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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泥森林裡修復生態,這個叫做「城市荒野」的工作室在上海都做了什麼?

上海浦東有一片 3000 平米的生態保育區,和大尺度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相比,這個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小的保育區有些局促,夾在高架橋和居住小區之中。但這裡容納了 260 種本土植物和 180 種本土動物,斐豹蛺蝶、黑脈蛺蝶、扁鍬甲和金錢蛙出沒其間。

「城市荒野工作室」是它的營造者。2015 年,他們與浦東綠化局合作了「宜嘉苑生態保育區」,鏟掉原本的綠地,重新設計、管理和引種。不同於傳統造園者,他們沒有一張「花卉採購清單」可供勾選。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類活動,大量本土物種不斷消失。

這像是一個現代版本的「植物獵人」故事,幾個世紀前,富有探險精神的植物學家乘坐「奮進號」到達未知地,將那裡的種子帶回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直到今天,邱園的植物學家仍在進行系統性的種子收集。

郭陶然們的「未知地」就在上海。

保育區的一個夏夜,「不請自來」的金錢蛙


岑卜村位於上海西郊澱山湖畔,這裡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物種考察地之一。近年來,這個村子因為螢火蟲變得熱鬧起來,但過多的遊人也造成螢火蟲數量銳減。

郭陶然和同伴們在這裡發現了國家二級保護植物「水蕨」(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和水生植物「矮慈姑」(Sagittaria pygmaea)。另有水鱉科的一種一年生植物「龍舌草」(Ottelia alismoides),生在一段溝渠中。根據 2016 年發布的「上海數字植物志」,原產上海的龍舌草如今已經極為罕見。

他們在公眾號上發布的考察手記都頗有趣味。岑卜村的這棵龍舌草有了強烈的「求生意志」:根系已經腐爛,植物漂在水中,孤零零一朵花,在金魚藻的包圍下「艱難求生」。另一趟白龍港之行有些輾轉,只收集到了一種「鼠尾草」(Sporobolus fertilis)——並不是每次踩點都能有所得。哲學系畢業的郭陶然幾句閑筆,介紹起了「另一面」上海,這裡有灘涂、蘆葦和亞洲最大的污水處理廠,每天處理 356 萬人產生的污水。

收集到的紅板歸種子

紅板歸

收集到的濕生植物物種在大棚內進行發芽實驗

郭陶然在大棚內種植麝鳳蝶的寄主植物馬兜鈴,用以繁殖麝鳳蝶

大棚內種植的竹葉椒,引來柑橘鳳蝶在此繁殖

2018 年初,他們把植物基地搬到了城郊閔行區,一個佔地 4 畝的大棚,物種考察獲得的植物和種子在大棚內彙集,繁殖收種。經清洗篩選、乾燥處理,放入乾燥劑和除氧劑,密閉封存在冰箱里。工作室有了自己的「種子庫」,目前已收集了 120 多種。但很多種子數量有限,一些已經被篩選種在了宜嘉苑保育區內。

宜嘉苑將原本綠地上的植物全部剷除,這種「強幹預」是為了消滅入侵物種。根據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學研究中心對上海植物的普查,本土植物中約有 290 種分布範圍極小、數量稀少的植物很可能已經消失,而入侵物種的數量卻從 279 增至 367 種。

「前幾年有新聞報道,一些人買下了一塊地,什麼也不做,就讓它自然生長。聽起來很有情懷,但一看照片,自由生長的全部都是『一枝黃花』這樣的入侵物種」,郭有些後悔前期的「強幹預」還不夠,沒有打土壤封閉劑,建成後保育區的一項日常維護就需要清理這些新冒頭的入侵物種。

在密密麻麻的金魚藻中「求生存」的龍舌草

發現龍舌草就是在這段溝渠里,相比於金魚藻,龍舌草們更大的「敵人」是城市化進程

在水泥森林裡修復生態,這像是一句浪漫的口號,但郭陶然和同伴們面對的問題不僅於此。既有的市政建設是其一,宜嘉苑保育區原本是一片綠地,其中一片水塘下有軍用電纜,為了避開,需要另闢一處水塘。

引進昆蟲同樣不簡單。復育蝴蝶在技術上並不那麼困難,美國加州的水生生物學家 Tim Wong 用了三年時間復育了珍稀的美洲藍鳳蝶。Tim 在另一個城市的植物園裡借到了蝴蝶的食物「加州馬兜鈴」,在城郊找到了蝴蝶幼蟲,回到自家後院設置了一個可以遠離天敵蜘蛛和蠼螋的模擬環境。「後院實驗」很順利,如今他已經開始向外輸送復育成功的美洲藍鳳蝶。

