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康生主持晉綏土改：慘劇層出不窮

本文摘自《舊日子，舊人物》，作者：散木，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47年是一個讓許多當年的過來人談虎色變的年代。內戰已經嚴酷了，在一些解放區又不同程度出現了舉措失當的土改中的「左」傾風潮。

原來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四指示》亦即《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根據中國革命戰爭形勢的變化和解放區廣大農民的要求，把黨在抗戰時期實行的削弱封建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消滅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農民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的鬥爭轉為直接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的鬥爭，這是中國民主革命深入開展、保證革命戰爭勝利、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以支援解放戰爭的至關重要的一舉，而在具體執行中，制定和掌握相應的正確政策也至關重要，指示規定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一般不是無償沒收而是通過清算和購買實現有償轉移，同時規定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以及保護工商業，對富農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惡霸、非惡霸等）要有所區別，對開明紳士則應予適當照顧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運動迅即展開。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開黨的全國土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下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沒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綱領，同時決定結合土改進行普遍的整黨運動。這個會議和綱領的缺點是對此前已經在一些地區土改中暴露和出現的「左」傾做法注意不夠，對一些地區土改的不夠徹底和黨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的情況卻估計得過於嚴重，土改中劃分階級也沒有制定相應的文件，這樣勢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傾錯誤繼續得以發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傾風潮最嚴重的就是晉綏解放區了，它的始作俑者康生的「經驗」甚至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得到推廣，甚至當時還印有一本《康生語錄》。於是，土改運動得康生等的「晉綏經驗」而走入歧途，「左」傾逆流從此猖行，雖然運動後期在毛澤東、任弼時等努力下有所糾正，卻遠遠沒有得到徹底的肅清。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它的遺毒之為害是不可小覷的。

這年1月，康生、陳伯達等帶領中央土改考察團來到晉綏，考察並開展土改試點，隨行還有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以及李伯釗、毛岸英、谷羽、楊之華等，晉綏各地的幹部張稼夫等也陪同參加。康生等率領的土改工作團在臨縣郝家坡、靜樂縣潘家莊等處試點，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晉綏分局制定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等文件，不顧老解放區土地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的前提條件，從主觀、教條出發，採取放任主義，指責黨的基層組織對群眾潑冷水，「只有地富立場沒有貧僱農感情」，是壓制群眾運動的「大石頭」，主張「搬石頭」，「貧農團取代黨支部」，「貧僱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即由群眾自己來劃分成份，放棄對群眾運動的領導。

康生等還執意將土改中關鍵的劃分階級成分加以主觀主義的理解，即不根據革命導師關於以生產資料佔有狀況和剝削程度為依據的劃分標準，卻以為晉綏是老區，如果按過去的標準劃分地主、富農就會找不到對象，而且他們早已在革命政權下隱匿起來「化形」了，他們鑽了空子：解放區政策規定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不予沒收，只沒收他們的土地（富農則是其多餘的土地）和浮財，並對他們在政治以工商業者對待，所以，他們都把財產轉移到工商業上去了。於是，康生等研究出劃分「化形」地、富的標準，簡單地以查三代、看「鋪攤子」的大小、看政治態度來作為依據，即以其土地和財產的規模以及其歷史根源、過去現在的經營方式、群眾的態度為標準。

這樣一來，如邊區首府的興縣蔡家崖，552戶人家應有124戶是富農了，佔到了近三成，大大超過了一般估計的8%；而解決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則不惜來侵犯中農土地，不惜重新打亂平分；對已被分地的地主則要揪「化形地主」，以為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的土地是地主賣了地而把銀元藏了起來，所以又要「挖底財」，「挖浮財」，就是侵犯他們正當的工商業；接著又大搞逼供信，對地主、富農甚至對他們這種做法稍有不滿的幹部、黨員等捆綁吊打、亂打亂殺，並且又開展「整理黨政民運動」，主張所謂「踢開幹部絆腳石」、「拋開支部鬧革命」、「搬石頭」、「貧僱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而黨政機關開會，凡是地、富家庭成份的幹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上，如此等等。

晉綏根據地於是鬧得是雞飛狗跳，土改把許多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錯劃成地主、富農，擴大了打擊面，攪亂了階級陣線，即使一些有功於中國革命的地主和富農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比如晉綏著名的三位開明紳士——孫良臣（曾作為晉西北士紳參觀團成員赴延安，後任邊區的高等法院院長）被打死了，另一個聞名的紅色士紳牛友蘭（邊區參議員。他在興縣蔡家崖的住宅就是賀龍的司令部，毛澤東與《晉綏日報》人員的談話就在這棟房子里。他興學辦教、創辦農民銀行支援抗戰、組織民眾產銷合作社和開辦紡織廠為抗戰做物資供應、捐獻錢糧衣物給根據地政權以及山西新軍，還曾以士紳參觀團團長的身份訪問延安，得毛澤東等熱情款待）呢？康生說：他姓牛么，就應該像牛一樣對待這個地主。於是命令把他鼻子上開洞，穿上環，環上綁上繩子，他的兒子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和山西「犧盟會」重要中共幹部的牛蔭冠，「土改時牛是土改組的組長，坐在（鬥爭會會台）上邊，他父親跪在下邊，遊街時用鐵絲像穿牛鼻一樣穿了他父親的鼻子，由牛蔭冠牽著」，不多時也就斗死了；另一位「紅色紳士」劉少白也受到無端打擊。

