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進程
湘 按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和《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無論如何看待當下之中國，都繞不開這位洋人和他的這部著作——其所開啟的共產主義運動正是人們聚訟紛紜的焦點之一。10年前，我寫了《以馬克思的態度看待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發表160周年和馬克思誕辰190周年感懷》一文（《揚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指出共產主義運動內在著「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強調在歷史的悲劇進程中，要拋棄簡單的樂觀和悲觀的態度，而應該像馬克思那樣始終在歷史悲劇的高度上保持冷靜與熱情。在撰寫《唯一的歷史科學：馬克思學說的自我規定》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時，我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大幅度擴充，使之成為該書最後一章《歷史科學的悲劇意識》最後兩小節的內容。今編髮如此，以志紀念。
一
黑格爾曾經說過這句人們耳熟能詳的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原話為「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句話引起當時近視的德國專制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憤怒。恩格斯卻敏銳地指出，現實的屬性僅僅屬於那些同時是必然的東西，必然的東西歸根結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而現實性不是一切事物永遠具有的屬性。進而，恩格斯揭示出黑格爾命題的真正革命含義：「凡是現存的，都是應當滅亡的。」這一揭示永遠結束了以為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歷史從而展現為無限開放、發展的辯證過程。在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同時，「凡是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它是替代前一階段的更高階段，儘管它未來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與滅亡。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這樣一來，歷史不光是以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宣告了絕對真理的終結，而且在新舊事物的更替中凸現了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必然性之間的永恆矛盾，歷史的進程就從兩方面表現為悲劇性的進程：
一方面，現實的舊制度雖然從前途上喪失了歷史必然性，但現實尚未突破其存在的極限（條件）——它在這個極限內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它不可能理智地自我滅亡。相反，它仍在為自身進行合理性的辯護，而且這種辯護從歷史的高度看是有理有據的。「當舊制度還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世界權力，自由反而是個人突然產生的想法的時候，簡言之，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當舊制度作為現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進行鬥爭的時候，舊制度犯的是世界歷史性的錯誤，而不是個人的錯誤。因而舊制度的滅亡也是悲劇性的。」馬克思還深刻的指出，不僅舊制度的統治階級真誠地相信自己制度的合理性，而且「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往往人民群眾也真誠地擁護這種合理性，從而使舊制度繼續獲得一種合法性。這正是最為深刻的歷史悲劇性所在。馬克思以當時的德國為例說：在平庸的德國，「只要這個顛倒了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普魯士國王總還是當代的一個人物。」（不過，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也曾表達過這樣的思想：「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馬克思在論述西方對東方的侵略時，事實上是把歷時態的新舊制度之爭變成了共時態的新舊文明方式之爭。在這其中，不僅有上述的舊制度相信自己合理性的方面，還有民族-國家既有尊嚴、情感、道德、價值的方面。被侵略的民族的統治者團結自己國家的人民起來抵禦侵略者毫無疑問是正義的，更何況侵略者是如此超乎想像的血腥和卑鄙：「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馬克思甚至專門撰寫文章揭露「英人在華殘暴行動」，警告殖民者：「在中國，壓抑著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馬克思在後來的文章還指出，「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場戰爭充滿這個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見、愚蠢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蠻，但它終究是人民戰爭。」但是，即便如此，這一過程只是表現為人類歷史從民族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悲劇性進程。
馬克思曾經就印度和中國的這一歷史遭遇寫下如下兩段話：
「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整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只要哪個侵略者肯於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服的獵獲物。……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麼，英國不管幹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總之，無論一個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來說是怎樣難過，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我們何必因這痛苦而傷心，既然它帶給我們更多歡樂？』」
（英國的印度殖民軍隊）