浦東保育區的環境則更複雜,一些趨光性的昆蟲會撲向一旁高架橋上的路燈,比如綠尾大蠶蛾,光照也會影響一些在夜間交配的昆蟲。

保育區的另一邊是居住區。有人在水塘里偷偷設置了「地籠」,這種自製工具可以捕捉小龍蝦。去年水塘換水,工作人員發現之前投放的魚苗幾近消失,郭陶然猜測有人電魚,殺傷性更大。

兩年多的營造,這個迷你保育區逐漸成型。按照傳統園林景觀的審美,它並不「好看」,沒有修剪整齊的草坪、灌木叢。郭陶然們則欣喜於逐漸增多的蝴蝶、甲蟲、蛙類,水生植物開始此消彼長。

加州生物學家 Tim Wong 在自家後院營造的蝴蝶生境(圖 / Instagram: @timtas1c)

從卵、毛蟲、蝶蛹到成蝶的美洲藍鳳蝶((圖 / Instagram: @timtas1c)


金杏寶是上海科技館的老館長,一次她接待了新加坡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一位德國專家,後者表示對「一切人工的東西」不感興趣。相比博物館內相對碎片化的展陳,他更想在上海找到一些「野」的東西。宜嘉苑生態保育區成了城區內「野」的一站。

金杏寶曾在接受《城市中國》雜誌採訪時談到其間差異,近年來博物館的展陳越來越倚重聲、光、電等技術手段,看似炫目但乏善可陳。金杏寶舉例德國漢諾威中學生物中心(Schulbiologiezentrum Hannover),講解員向人們展示一棵枯木的「死亡」,扒開樹皮講解蟲子,在落葉里找尋活物,或是觀察鳥類如何在枯枝間築巢,這裡有極其形象的生物鏈。

宜嘉苑保育區內,枯木同樣不會外運。郭陶然還將園外一些被風掛斷的柳樹搬進來,鑽孔,種上真菌,這些朽木被分解後會成為鍬甲等昆蟲幼蟲的棲息場所。「以前上海有很多獨角仙和花金龜,但落葉清理太頻繁了,它們的幼蟲無法生存,長此以往土壤也少了有機物,越來越貧瘠。」郭陶然稱,這個保育區的原則是,進入保育區內的物種,自然分解,「死也要死在裡面」。

保育區內樹樁生長的「靈芝」

近年來,「博物學」似乎成了一門顯學,組織自然教育活動的機構慢慢增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阿拉善基金會為城市荒野工作室這樣的機構提供了資助,他們組織論壇、活動,成為議題製造者。

追溯更早則是上海這座城市對自然博物的「興趣」。1906 年,原籍福建的唐啟旺受聘於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和徐家匯博物館(後更名為震旦博物館),前後五代唐門人專職標本製作。為了製作魚類標本,他們在菜市場蹲守,甚至有魚販會主動送上捕到的奇特魚類。

有媒體人曾回溯舊時上海自然博物館的「靈光」,相對「台前」的講解員會參與「幕後」的物種採集、研究、學習,在面對公眾時,這些講解員可以提供很多看似無用卻足以引發好奇心的信息。細節如展櫃的設置和展簽的撰寫里也有「人情味」,並不冰冷。這在今天分工愈發明細的博物館內不多見了。

在上海,從事自然博物教育的官方和民間機構漸起。不同於一些低門檻以遊戲、體驗為主的導覽,觀鳥協會、螢火蟲環境保育志願者小組、城市荒野工作室等機構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公眾。

新的上海自然博物館裡,城市荒野工作室為「上海故事」展區設計了一系列講解性的課程,相較其他火爆的展廳,「上海故事」相對冷清。許多人認為上海沒有好的自然環境,沒有特殊的動植物。周寅是工作室的專職講師,在這個展區,他為人們講解上海隱藏的野生動物,如何繁衍生息,如何與人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瓦松原本常見於老房子的瓦片上,隨著樓房的興建,瓦松逐漸從市區消失

寶藍色的小甲蟲是中華蘿藦葉甲,以蘿藦的葉片為食,蘿藦作為一種雜草被綠化工人清除,這種漂亮的小甲蟲也隨之消失

中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常客」,活動大多迅速爆滿。周寅是復旦大學的植物學博士,從事水生植物繁殖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但對孩子們而言,他的代號是「蛙哥」。郭陶然畢業於上海大學哲學系,因為喜好昆蟲被送了一個同樣孩子氣的稱號「蟲哥」。

