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元史》看四種人制度的虛：趙孟頫、張弘范、史天澤、賀惟一

「四種人制度」是某些人經常說「蒙古族」黑暗統治的「原罪」之一，至於「處女權」更是對漢人、蒙古族的集體污衊，這個咱們不說，先說「四種人制度」。

「四種人制度」首先，你從《元史》這樣反元朝勢力的對其各項制度的總結看，完全沒有。「四種人」確實有，但「四種人」只是四種「地域」在元朝初期的政治制度上的好處，與經濟上、文化上沒有關聯。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種人只是四種「人類與地域的歸結」。漢人說的是金人和漢人、契丹人以及所有生活在「金國」的人。南人也是南宋境內包括漢人在內所有民族的人。他們之所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與統治者關係遠近和信任厚薄。

同樣，沒有民族關係，同一個民族也會如此。比如朱元璋信任安徽人，淮西人最受他的信任。同樣，他對於江浙地區的人的不信任比江西還要深。

元朝趙孟頫

（1）元世祖稱帝後統一南宋後才是元朝

我們先看看三個大臣，西夏漢人、金國漢人、南宋漢人。可以說，《元史》中，元世祖稱帝之前不能算作「元朝」。

因為元朝是蒙古帝國在中國內的漢化王朝，這和契丹、女真（元朝女真人官員、明朝女真人官員可以充分說明某些謠言——元朝屠光了金人是多麼地沒有歷史脈絡）、滿族一樣，都有「漢化政權」和「原本地區」兩個部分。

例如女真族在金國地區那就是「漢化政權」，和女真族在東北甚至北海道、庫頁島等地區那就是「原本地區」。

契丹族的漢化更徹底但也有「少部分原本地區」，女真族、蒙古族的「原本地區」都不少，滿族就屬於女真族的部分地區與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成。因此，這些地區都是在「漢化政權」下的「中國朝代」。

例如元朝的皇帝包括謚號在內有多少和漢族政權不一樣？在漢詩、漢文的水平上也是如此，例如元惠帝，也就是朱元璋贈的元順帝。

他就寫有兩首漢文詩，詩文一：父疾精虔禱上天，願將己算益親年。孝心感格天心動，恍惚神將帝命傳。母渴思瓜正歲寒，那堪山路雪漫漫。雙瓜忽產空岩里，歸奉慈親痼疾安。

詩文二：《答明主》給洪武大帝：金陵使者渡江來，萬里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聖恩無處不昭回。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台。

總體上其漢詩有些詞句還是可以的。

（2）西夏、金人、南宋三大漢人系統的軍事將領在元朝

A.西夏漢人的典型代表或說最高代表。

高智耀，窩闊台在位時主管：稅收、教育、儒學醫學等。

他建議忽必烈「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糾肅官常。」「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元世祖遵。高智耀死）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國公，謚文忠。

子高睿。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貞簡。

其孫高納麟，官至太尉、江南諸道行御史台大夫。

B.金國漢人的典型代表或最高代表。

像最有名的當屬張柔，咱們後面會說。其共有11個兒子，其中有張弘略、張弘范二人，他們兄弟三人是金國漢人滅南宋的最關鍵人物。

還有右丞相史天澤。

另外，還有一員猛將叫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國漢人。因為揚惟中在河南、四川等地，調遣蒙古、漢軍非常勇猛，他曾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其後元世祖更命其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

C.南宋漢人的典型代表或最高代表。

南宋地域漢人的元朝丞相。元惠帝時期。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

除此還有趙孟頫乃趙匡胤的後人，因此，死後被封為魏國公、謚文敏。。在元朝，和趙孟頫工作期間還有許多南宋朝臣，例如程鉅夫，死後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

齊履謙，字伯恆，父義，善算術。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

其他還有許多，像能在《元史》中記錄在案的這140年（滅西夏、金開始到元亡）里，漢人官員名錄是蒙古族、回回族、女真、契丹等所有人一樣多。基本上漢人和其他民族各占官員的一半，而這些人可都是高級官員。

張弘范

綜上所述

我們說「四種人制度」把問題簡單化了以及擴大化了。只要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些人，為了展現革命而不惜對歷史進行了「升級」，將「這種現象、潛規則」上升到「制度」。

「四種人制度」其實就是「地域和人的歸結」是為了統治的安穩，根據統治時間和根據自身關係遠近而制定的。這和所有少數民族政權沒有不同，例如金人、契丹都曾經這樣過，清朝直到雍正甚至乾隆時期對於南方漢人都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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