「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終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 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另一方面，代表歷史必然性的新制度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生產力與交往的水平——遠未具備或成熟，甚至是廣大民眾都還不能理解與接受這些新制度、新事物，真理還只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因而新制度、新事物暫時不可能獲得現實必然性。馬克思1867年在對比德國和西歐的發展狀況時說，「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這其實是任何一種新制度誕生之初都會遭遇的境況。
不過，新制度也不會坐等條件的成熟，而是義無返顧地向舊制度發起衝擊。然而，在這一悲壯的革命過程中，革命者甚至發現革命會使得敵人動員起來，聯合起來，變得更為強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由於新制度和新生力量還未脫去全部陳舊的東西，也還未能訓練有素，結果往往是「未等慶祝勝利，就遭到了失敗，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礙，就有了自己的障礙，未等表現出自己的寬宏大度的本質，就表現了自己心胸狹隘的本質，以致連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機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個階級剛剛開始同高於自己的階級進行鬥爭，就捲入了同低於自己的階級的鬥爭。」於是，「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因此，在一定時期內，歷史的結局往往表現為代表著「歷史的必然性要求」的歷史主角的挫折、失敗和犧牲——一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是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開篇就說：「除了很少幾章之外，1848年-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每一個較為重要的章節，都冠有一個標題：革命的失敗！」
但是，由於代表著歷史必然性，新制度歷經磨練的彼岸又是無功不賞的，宛如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的狡計」。馬克思在分析1848年至1849年法蘭西革命失敗時指出，「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並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是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即革命黨在二月革命以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的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更重要的是，「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只有通過和這個敵對勢力的鬥爭，主張變革的黨才走向成熟，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黨。」 馬克思還曾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斷定：「事件的進程給思維著的人思索的時間越長，給受難的人團結起來的時間越多，那麼在現今社會裡孕育著的成果就會越完美地產生。」
（1848年革命中的歐洲）
在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視野中，整個歷史、人類歷史是由矛盾推動著不斷進步的，但這個進步決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新舊力量、制度交替之際，歷史總是表現為一個悲劇性的進程。這樣的進程超越了簡單的情感判斷、價值立場，但正是在這一歷史悲劇的進程中，人類歷史的恢弘、崇高、壯美滌盪了人的胸懷。「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歷史的悲劇進程也彰顯著歷史主角的悲劇性歷史命運，他們遭受厄運卻因之而崇高與不朽！
二
一切事物的歷史性、暫時性表明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歷史上的其他階段一樣是註定要滅亡的，歷史決不會象福山宣稱的那樣終結於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迄今也未能象某些共產主義者一再宣告的那樣已經徹底腐朽、垂死甚或死亡，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起死回生、「生機勃勃」。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資本主義不僅謀得了自身的繁榮，而且促成了眾多地域共產主義國家的覆滅和另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以歐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迄今仍掌握著世界經濟、技術和話語的絕對霸權，決定著目前所謂全球化進程的基本性質。資本主義的勢頭不僅餘勇可賈，似乎更顯蒸蒸日上。如以「迴光返照」稱之恐怕只能敗露稱者的「阿Q」心態。正如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指出的那樣，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任何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因為它可以通過調整上層建築和生產力要素使自己得以延續。馬克思甚至直接斷言：「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今天我們看到的事實就是這樣的，一些曾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資本主義危機在它不斷延伸的新的生產空間中得到了至少是暫時的克服，甚至像共產主義運動這樣的對立性批判反而成了促進它完善的營養。因此，從世界歷史的高度來看，資本主義尚處在「還相信而且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甚至不僅獲得資本主義國家民眾的擁護，而且在其他國家擁有不少「粉絲」。資本主義的強大和生機不僅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對其自身歷史而言是悲劇性的，而且作為一種對立力量，映襯著20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進程。
