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之初德國調停中日戰爭遭國民政府拒絕，背後原因很無奈

原標題：抗戰之初德國調停中日戰爭遭國民政府拒絕，背後原因很無奈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進展得並不那麼順利，尤其是淞滬戰場上的膠著狀態，迫使日本大量增兵，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神話破滅，讓「皇軍」臉面丟盡。於是，日本政府內主和勢力抬頭，他們希望「戰禍不要延及華中，早日成立和平協定，俾日本實力，不致在中國浪費，以便對蘇」。（《中國外交史》，第533頁。）日本軍部也企圖利用中國在軍事上的失利，對中國政府展開勸降活動，以達到軍事手段所無法達到的目的。

於是，日本決定利用德國做勸誘中國談判的中介人。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約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erbert Dirksen），正式表示希望能由德國出面斡旋和平。他說：「日本隨時都準備與中國直接談判，假如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像德國和義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解決，日本也是歡迎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34頁。）德國政府欣然同意。

廣田弘毅

德國為什麼樂意調停中日戰爭呢?這同德國的遠東政策有很大關係。眾所周知，德國對中日兩國開展等距外交，同中日均有良好關係。中國是德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是德國國防戰略資源的主要供應國，而日本則是德國強有力的政治盟友，德國對中日間爆發的戰爭深感左右為難，因為這使德國二元的遠東政策受到挑戰。德國當然希望中日之間停止戰爭。這樣，調停的責任自然落在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身上。

1937年11月5日，作為「信使」的陶德曼奉命在南京拜會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但蔣介石表示日本提出的條件不能接受，他強調，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浪潮所衝倒」。（《蔣總統秘錄》第11冊，第93～96頁。）蔣介石之所以拒絕，主要是他還寄希望於布魯塞爾會議會有制裁日本的措施，同時，上海戰事勝負沒有明朗化。

陶德曼調停

然而，沒過多久，布魯塞爾會議草草收場，並無任何制裁日本的實際行動；太原、上海相繼失陷，南京危在旦夕；加之德國政府更積極的活動，蔣介石一度動搖。於是，12月5日，他第二次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政府願以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基礎」。（《蔣總統秘錄》第11冊，第93～96頁。）同時，蔣介石還表示希望希特勒向中日兩國建議停止敵對行動，因為「在敵對行動繼續進行的時候，是不可能進行任何談判的」。（《蔣總統秘錄》第11冊，第93～96頁。）

可是，由於日本在軍事上取得的勝利，南京陷落在即，它的談判價碼果然漲了數倍。當狄克遜向廣田表示中國願意按日方所提條件進行談判時，廣田聲稱，「能否在最近取得偉大的軍事上的勝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礎上進行談判有疑問」。（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136頁。）

12月2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駐日大使的復文」，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條件。包括基本條件四項和條件細目九項。這哪裡是什麼「和談條件」，無疑是要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投降的最後通牒。因此，當12月26日陶德曼將上述復文轉告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時，孔祥熙表示「沒有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蔣介石這時才認識到「今日除投降外無和平，舍抗戰外無生存」，（《蔣總統秘錄》第11冊，第100頁。）日本提出和談的目的在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蔣總統傳》，第285頁。）

希特勒會見中國特使孔祥熙。

1月13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召見陶德曼，請其向日本轉達中國政府的答覆：「經過適當考慮之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作確切的決定。」（《蔣總統秘錄》第11冊，第104頁。）這實際上是拒絕的答覆。日本方面認為這種答覆「只能說明中國方面沒有誠意，是在採取拖延政策」。（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139～140頁；第147頁。）於是，1月16日，日本政府竟狂妄地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

國民政府也於18日發表聲明，宣布「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任何在日軍佔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中國外交史》，第532頁。）

這一聲明，使得日本依靠德國調停而使中國接受喪權辱國條件的企圖歸於失敗。1月20日，國民政府召回駐日大使許世英，不久，日駐華大使川越茂亦奉召回國。中日之間談判接觸暫告中斷。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卷，全民族奮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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