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增長目標，發展預期更加重視質量 特約

——中國網觀點中國2018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十九

羅來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方案研究院執行院長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有諸多亮點，其中之一就是中央在發展預期目標上，淡化增長目標，重視發展質量。過去五年的年均增長7.1%，剛剛過去的2017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全面完成並好於預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9%，工業增速回升，企業利潤增長21%；財政收入增長7.4%，扭轉了增速放緩態勢；進出口增長14.2%，實際使用外資136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經濟發展呈現出增長與質量、結構、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在如此良好的局面之下，今年的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定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傳達一個顯著的信號：淡化增長目標。

我國淡化增長目標，是與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相適應的。淡化增長目標須考慮三對關係：一是經濟增長成就與代價的關係，二是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係，三是經濟增長放緩與發展質量提高的關係。

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和當前形勢，這三對關係均支持我國淡化增長目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抉擇。

首先分析經濟增長成就與代價的關係。劉偉（2016）指出，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了非常高的速度，平均年經濟增長率超過9%，這創造了當代經濟增長的新紀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首先開創這一紀錄的是日本，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黃金增長期；然後是韓國持續了30年的高速增長期；打破這個紀錄的就是中國，1978－2014年間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7%，這使我國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GDP總量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世界第九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從佔全球GDP總量1.8%上升到了13%左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總量來看，2014年末，中國GDP總量達到63.7萬億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GDP總量提高了近28倍。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比日本、韓國所保持的高速增長時期更長。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帶來了經濟財富的大量積累，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和後果，比如環境污染、產能過剩、「三高三低」產業結構（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再緊盯數量型擴張的增長目標已經失去早期的意義。

其次分析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係。通常情況下，增長目標和就業目標是一致的。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尤其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服務業的發展，增長和就業的相關關係在變弱。對於增長和就業的關係，厲以寧（2014）曾指出，過去很多人認為高增長才能帶來高就業，低增長則會導致失業；從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來看，並不是所有的就業都需要靠經濟增長來實現；如果經濟增長是靠高新技術發展推動的，就可能帶來就業崗位的減少。

不同的增長類型或者投資類型對就業的影響具有極大的差異，高新技術投資可能擠出就業，而民間投資、中小企業發展、服務業發展則可能顯著地增加就業。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五年來，消費貢獻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務業比重從45.3%上升到51.6%，成為經濟增長主動力；城鎮化率從52.6%提高到58.5%, 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了比較充分就業。

這些內容表明，我國服務業和城鎮化的發展，創造出了大量的就業。實踐表明，就業與增長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而就業的增減與增長的類型密切相關。

最後分析經濟增長放緩與發展質量提高的關係。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表明，今年的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定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考慮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符合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際。

淡化增長目標，可以把原來支撐高增長的政策和投入轉到發展質量上來，擴展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空間和資源空間。

當前，我國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需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要做好這項工作，我國需要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和質量效益提高互促共進。

此外，我國還處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需要抓好三大攻堅戰。這需要我國從保增長上轉移能量，確保風險隱患得到有效控制，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完成，確保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責任編輯 毅 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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