從歷史科學和世界歷史的高度看，「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態，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態的現實的運動。」（在1844年的手稿中，馬克思曾這樣描述過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個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是，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消滅現存狀態」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存在狀態。馬克思之所以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應當」的「狀態」與「理想」，一方面是強調要現實地「改變世界」，而不是停留於一種倫理的批判與空想。吉登斯曾經從如何理解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的角度做了一個很簡潔的辯護。他說：「異化勞動這一概念所表明的並不是『自然人』（沒有被異化）與『社會人』（異化了的）之間的張力，而是表明一種『特定的社會形式』——資本主義——所蘊含的潛力與這種潛力實現之不可能性之間的張力。」因此，不能把馬克思看成是倫理主義的盧梭。另一方面是要表明「消滅現存狀態的現實的運動」本身是一門革命的科學，需要現實的前提條件。「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而徹底需要的革命和徹底的革命都需要應有的前提和基礎。馬克思認為，消滅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是由資本主義已有的前提產生的，「如果說一方面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歷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麼，現代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歷史前提的生產條件。」這個「前提」就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世界交往」
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使得「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馬克思還告誡道：生產力條件「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生產力發展與交往發展是相輔相成的，生產力發展促進交往的不斷發展進而使人們突破狹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人成為世界歷史性的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述共產主義運動勝利的交往前提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恩格斯則確認「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同時發生的革命」。我們以往往往注意的是「一下子」「同時」，而忽視了「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而不是所有民族）和「一切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切國家）。但是，這樣的表述絲毫沒有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主義勝利前提——生產力普遍發展和世界交往——的強調。
（中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會議）
人類解放的旨趣使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最終集中到人類史的方面，正是基於對生產力與交往的重視，馬克思的人類史研究最終聚焦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從人的發展的角度重申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上述條件。他指出，人的發展經歷著「人的依賴關係」「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三個階段。只有經過第二個階段才能為第三個階段作好準備。「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當然，馬克思也指出，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產生出的交往關係和生產關係同時是炸毀這個社會的地雷。但是，「如果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現隱蔽地存在著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係，那麼一切炸毀的嘗試都是唐·吉訶德的荒唐行為。」（早在1840寫作的戲劇評論中，恩格斯就稱唐·吉訶德為「最富有悲劇性的角色」因為他「一個人，出於對人類的純潔的愛，做出了許多可笑的蠢事而不為同時代人所理解——還有什麼人比他跟具有悲劇性呢？」）
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所需要的前提不是自己意欲的和空中設想的，而是由資本主義所創造和提供的。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的時候說：「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共產主義作為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現存狀態的現實運動決不是基於一種倫理道德的研判。甚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本身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正是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馬克思甚至從歷史悲劇的高度充分地「理解」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資本主義生產比其他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更加浪費人和活勞動，它不僅浪費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費人的智慧和神經。實際上，只有通過最大地損害個人的發展，才能在作為人類社會主義結構的序幕的歷史時期，取得一般人的發展。『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對於一些出於簡單義憤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馬克思更是旗幟鮮明地為資本主義「辯護」：「但是我們向工人和小資產者說：寧肯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裡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經過時了的舊社會去！因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以自己的工業為建立一種使你們都能獲得解放的新社會創造物質資料，而舊社會則以拯救你們的階級為借口把整個民族拋回到中世紀的野蠻狀態中去！」
