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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間的首次直接軍事對抗 唐朝地位由此確立

原標題:中日間的首次直接軍事對抗 唐朝地位由此確立


白村江海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白村江戰役後,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防範唐朝和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圖為日本人繪製的「水城」布防圖


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係。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遺臣兩次遣使日本朝廷,請求援助,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大化改新後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了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藉機出兵朝鮮半島。於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中日激戰白村江

661年正月(農曆,下同),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親赴九州,欲統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因旅途勞頓,於當年七月病死,出征計劃被迫推遲。八月,中大兄皇子監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5000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將軍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隨時準備渡海作戰。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萬人,唐朝也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五六月間,百濟君臣之間發生嚴重內訌,實力銳減。唐軍與新羅軍隊趁機調兵遣將,於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韓國扶安)。至此,慘烈的白村江海戰拉開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一戰決定東亞格局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戰敗,也加深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人民群眾對沉重的戰爭負擔深為不滿,守舊勢力趁機向革新派施加壓力。在守舊勢力的攻勢下,天智天皇一方面採取妥協退讓政策,另一方面頒布法典,編製戶籍,積極致力於內治,為奈良時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白村江海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在白村江戰役之前,日本已經派遣過4次遣唐使。但史實證明,白村江戰役後,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頻率、使團規模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戰爭之前。最具典型意義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團規模較大,一般為4條船,五六百人,約是戰前的兩三倍。這一時期中日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也最為興盛,彪炳史冊者很多。遣唐使作為日本朝廷派遣的國使,政治上發展與唐朝的睦鄰關係,經濟上交換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文化上積極吸取唐代豐富的典章制度,他們推動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回顧歷史,日本的每一次重大飛躍都會出現一種現象:在與其他國家的戰爭中失敗———積極向對手學習———實現自身的重大飛躍。白村江戰役後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很快發展成為東亞強國。近代日本同樣是在歐美列強的炮艦下開放國門,不斷西化,在極短時間內躋身於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日本掀起了學習美國的熱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工業國。這種現象正是日本民族雙重性格的體現。島國的閉塞性、狹隘性和排他性使其落後、自卑,而靠近大陸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開放性、吸收性又使其能適應潮流、趕超先進、產生優越感。雙重的性格、氣質是力量的源泉,有時也會成為與其他民族對抗的根源。日本民族只有發揚積極的一面、克服消極的一面,才能保持發展活力,對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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