這樣的記載包括一些駭人聽聞的慘劇，在《謝覺哉日記》等上面也能多少看到。

此時謝老和中央法律委員會的幾位老人與中央土改工作團的康生、陳伯達等很有意見。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力量正在發起憲政運動，延安也在加緊起草憲法和民法、刑法等法律條文，土改中出現的「左」傾罡風無疑破壞了根據地法制建設的努力，謝老等赴晉綏附近一些村子裡參加土改，發現康生等「蹲點」的經驗正廣為傳播，心中自然不是滋味，於是他們彼此的關係也緊張起來。比如謝老，他是黨內較早注意到「左」傾危害的，因為他是過來人，先前「十年內戰」時「左」傾出頭，如「柳州暴動宣布燒城市，大道兩旁5里，大會上被（有人）反對，（就）殺死縣委全體」；「湘鄂西八一暴動，每縣成立教導軍，群眾大會用武裝包圍住強迫當兵，（結果）群眾暴動殺死工作人員」；黨內則「湘鄂西肅反只剩下夏曦，連最會打仗的段德昌也肅掉了」。這還有柳直荀、毛簡青等。那時謝老還是湘鄂西根據地著名的「四大文豪」之一，沒有想到：四個人只剩下他自己了，其他三位「文豪」周逸群、萬濤、孫子濤均在「肅反」時被誣殺，不是謝老「不該殺」，只是他命大而已。

那麼，那些「左」得可怕的「孩子們」後來還是「孩子們」么？從「反仁政」走到「越忍心越革命」，這個邏輯一旦被認可，後來種種也就瓜熟蒂落：1947年土改中的過「左」行為，到了1966年後重現，不過更是「水平」見長而已。謝老痛感政策的正確與否事關重大，他說：「每個黨員要研究政策，土改政策是基本一環。全國人民把生命寄託於共產黨，黨員的責任很大，不可馬虎。土改很複雜也很簡單，很偉大也很平常。翻轉幾千年的社會——很偉大；普及到不同的每個農村角落——很複雜；然而又簡單到每個平常的農民都能了解，平常到每個平常的農民都能執行；複雜含在簡單里，偉大含在平常里。一些『聰明』的同志故意把它弄得高深莫測，農民不了解，以至脫離我們。平分土地人人懂，都贊成，他們說不合階級路線，要『地主不分地，富農分壞地』；要鬥爭，又沒有標準。『對敵人不要講手段』，農民不懂了，懷疑、懼怕，因而運動就展不開；罪大惡極的惡霸斗死他，農民懂得，次要的或只人們對之不滿的，也把他吊打以至於死，農民就不懂了，不懂又不敢說，躲著。不是從群眾實際出發，找出規律來領導群眾，而是從主觀出發，表面似是群眾願意的了解的，實則全不是一回事，熱昏了，眼睛起糰子花。」

再譬如曾參加過晉綏土改的力群在其回憶錄《我的藝術生涯》一書中，也述其參加晉綏土改，地主不分地、富農分壞地之外還有「對敵人不要講手段」的「階級路線」，邏輯也是「越忍心越革命」，其中就有肉刑的「磨刑」，他還創作了一幅壁畫反映之。「磨」，是用繩子拴在人雙腳上，如拉死豬，在鋪上爐渣碎塊的長徑上磨其脊背。

當年毛澤東為山西崞縣土改經驗的總結《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改的》加按語，樹為典型，作這報告的中共晉綏分局社會部長譚政文就是「左」得出奇的人物，「為了逼底財，就用磨脊背的肉刑磨地主富農，至後又搞查三代找地主等等做法」，有個地主溫德恭不過是小學教員，只因為說不出底財藏在哪裡，「磨脊背後又吊起來，最後又用香火燒肉體，把整個脊背燙爛後第二天就死了」；一個老紅軍劉生凱（後來是太原警備副司令員）看不下去，表示不滿，就被譚召開鬥爭大會批判說他「右」了。草菅人命，更有被刀割去耳朵，繼被刺刀捅死，死後又被挖去內臟，連生殖器也被人割去吃了，最後狗又把屍體啃了。晉綏臨時農會的《告農民書》說：「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於是「一場鬥爭大會就打死八條人命」。

晉綏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風潮（康生在臨縣，陳伯達在靜樂）後來又以經驗交流會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廣，未能清醒認識其錯誤並給予抵制和糾正的中共晉綏分局則又召開土改和整黨的地委書記會議加以貫徹執行，卻又來批判所謂「右傾錯誤」，使「左」禍進一步升級和泛濫：擴大成分、侵犯工商業、土地絕對平均、加大打殺等，在這個時候，《晉綏日報》開展反右傾運動中就又有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頁——反「客里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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