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前提要求是十分嚴格甚至苛刻的，這也使得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鮮明地區分開來：「在生產力在資本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馬克思所強調的條件在人類歷史上已露端倪卻還不曾完全成熟過。1895年，將不久於人世的恩格斯在回憶1848年革命時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一個半多世紀後的今天，人類的社會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當我們透過浮華的世相，深思熟慮地作一番馬克思、恩格斯式的考察，就將發現：歷史依然清楚地表明這種條件還遠沒有成熟。
三
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共產主義理論無疑是科學的，正如海德格爾所言，這乃是從世界歷史的存在自行道出來的。但也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理論的力量要變成物質的力量就必須為群眾所掌握。而當人們去解讀、發展馬克思的理論時，事實上另一種悲劇就已經開始了，以至當年馬克思並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馬克思的精神，實踐對於理論的絕對優先地位決定了邏輯的完整必須服從現實的複雜，這就是我們熟知的最終一切要從實際出發。麻煩不在於理論要在實踐中開放地發展，而在於理論在實踐中作有生命的變異是篡改還是發展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確實音調難定。一經沉澱的歷史往往印證了這樣的牢騷：播種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是令人痛苦和失望的，卻也是難以避免的。
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為被壓迫階級號呼的理論家都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不可能探尋到真正的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問題在於，在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誕生之初，很多國家的生產力、交往程度不夠發達，無產階級並不十分成熟。因此他們的理論探索很多是不可能達到一種真正的「革命的科學」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還只是追求政治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他們的政治理智蒙蔽了他們的社會本能」，而且，「一個民族的政治理智越發達和越普遍，無產階級就越會把自己的力量浪費在那種不理智的、無益的、被扼殺在血泊中的騷動上，至少在運動開始時是這樣。」這就是早期工人運動的普遍的悲劇性真實。
其實，在馬克思在轉向正面建構自己的共產主義理論之初，就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過程就有了充分的認識：「歷史將會帶來這種共產主義行動，而我們在思想中已經認識到的那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在現實中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是，我們必須把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一歷史運動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識到超越歷史運動看作是現實的進步。」19世紀中葉，馬克思冷靜地看到，「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大陸的秩序黨內各個集團的代表目前爭吵不休，並使對方丟醜，這決不能導致新的革命；相反，這種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社會關係的基礎在目前是那麼鞏固，並且——這一點反動派並不清楚——是那麼明顯地具有資產階級特徵。一切想阻止資本階級發展的反動企圖都會像民主派的一切道義上的憤懣和熱情的宣言一樣，必然會被這個基礎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到了晚年(1881年)，馬克思更指出，「如果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發展到能讓社會主義政府首先採取必要的措施把廣大資產者威嚇住，從而贏得首要的條件，即持續行動的時間，那末社會主義政府就不能在那個國家取得政權。」
（十月革命 冬宮被圍）
恩格斯就曾預言，在實踐中推進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政黨在進退維谷時將不得不限於首先要求措施堅決和毫不留情，最終「由於其他政黨一籌莫展和委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蒂是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於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作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只要一發生嚴重衝突，一有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採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馬克思、恩格斯對現實中的政黨，包括所謂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始終保持著警惕。1852年馬克思提議解散1848年成立的共產主義同盟，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同盟跟其他眾多團體一樣，「不過是在現代社會的土壤上到處自然成長起來的政黨的歷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馬克思雖然一直強調「我們黨」，但正如他說的：「我所理解的黨，是按偉大歷史意義上來講的黨。」恩格斯在1851年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說到：「其實，我們不曾有過任何的黨，那些我們認為——至少在正式場合——是屬於我們黨而同時又保有權利在私下稱他們為不可救藥的蠢材的人，連我們的理論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難道像我們這種逃避官職像逃避鼠疫一樣的人，適合於有一個『黨』嗎？對於厭棄名望的我們，對於當自己開始有了名望時就對自己迷惑不解的我們，一個『黨』，即一群把我們看做同他們一樣因而對我們發誓的蠢驢，有什麼意義呢？」）
恩格斯所預見的歷史場景20世紀以來已經反覆出現，令人悲哀的是這些共產主義運動當時並不「非常清楚」自己的發生「還不是時候」和「為時過早」——生產力和交往的普遍發展不夠。相反，他們往往以自己的暫時勝利證明了一些足以令他們盲目樂觀的信念，對自己即將到來的悲劇性結局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箇舊社會的痕迹。」人們獲得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曾經這樣描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狀況：「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回顧世界範圍內的存在過的無產階級革命史，這種「狂歡」「醉酒狀態」何其熟悉！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又給人的印象何其深刻！
