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被毀」，是曹丕在「坑爹」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臭鹹魚】

最近一則有關曹操高陵的新聞又引起了大眾的關注，據報道稱「河南安陽曹操高陵是一處內有垣牆、外有壕溝、地面上建有神道和陵寢建築的高規格陵園，但在後世遭到「毀陵」，陵園內所有地上建築被有計劃「拆除」。」如果是盜墓賊的話，似乎不應該對陵園的地上建築感興趣，新聞中「拆除」、「毀陵」這兩個關鍵詞打上了雙引號。

而更讓人震驚的是主動拆毀曹操高陵陵園建築的竟然是曹操的兒子曹丕，在一向主張「死者為大」和「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時代看起來是那麼的駭人驚聞，就是普通人盜墓毀墳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輿論的抨擊。漢代就已經有了禁止盜墓的法律條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盜律》規定，「盜發冢」與殺人同罪，都應處以磔刑。身為皇帝的曹丕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拆毀父親陵園內的建築，這幕後又存在什麼樣的隱情呢？魏文帝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進行的喪葬制度改革呢？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就開始為自己的壽陵規劃，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規劃以西門豹祠西邊的高原上建造陵墓，因高為基，要求不封不樹，這體現了曹操的薄葬思想，也體現了曹操對漢代陵寢制度的改革。

曹操薄葬思想與東漢厚葬風氣

薄葬與曹操的節儉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兩漢事死如事生的思想、靈魂不滅的觀念使得社會上厚葬鋪張浪費之風氣盛行，即所謂的「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人們相信死後還能享受生前的富貴生活。漢代的經學思想摻雜了很多陰陽五行、圖讖等學說，整個社會追求神仙方術以求長生不老。其次兩漢統治者都主張「以孝治天下」，孝是察舉制度的重要標準和條件，士人為了出仕做官需要博取孝子的名，往往會在父母的墓葬上搞名堂。

去年七月在山東濟南發掘出土的東漢時代的三羊開泰浮雕漢畫像石墓（@濟南時報）

漢代著名的政論家王符曾描述過這一現象，《潛夫論·浮侈篇》記載「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起造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即使是生前對父母不供養，死後也要為父母花費巨額財富建造堂皇富麗的陵墓。生前即使再對父母孝敬，別人也不會知道，死後為父母營建恢宏壯麗的陵墓確實人人都能看見的，這「孝子」也就能被地方太守舉薦為孝廉出仕做官了。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曾評論到：「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于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高高在上富有四海的帝王更是在營建陵墓上不遺餘力，兩漢帝王陵墓在漢末魏晉南北朝多被發掘，致使漢墓十不存一，這無疑和帝王公卿厚葬有關。

當然「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的厚葬之風也得到了有識之士的批判，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曾經下詔批評厚葬的行為，令百姓知「薄葬送終之義」，儘管劉秀的出發點不僅僅是因為厚葬導致的奢侈之風盛行，使得貧困之家破財，更重要的是富貴之家的在墓葬禮制上的僭越。東漢的漢安帝也曾下詔禁止殫財厚葬，東漢皇帝的三令五申，反映的是民間社會厚葬風氣之盛。雖有法律和禮制的禁止，也無可奈何。

更何況漢末天下喪亂，民生凋敝，百姓十不存一，戰亂不止的年代裡，快速高效獲取財富的方法之一便是盜墓，為獲取錢財補充軍國之用，軍閥率先帶頭開始挖掘王侯大墓。例如董卓在佔據東都雒陽期間，就曾指派呂布去挖掘附近的帝王陵墓、公卿大臣的墳墓，收集財寶；按《崔琰傳》，袁紹的士兵在河北也四處挖掘私人墳墓，盜走財物之後，屍骨散落路邊，按陳琳所作的《討曹操檄文》，曹操也設立了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掘墓官員，做同樣的事。

正是曹操深知漢末戰亂盜墓不止的亂象根源，以及厚葬風氣的惡果，加上他本人一貫的節儉思想，提倡薄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閻步克先生則認為陵墓規模有時也是皇權衰弱的一個縮影，曹魏皇權衰弱，皇陵沒有封土，帝王陵墓竟然為防止盜竊，而縮減陵墓規模，可見帝王權威之下降。

