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理學與神學相遇——從陸王梅蔡閑話東西方真理觀
2018年年初上映的清華大學校慶影片《無問西東》自公映以來，連續數周奪獲票房冠軍。電影出現了國產影片中難得一見的基督教元素，比如基督教的著名讚美詩奇異恩典成了電影插曲，反覆出現的外國宣教士形象等等。其中令觀眾饒有興味的，是梅貽琦校長的那段頗具基督教色彩的電影台詞：「什麼是真實？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做什麼，和誰在一起，如果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出來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那就是真實。」
很多基督徒觀眾聽到這句電影台詞後很興奮，覺得這段話有「福音性」，梅校長不愧為基督徒，其實細究起來，這句話與聖經真理相距很遠，倒是離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傳統文化中的宋明理學關係密切。電影中梅校長的這段高論，一是把真實內在化、個別化，其二是以「心」作為判斷真實或正當與否的標準（心即理），而這兩點恰恰是宋明理學尤其是其中陽明學派別的特點。
中國人特別喜歡「講理」，做人要「講道理」，人際間出現了紛爭，也要找大家「評評理」，這種動輒「講理」的風尚其文化淵源則可追溯至宋明理學。「理」是宋明理學的核心概念，所謂「理」，即所有秩序或正當性的標準，有了理，整個社會生活才能理性化。只是這個理性與西方理性主義的「理性」還不一樣，前者主要是指常識理性，比如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一種自明的、不需要加以解釋的自然情感，這符合人的常識常情，既然符合常識常情，那就是合理的，那怎樣來感受這種自然情感呢？陽明學派是依靠「心」，於是「心」成為合理性或正當性的終極標準，也成為道德的本源或根據。
表面上，電影中，作為基督徒的梅校長的這段話帶有一些基督教的語言特色，比如心靈、平和與喜悅之類，但在其基本假設方面體現的仍然是儒家的價值觀。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基督教史是的一些著名人物，比如王明道、宋尚節等人都是披著牧師外袍的孔門弟子，言辭或屬偏激，但也說明傳統文化的影響至深，包括在他們那個時代出版的和合本聖經，在翻譯中也有很多地方體現了儒家文化強大的同化力量。比如聖經中有多處，「真理」一詞根據上下文翻譯為「真實」似更為準確，但是「真實」卻多被譯為「真理」，大抵因為「理」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終極關切所在，於是以抽象的「理」取代了具體的「實」也成了那一代文人學者的文化無意識。
比如著名的聖經經文「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約翰福音1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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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ε?μ? ? ?δ??κα? ? ?λ?θεια ?ζω?
根據上下文，這節聖經應該被視為回答上文多馬的問題，表明是強調「道路」，多於「真理」與「生命」，有解經家按照閃語的語法，認為後面的「真理」與「生命」起修飾作用，用於界定前面的「道路」，即「我是真理與生命的道路」。耶穌說這段話時，應該是用當時流行的亞蘭文（屬於閃族語系）說的，而按照希臘文的語法，道路、真理與生命三個詞是平行而非界定與被界定的關係，其實從語法上看，真正被強調既不是道路，也不是後面的真理與生命，而應該是「我」，因為希臘文ε?μ?（I am）已經包含一個「我」,再加上前面一個?γ?（我），這種重複在希臘文中屬於典型的強調用法，表明說話者強調的是「我」而非其它，主耶穌強調的是：「我」就是道理、真理和生命，而這個「我」就是有位格的主體生命。
但是，在約翰福音17章17節：「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道」在原文中就是「話」的意思，即主耶穌的話就是真理，那麼，究竟是「耶穌就是真理」，還是「耶穌的話就是真理」，其實這兩者在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如果說有問題，那主要涉及到對?λ?θεια一詞的翻譯。
希臘文?λ?θεια其意有「真實」、「真理」、「可靠」、「正直」等含義，在約翰福音14章6節中譯為「真實」應更為準確，即「我就是那真實的」，不僅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也意味著耶穌基督的主體生命（我）是絕對真實的，換言之，耶穌的「我」是絕對真實的「我」。不像我們有罪又有限的人，罪不僅使死亡成為人的宿命，也使人自我的整體性被破壞，於是人的自我不僅分裂而且破碎，表現為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分離或分裂，或者應然的自我與實然的自我的分離分裂、或者內在動機與外在行為的分離分裂等等，人們往往活在虛幻、想像的自我世界之中，卻失去了面對真實自我、活出真實自我的能力。人本的存在主義為什麼會喊出「自我實現」的口號甚至將其作為人生的目的，恰恰說明人沒有活在「真我」之中，以至於要將實現真我、活出真我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
?λ?θεια前有單數定冠詞?，從古至今，唯有耶穌基督活出了絕對真實的自我，他的「我」是絕對的「真我」，即他的「所是」與他的「所在」絕對同一，他就是他所是，本質與現象絕對同一，也意味著他的生命本質與生命樣式絕對同一，耶穌基督的生命樣式就是他生命本質的完美、充分的彰顯。由於他的主體生命是絕對真實的，因而他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是絕對真實的，本體是絕對真實的，因而由這本體所發出的一切，包括言語行為等等，就都是絕對真實的，他的話就等於絕對真理。因而，說「耶穌是真理」，與說「耶穌的話就是真理」，其實是一回事。
? ?λ?θεια主要表達的是主耶穌的「我」是絕對的「真我」，然而在華人的文化傳統中，「真理」一詞一則受到宋明理學的影響，容易被理解為「真實的道理」，二則受到近現代西方理性主義的影響，理解為「真實的理念」，而這兩者都與約翰福音中所說的「真理」有很大差異。