馬克思還明確反對「不具備革命條件」的陰謀和恐怖活動。「這些密謀家並不滿足於一般地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他們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發展的進程，人為地製造革命危機，使革命成為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之作。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他們很好地組織密謀活動。他們是革命的鍊金術士，完全繼承了昔日鍊金術士固定觀念中那些混亂思想和偏見。他們醉心於發明能創造革命奇蹟的東西：如燃燒彈，具有魔力的破壞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據就越神奇驚人的騷亂等。他們搞這些陰謀計劃，只有一個最近的目標，就是推翻現政府；他們極端輕視對工人進行更富理論性的關於階級利益的教育。」1850年共產主義同盟中部分人主張立即採取革命。「我們對工人們說：為了改變現存條件和使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15年、20年、50年的內戰，而他們卻相反地對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奪取政權，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覺。正像民主黨人把『人民』這個詞只當一句空話使用一樣，他們現在使用『無產階級』這個詞也只當一句空話。為了實現這句話，他們不得不把一切小資產者說成是無產者，這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代表小資產者，而不是無產者。他們不得不用革命的詞句代替實際的革命發展。」
洞若觀火的馬克思還更為詳盡地描述了「還不是時候」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性結局：「（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他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4）「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歷史似乎並未超出馬恩的預見。20世紀上半葉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功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與擴張打破落後民族發展的歷史自然進程的結果，它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民族與地域的烙印。一些共產主義國家曾存在的專制集權、個人崇拜以及吏治腐敗等——這些與交往的不發達、不普遍有關——使其倍受別有用心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的撻伐。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共產主義國家處境更為尷尬：要麼封閉自身，保持落後狀況；要麼擴大世界交往，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國際生產關係的一環，而問題還在於交往的不斷擴大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20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交往擴大的結果不是（至少暫時不是）世界共產主義的到來，而是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狂歡。保持封閉落後狀況的共產主義國家則出現貧困的普遍化……。
在生產力和交往程度遠未達到共產主義條件的國家還曾經盛行平均主義，馬克思早就就此作過論述，他指出這是一種「粗陋的共產主義」，它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表現。「普遍的和作為權力而形成的忌妒心，是貪財欲所採取的並且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使自己得到滿足的隱蔽形式。……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這種忌妒心和這種從想像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主義的完成。它具有一個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恰恰證明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佔有。」
戴維·麥克萊倫
David Mclellan
麥克萊倫甚至這樣評述20世紀蘇聯、東歐的劇變：「對馬克思來說，蘇聯的瓦解既不令人驚訝，也不是沮喪的來源。馬克思認為，俄國的一切革命要想成功，關鍵依賴於推翻西方的資本主義：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斯大林主義觀念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厄運。」「所以，東歐和蘇聯的資本主義的重建，只不過是似乎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議程所呼喚的東西。根據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閱讀，1989年底的事件實際上是讓歷史回到它的軌道，即曾經被馬克思本人所勾勒的原初的軌道。」馬克思確實明確表達過這樣的憂慮，他在1881年致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說：「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歷史表明，這種「正常條件」後來是多麼的不正常。
四
如此說來，是否要全盤否定20世紀以來「還不是時候」的共產主義運動？當然不是！歷史如果能按既定的時刻表有條不紊地進行，那也未免太過於簡單和宿命了，也就無所謂悲劇了。「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馬克思特彆強調：「把實際鬥爭作為我們的批判的出發點，並把批判和實際鬥爭看作同一件事情……我們不是教條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這裡，下跪吧！……我們並不向世界說：停止你那些鬥爭吧，它們都是愚蠢之舉」。1893年，當恩格斯被法國《費加羅報》記者問到「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麼樣的最終目標呢？」的問題時回答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歷史必然性並不外在於人們的努力，它只是各種相互衝突、撕扯的力量的合力而已。在整個歷史長河看來是歷史自然過程的東西在每個階段的細微處無不閃耀著能動與偶然的靈光。
