事。」他有些「覺醒」了，嘆了一聲，「哎呀，糊塗人，只知傻練，總不曾去想這個……您給說說。」
以下是我對他說的，大略摘記在此要想懂這個「寫」，先須懂點中華文字訓詁學。今日不想向你引經據典背古書，只須簡明一句：「寫」，原與「酌」為對，都是飲食之事。酌是液體，如酒漿類，曰斟曰酌——從一器中倒入另一器中之動作也。寫，是硬體食物的事，把原盛在一器中之食物傾倒在另器中，這就叫「寫」。古禮，尊者賜食，是原器即吃抑或須傾倒在自用之器中方可進食，都有規定。
你看詩聖老杜詠櫻桃的詩：萬顆勻園……數回細寫……那「寫」正是說把小櫻桃由一個筐筐倒在一個盤中，或須從幾種不同盛具中多次傾倒——這叫「寫」，「寫」，加「水」邊，加強了「流暢」的意義、神情。
字叫「寫」，最忌描。小童習字，大戒絕不許描！寫壞了不責，一描改就呵斥。描與寫，絕大分別，而今日文藝家動言「描寫」，不復理會中華古義了。描是「依樣葫蘆」。「描花樣子」，是刺繡工序，與「創作」大異。「描眉畫鬢」，也可曉知是「化妝」的慢而細、重而復的「塗抹」動作。
這樣的「動作」，是書法的大忌，不可！
劣書惡札，如「運算元書」，如「痴凍蠅」，如墨豬就都是「非寫」，只是「描」、「抹」、「畫道道」、「堆筆畫」……而中無「寫」的用筆之成分在。
當然，「春蚓秋蛇」，繚繞糾纏的假草書，貌似「寫」了，而中無筆意使轉，抑揚頓挫，那也並非真「寫」。
畫分工筆與寫意。這「寫」又進了一步，但關鍵仍在筆須有「意」。無「意」者還是個「描」，連照貓畫虎都不夠。即此可悟，學書而首務基本功，基本功有了根底，就要從「寫」上開始領會，下功夫了。寫，當然不是「亂來」，無須多贅。
今人恐亦不知，「寫」在藝術上不限於書法；吳越古史一段佳話：越王勾踐破吳得勝，感念范蠡之大功，命以「精金」（即良銅）寫范之狀貌！
這就是今日的雕塑——哪個雕塑家還能記得他的「本行」是個「寫」嗎？
今人奇怪：雕塑講究肖似，如何是寫？
拙見以為，書學專家們，多給愛書而習學未深的新秀講講自己筆法上的心得，匡正流行的並不足為訓的習氣和假相，而不宜太多地述說「常識」、「舊聞」，也不宜只喜撰寫鑒定真偽的文字——那會將刊物引向「古董眼光」和文物考辨上去。學人士子，最渴望的是「知識性」以外的更為豐富的實踐體會、學書歷程、認識的提高、流弊的警戒……這對目前書壇的興旺與不斷前進，會有更大的裨益。
中華的文學理論史上，重要的一條就是「文各有體」。晉代陸機作《文賦》，南朝劉勰著《文心雕龍》，都把「文體」的區分和特色放在重點上。專家謂之「文體論」。比如作一篇莊重的頌德碑文，絕不會也不能與逍遙自在的隨筆紀事小品寫成一般「味道」。它可類推。此理易曉，但也有不大明了的寫作者，筆下的文境，千篇一面，難分彼此。所以還可以講上一講
其實，藝術也莫不悉然。習書法者，也要知道「書各有體」。
「體」是什麼？體裁、體制、體統、體式……場合、對象、功用等等之不同，就約定了「書體」的各異（書體，在此不指篆體、隸體、草體……而言）。
比如，你給友好寫一紙書札，不但內容詞氣，就連字跡也必然與你給某某大廈題個匾額不是同一「書體」。
不只如此，同一個「實物」，拿碑來說，碑額、碑文、碑陰，「書體」即各有其「個性」，不會混而不辨。
這樣，就會恍然：給人家寫副大對聯，不僅僅是曉得須換「大號」筆，也還得明白宜寫何等書體。——比方，儘管《蘭亭》的行書名垂千古，難以逾越，可是你若將其中選字放大幾十倍組成對聯懸在大廳正面堂皇之處，卻不一定「受看」。何也？因為《蘭亭》者，只是一篇詩集的序稿，即席信筆，乘興而書——那與題聯匾是太不「合套」了。
此理雖不難明，「問題」仍然發生：至今仍有人效法清末的「碑派」書家的習氣，寫個便箋，也是「龍門二十品」的翻版……看了令人實在感覺不大自在。
這類問題，應該與另一樁中華文藝理論傳統結合起來思考參會——即藝事有「驚四筵」與「適獨座」的大分類。這不是哪個好壞高下的「比較」，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用，是「藝各有體」的道理。
習書之人，若年較少，工力嫩，又想「速成」，便容易走上追求「驚四筵」的路子。大筆一揮，「氣勢」張皇，若當場表演，便可使「四筵」叫好稱雄。這種學書之道，不可為訓。
清代宮廷里絕不去「請」鄭板橋寫大殿上的楹聯「秋從夏雨聲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尋」。板橋有絕句云：「蠅頭小楷太勻停，常恐工書損性靈。——急限彩箋三百幅：宮中新制錦幃屏。」這就鮮亮地道出了「書各有體」的「原則性」。
「驚四筵」的審美享受較難持久，轉頭已盡；「適獨座」的魅力全在味永涵詠愈出。
我作童子時，受板橋影響不小，學他的詞，仿他的字；家裡的木聯匾多是他的佳作。他的字糅合了漢隸、蘇、黃，黃的成分尤重，甚至也有石濤題畫字的影響。毛病是太作態，「伸胳膊踢腿」過了火，但確有其長處。不可沒也。然而不可學，學不好渾身是病。
我自幼習書，學仿的太雜亂了：顏、柳、歐、趙，魏碑名品幾乎每品都臨過；後來臨褚，習唐人寫經。最堅持的是學右軍的筆法。右軍不是「崇拜偶像」，是千古最善於用筆的書家，稱之為「聖」，洵不為過。《蘭亭》一帖，難望以它來「驚四筵」；但在「獨座」之際，愛玩令人忘倦，其筆妙極。但勿忘記：此文稿書體也，右軍之兼擅，亦不以一帖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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