在以古希臘羅馬文化為淵源的現代西方文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真理」意指理念與實在一致，無論是客觀真理還是主觀真理，一個理念是否為真，或者具體地說一個概念、陳述、命題或者信念等如果為「真」，即為可以接受和信任的真理，而所有概念、陳述、命題或者信念等都需要藉助某種「書寫系統」，即通過語言符號的編織來表達，所謂真理，即符號能連結於實體並真實地表像實體。但是所有這些都涉及到認識主體，即「人」或者自我真實性的問題，如果認識主體的真實性無法確定，那麼由主體所發現的有關真理的真實性就成了問題。
所以，笛卡爾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還有後來康德的「先驗意識」和費希特的「絕對自我」等概念，都是為了確立認識主體的真實性和確定性，從而為認識論和一切知識確立一個堅實的根基。換言之，確立人的自我或主體的真實性是比認識客觀真理更為根本、更為急切的問題。歷世歷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總是在這定問題上糾纏不清，莫衷一是，於是到了後現代哲學家德里達、拉康等人那裡，乾脆徹底取消了主體的真實性和確定性，不僅認為真理是一個幻象，就連認識真理的主體也是一個幻象，甚至根本不存在。
自秦建立大一統王朝以來，「求真」似乎不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所在，「審美」才是其文化的特質和主流，於是文學藝術格外發達，唐詩宋詞元曲，在文學史上，幾乎各朝各代都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創作高峰，及其經典的文學表現形式。一位華人學者曾談到「唯有在審美的領域，中國的文人或知識精英們才是自由的，人們只有審美的自由而無思想自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自由的缺失最終窒息了人們追求真知識與追問終極真理的熱情、興趣甚至能力。
把審美作為大學精神的核心價值，比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北大校長蔡元培，他的教育理念濃縮為一句話，就是「以美育代宗教」，他有所謂「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和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於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蔡據說對德國古典哲學頗有研究，他所說的這句話頗有康德與黑格爾哲學的影子，只是蔡可能不了解康德與黑格爾哲學背後的基督教神學背景，即他們哲學後面的「元原理」即神學，因而蔡對德國哲學基本上是一知半解。所謂實體世界，用神學的語言說就是指不可見的屬靈的世界，現象世界就是可見的屬世的世界，而聯結實體世界和現象的世界的橋樑或中介是誰呢？聖經給出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耶穌基督。蔡所說的「美感者」其實就是耶穌基督，只是他不知道不認識，只能用語焉不詳的所謂美感來代替。
黑格爾有一個關於美的著名定義：「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一個人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神學，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這句話。這裡的「理念」特指絕對理念，而絕對理念在黑格爾哲學中是上帝的代名詞。絕對理念以感性的形式顯現就是「道成肉身」，換言之，黑格爾認為，美就是道成肉身，或者說，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就是美的本體、美的源頭。蔡無培一心以美育代宗教，殊不知，離開了耶穌基督，就離開美的本體和源頭，此時的美和美育就成了鏡花水月。
和合本聖經在哥羅西書2章8節中，把「哲學」譯成了「理學」，其實西方的哲學根本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學，哲學是建立在嚴格的概念定義和邏輯推理的基礎之上的，反觀中國的宋明理學，則很難具備這種特點，它具有傳統文化所慣有的概念模糊性和描述性，且包含更多人性審美的特點。
王陽明在其《傳習錄》中有：「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的說法，這裡的所謂條理，可以理解為情感、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理學發展到陸王心學，多少具備了一些理性思辨的特徵，其抽象的「天理」亦與柏拉圖的「理念」，有某種相似之處，兩者皆為抽象的道理或理念。然而，宋明理學的「理」與西方哲學中的「真理」的「理」，兩者的差別也是明顯的。「滿街都是聖人」是王陽明的一句名言，其意與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相似，如果每個人由心開始，由內往外推，從而實現天理，即所謂「致良知」，而這種由常識理性主導的外化過程，往往因人的經歷、自然情感或個體差異而異，其後果就是否定外在的、普遍的「理」。比較極端的情形，就是人們常說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於把個別的理外推為普遍之理或所謂「天理」，這種「普遍的理」就會否定個性和個案，出現「以理殺人」的結局。更為可怕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理」，就一定要指出他人的「無理」，換言之，就是要指出別人的不義而建立自己的義，通過定別人的罪來顯明自己無罪。而「滿街都是聖人」意味著人人都能通過一套修練功夫甚至頓悟而「肉身成道」，於是人人都是上帝，每個人都有審判他人定罪他人的權柄。
總之，新約聖經里的「真理」既不同於宋明理學的「理」，也不同於西方哲學裡的「理」，但宋明理學透過傳統文化對華人教會影響深遠，其中包括對「理」的偏執，對聖經中「真理」內涵過於隨意的置換，這或許是另一種形式更加隱蔽的基督教的「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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