20世紀的共產主義雖然是資本主義的擴張中斷落後國家自行發展的結果，但也是近現代以來世界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無產階級一經覺醒，其自覺的階級意識必然在訴諸改變世界中獲得自我認同。作為現實的運動，共產主義者不可能坐等時機的成熟，而必然是以他們的認識水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尋求矛盾的積極的解決。一方面，「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另一方面，革命的路徑或促進歷史進步的方式方法應該是實事求是的——甚至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在尋找人類發展「跨越」的可能（馬克思、恩格斯的「與時俱進」還表現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上。他們認為，「在英國，工人階級面前就敞開著表現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歷史高度來審視，這種解決總是顯得十分片面甚至愚蠢——即便當時的共產主義者意識到這一點並試圖避免之。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一切「還不是時候」的革命，包括共產主義的運動的發生，都是合時的——不管它變異為何種形態和避免不了的悲劇結局。這樣說決不是對成王敗寇的簡單義憤，人類歷史已經表明，在歷史的一些階段的一些歷史主角是在註定的失敗中抗爭而顯現了超越的價值，往往局部的只有代價而沒有收穫的悲劇從人類發展史的高度來看卻是偉大的勝利。看不到這一點就將是膚淺的。
在一個經驗與實用的時代，許多人習慣於以小市民非此即彼的得失眼光來看待一切，而不是從世界歷史的高度以考古的眼光來形成判斷。他們認為，既然條件還不成熟，運動還沒有必勝的把握，就應該放棄運動本身。他們缺乏保持在歷史悲劇高度的熱情與冷靜，甚至一些共產主義者也不例外。反倒是一些反共產主義的鬥士——例如凱恩斯——的態度令人尋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一些泰斗式人物都相繼訪問蘇聯，其中就有肖伯納、羅曼·羅蘭和凱恩斯。和其他兩位不同的是，凱恩斯回國後對蘇聯的獨裁、專制進行了猛烈、甚至可以說是惡毒的抨擊。但即便如此，凱恩斯在他的書中仍然寫到「我對於新舊官方信仰都同樣地嗤之以鼻；對於新舊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同樣深惡痛絕，但我仍然覺得，我的眼睛應當正視事物發展的可能性，並始終予以關注。從舊俄國的殘酷與愚昧中，什麼好東西都不可能產生，而在新俄國的殘酷與愚昧中，卻可能潛藏著理想世界的萌芽。」（由於馬克思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條件要求是如此的苛刻，以至認為馬克思否定任何不純粹的共產主義運動，那將是錯誤的。馬克思對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的。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本身也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在其最初階段，無產階級專政是必須的。而且，他一再重申：「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箇舊社會的痕迹。」）
相比之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顯得更加偉大與孤寂。1835年，17歲的少年馬克思寫下的文字：「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他用一生和事業為之作註腳。1870年，在巴黎公社運動爆發前夕，馬克思就告誡巴黎工人，敵我力量十分懸殊，革命時機並未成熟，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他還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預見了巴黎公社革命不可避免的失敗。但當革命爆發後，他卻以飽滿的熱情和激情聲援巴黎人民的鬥爭，歌頌他們的首創與自我犧牲的精神，歡呼「真正的人民革命」。恩格斯在預見共產主義的挫折與變異的同時，預見到在全世界能夠作出歷史判斷以前共產主義者將被人視為怪物和笨蛋，而他卻冷靜地說：「這無關緊要，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作歷史的辯護。」明知是「蠢舉」，卻義無返顧地熱情投入；已為時代所誤解，卻準備著未來的辯護。知其不可而為之，對歷史需要付出的犧牲從容不迫，對事業最終的勝利堅信不疑，這是深刻洞察歷史悲劇進程後所持的多麼偉大的悲劇精神！這種精神本身就足以超越他們的主張而贏得所有人們的敬仰。
（巴黎公社掌權期間摧毀凱旋柱）
綜觀20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其遭受的挫折是必然的，而且目前所遭受的挫折也不見得是最後的和最深重的，因為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的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的事業，它所要求的條件之高，遇到的阻力之大是空前絕後的。一方面，「現代的舊制度不過是真正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歷史是認真的，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形態送進墳墓。」另一方面，共產主義革命「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拙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但是，現實運動的任何挫折都是接近偉大事業的一步，歷史的進程是悲劇的，而它的彼岸是無功不賞的。面對時代的風雲變幻，我們應當象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對歷史需要付出的犧牲從容不迫，對事業最終的勝利深信不疑，始終「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
馬克思把人類歷史的進程理解為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不過是人的活動的結果而已，歷史的悲劇性進程是這一「自然歷史過程」的必然方面。正如我們認識到實踐的受動性並不意味著我們對能動性的貶低，反而是能動性的最高證明一樣，認識到歷史悲劇進程這一「歷史規律」，並不意味著一種悲觀和消極。相反，徹底洞明、領悟歷史之後形成的有原則高度的悲劇意識恰恰是一種壓倒一切的力量之源，使最堅定的信仰得以在存在的歷史性深處牢固奠基。馬克思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同樣，我們認識到歷史的悲劇性進程特點，既不意味著躲避，也不意味著能「用法令取消」這樣的進程。只要我們能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我們就能縮短和減輕歷史分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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