陵寢制度的起源和發展

陵寢指的是漢代皇帝陵園中的祭祀場所，因為古人並不直接在墳墓前祭祀，而是在宗廟裡祭祀。據《後漢書》記載「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

古時君臣前面設有朝，用來朝見大臣和處理國家大事；後面設有「寢」，作為君主和后妃子女生活起居遊玩的地方。君主還需要供奉和祭祀祖先，前廷除了有處理政事和朝見的宮殿外，還需要建造「廟」，「廟」是仿照君主生前的宮殿規模興制來建造的，簡而言之，就是死去的祖宗也得有「前廟後寢」，「廟」用來陳列祖先的神主牌位，「寢」用來陳設一些傢具用品，作為祖先日常生活起居之用。

這就是所謂的陵寢制度。西漢把「寢」和陵墓造在一起，也把「廟」建造到了陵園旁邊。陵寢制度的產生和社會的激烈變革有關係，君主政權的建立使得「朝」的重要性超過了「寢」，陵墓的禮制地位也就越發顯得重要。

既然陵祭的規模提高，勢必開始會大規模建築寢殿，東漢諸帝有的設置有的設有寢殿和鍾賓，有的設有石殿和鍾虎。由於劉秀的父親遠在舂陵，東漢皇帝還命令地方官代為祭祀劉秀的祖墳和祠堂，由於帝王的以身作則和儒家「三年之喪」被時人廣泛地接受和踐行，豪強公卿們紛紛大規模建造墳墓和祠堂，在建築上雕刻畫像，東漢厚葬之風亦是愈演愈烈。

東漢墓葬壁畫

魏文帝的墓葬改革與曹丕的繼位危機

既然曹操明確主張「不封不樹」，然而據《宋書·禮志三》記載「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系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曹操死後，有關官員還是在高陵設立陵寢了，為何文帝不一開始就改革陵寢制度，從「先帝儉德之志」，非要黃初三年才改革呢？

筆者以為文帝曹丕的墓葬改革與其繼位危機和鞏固權力有關，至於網上猜測文帝和父親關係不好，所以文帝為報復而毀陵寢建築則是不經之談。細研史書，文帝的繼位之路其實充滿了一波三折，一點也不輕鬆，稍有差池，於文帝而言便是萬劫不復。在父親剛剛去世的那段時間，為禪代自顧不暇的曹丕是不可能去改革陵寢制度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一代梟雄曹操於洛陽病逝，臨死前卻下了一道非同尋常的命令，就是讓曹丕的同母弟曹彰從長安奔赴洛陽， 對於在鄴城的儲君曹丕，似乎只留下了「以愛子相累」的瑣碎遺言。儘管有人猜測曹操這樣做不過是為了臨終前見愛子一面，別無他意。然而當時曹操剛剛聯合孫權滅了關羽，北方局勢卻不是很穩定，在如此敏感的時期，既不給招儲君曹丕又不給儲君留下接班指令，身邊卻有愛子曹植在側，召回手握兵權的曹彰，實在讓人捉摸不透。

果不其然，曹彰到洛陽，便對曹植說「父王召我來的原因，是想立你為繼承人呢。」曹植說：「萬萬不可！你沒看到袁氏兄弟的下場嗎？！」關鍵時刻，曹植深明大義拒絕了哥哥曹彰的誘惑。

《賈逵傳》記載，曹彰又去找賈逵詢問魏王璽綬所在，賈逵一臉嚴肅的拒絕：「太子在鄴都，魏國有儲君。先王的璽綬，不是君侯您該問的事。"儲君曹丕遠在鄴城，曹彰卻心懷異志，想立曹植為繼承人，當然從《賈逵傳》的記載來看，曹彰或許本人也對儲位有心思。

遠在鄴城的曹丕所遇到的危機卻不止如此，當曹操在雒陽駕崩的信息傳到鄴城，臧霸等外地軍隊居然發生嘩變。青、徐州士兵不聽調遣，主動離開鄴城。可見曹操一死，天下局勢不可預測，他們對曹丕是否能夠順利繼承魏國基業並不抱有信心。