2017 年,他們與普陀區一所小學合作,開發了一套課程,講解上海的本土物種與市民生活,從衣食住行到房屋建造使用的木料。女子出嫁時打造的樟木箱就來自本土物種香樟樹,蘆葦也可以編製一些玩具……這些生產生活資料里有一座城市的歷史。

香料是他們找到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又一個「小切口」,梳理香料家族與世界殖民史的關聯。麥哲倫與菲律賓土著因為丁香和肉豆蔻發生衝突,身中毒箭而死,但船隊載著香料回到了西班牙。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的則是今日餐桌常見的大蒜,當時被稱為「胡蒜」。

從他們對香料的一段文字中,你或許能了解他們如何講述自然的故事:

「香料的共同特點是體態小、難保存、難獲得。香料的英文『spice』,有一層意思是『獨特、無可替代』,與『特殊』(special)是同根詞。它的化學物質歸根到底是使香料成為香料的東西。香料利用這些對付蟲害,卻讓人類感到了強烈的誘惑。人類使用香料不光於宗教儀式和祭祀活動,還用於保存食物。因為它們的珍貴稀有而變為上流階層的身份象徵。哥倫布希望尋找的黑胡椒在當時就被稱為黑黃金。」

20 世紀著名的「植物獵人」 Ernest Henry Wilson,他們的足跡伴隨殖民擴張,和地理大發現。如今,人們願意像曾經探索遠方一樣探索我們居住的城市嗎?(圖 /Arnold Arboretum)


城市荒野工作室曾製作了一本《上海夜間生物觀察手冊》,免費發放了 4000 冊。他們花了三年時間找尋夜間生物的蹤跡,拍攝圖片。手冊還推薦了滬上幾處夜間生物的觀測地點。今年這本手冊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在這之前,他們詳細講解了夜觀設備和正確的夜觀方式,如何不干擾昆蟲的生活。

自然觀察是工作室最受歡迎的課程。去年 5 月,他們邀請了 12 位小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在奉賢一片樹林里找尋螢火蟲。「螢火蟲保育小組」的創始人姜龍發現了這片樹林,這也是目前上海發現的最大一處螢火蟲自然棲息地。

社交媒體時代,螢火蟲棲息地通過社交媒體被廣而告之。長居城市的人們渴望親近自然,但突然湧入的人流卻給螢火蟲帶來危機。

2017 年 6 月,郭陶然的同事在奉賢一片人工干預較少的廣玉蘭林地踩點,他在落葉里發現了一對正在交配的螢火蟲,後經證實是雌雄光螢。1982 年上海曾有發現雌光螢的記錄,除了「黃脈翅螢」和「條背螢」之外,這是上海本土的第三種螢火蟲。它的雌蟲不能飛行,活動範圍非常有限。「也許它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很久很久,或許曾經在上海很多地方都生活著雌光螢,但還沒等人們發現它,就因為環境變化消失了。」

郭陶然在微信推文中解釋他們的疑慮,擔心一旦公布發現雌光螢的消息,許多「昆蟲愛好者」會聞風而動。

夜探濕地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更多的公眾能夠知道這一消息,因為這裡被規劃為未來的公園綠地,一旦開始施工,必然會破壞這裡的棲息環境。也許當公園建成的那一天,就是雌光螢從上海消失的那一刻。」

儘管上海開始建設郊野公園,試圖保護自然風貌。但許多學者批評,由於涉及工程、苗木,諸多利益,這些本該限制建設、限制人類活動的公園到最後還是淪為大興土木。

位於浦東的上海科技館旁有一片次生濕地,被城市開發暫時遺忘了十多年,它沒有門牌號,人們稱它為「科技館小濕地」。這裡一度成為滬上各個官方和民間機構組織自然觀察的地點。去年,規劃公示,這裡將被建成「上海博物館(東館)」,搭配三棟商用塔樓。

小濕地的去向引發城市規劃學者、建築師、自然科學家、自然教育活動機構的關注,有學者從建築設計的角度提出,可否增加落地柱樁,整體抬高建築物以保留小濕地,但也有學者反對,認為這並不能真正起到保護作用。人們討論在城市開發與自然之「野」之間能否找到一個平衡點,但目前,相關研究和可行性調查都很薄弱。面對「高效率」的開發,小濕地已成絕唱。

如郭陶然一樣的物種保育者似乎永遠在和時間賽跑。

(文中未標明出處圖片均由城市荒野工作室提供,題圖:Takao 599 Museum、Paul Jarvison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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