電視劇《軍師聯盟》中的曹丕

曹植和曹丕進行了長達六年的儲位爭奪戰，所有的親情早已經消磨殆盡。儘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因為司馬門事件立曹丕為太子，然而曹操本人還一直存在立曹植的心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就曾想讓曹植帶領軍隊去援救曹仁，如果曹植一旦成功，那麼曹丕的太子之位可能就不保，然而卻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曹植因醉酒誤事失去帶兵的機會，有人說是曹丕做的手腳，其實遠在鄴城的曹丕無法灌醉曹植的。

在鄴城的群臣為曹操發哀後時，有人在任心惶惶之際建議曹丕改換將領諸城守衛，改用曹操的宗族姻親譙沛人士。幸虧大臣徐宣大聲說道「如今魏國遠近齊心，人人都心懷盡忠之心，何必要專用譙沛人，而讓有心宿衛的人失望？」

麻煩接連不斷，在鄴城的大臣卻又開始拘泥於小節，為太子在沒有傀儡天子劉協的旨意的情況下能否繼位的問題而爭論不休，最終陳矯大臣一錘定音，暫時以卞太后的命令讓太子繼承王位，同時派御史大夫華歆前往許昌請皇帝下正式的詔令；曹丕派遣心腹司馬懿、好友夏侯尚、親信賈逵前往洛陽迎回曹操的靈柩，也開始著手處理曹彰和曹植，終於一切塵埃落定。

然後曹丕為禪代足足準備了十個月，在如此敏感的時期，曹丕是不可能突兀地改革陵寢制度的，只好同意「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的請求。

我們要知道漢魏嬗代容易，然而四百年的漢家天下所具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卻不易消失。

禪讓前後同樣風波不斷。文帝禪讓時，派遣使者前去索要皇后璽綬，則受到了妹妹的責罵和詛咒。皇后曹節把使者喊來，面責痛罵，最後將皇后璽綬扔在地上，哭著詛咒說：「上天是不會保佑你們的！」旁邊的眾人都羞愧得不敢抬頭。

積極勸進文帝的陳群和華歆在受禪時卻面有憂戚之色，儘管陳群和華歆狡辯說「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難欣聖化，義形於色」，這其實很諷刺，一方面積極勸進享受魏國的高官候祿，一方面還自認為是漢臣。如果真心存漢朝，不勸進不就行了？文帝登基後沒有殺了獻帝劉協，而是「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這時卻有兩個人誤以為獻帝被殺為獻帝發喪，一個是蘇則，一個是弟弟曹植，文帝的難堪可想可知，對蘇則他不能怎麼樣，因為是外人，對於曹植，他卻耿耿於懷，卻也只能感嘆「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

黃初改革

建安二十五年十月，變成了黃初元年，完成禪讓後的一系列事情，很快就到了黃初二年（221年）。直到黃初三年（222年），文帝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下詔不允許太后外戚之家參政，這個意義是重大的。外戚在兩漢的政治秩序中是合法合理的存在，魏晉以後的王朝視外戚如洪水猛獸，然而《漢書外戚傳》開篇卻說：「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過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漢代父系宗族意識相比後世比較薄弱，人們重視母族外家，漢代宗族的含義比較廣泛，不僅包括父系宗族成員，還包括母族和妻族，此時宗族尚屬於親屬群向父系祭嗣群體轉變的初始階段。

在兩漢書寫的紀傳體國史，《漢書》和《東觀漢記》都把太后放到外戚傳里，不是后妃傳里，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從漢章帝的舅氏封侯如皇子封王一樣天經地義的言論看，外戚在漢代的政治秩序中本身就是合法的存在，魏晉以後就消除了外戚參政的合理性。

如復旦大學徐沖教授所言「魏文帝所言「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更顯見漢魏之際儒學士人意欲根據儒學意識形態重構新型皇帝權力的自覺意識。而文帝的回應則是「以作著詔下藏之台閣，永為後式」。另外，〈甲午詔書〉雖未言及，曹魏王朝對於外戚權力的否定亦表現在內廷方面」。

與此同時，文帝開始著手對喪葬制度的改革，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同時下詔：「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系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高陵陵寢建築的人為的有計劃的毀壞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據記載，文帝改革後產生了「陵寢遂絕」的重大影響。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