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舒天：打開神作《三塊廣告牌》的三種方式
編輯註：本文內有大量劇透，未曾觀影的讀者請慎讀
在不久前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禮上，由馬丁-麥克唐納執導的《三塊廣告牌》延續著此前在金球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上探囊取物般的奪金勢頭，毫無意外地獲得了最佳女主角（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與最佳男配角（山姆-洛克威爾）這兩項重量級大獎。
雖然影片在國內藝術電影放映聯盟旗下的400多家合作影院專線放映時慘遭排片尷尬，但上述客觀現實除了映射出中國電影市場發展水平的低下，絲毫不能掩映《三塊廣告牌》作為奧斯卡神作超乎尋常的藝術光芒。
在數據與資本每每喧賓奪主的當下，有識之士勢必要對獲獎奪魁的敘事冷眼相看，以至於忽略或是輕視名垂青史者的實際價值。
然而，《三塊廣告牌》既不套路、又不枯燥，它足夠好看，順帶拿了名副其實的獎，僅此而已。在我看來，觀眾至少有三種視角去理解它的「好看」。
1.價值——廣告牌與警徽
乍看這部口碑炸裂的鬼才之作，從立意到題材都彰顯了一份「沖奧」影片的標準公式：
女性中心視角、聚焦社會衝突、個人與體制的纏鬥以及對疑似腐敗的公權力的追責
，無不構成了反映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電影的「政治正確
」。雖然《三塊廣告牌》並非只披了「講政治」這張皮，但它對於價值的追尋無疑是值得我們首先去肯定的。米爾德雷德的女兒安吉拉外出時遇害，事發數月後案件始終沒有告破預兆，且警方似乎早已將注意力從姦殺案上轉移開來。為了替慘死的女兒討回公道，這位單身母親決心隻身與小鎮警局對抗，她租下了高速公路邊上廢棄多年的三塊廣告牌，並將對警長威洛比執法不力的責問用血紅的油漆布告在上面。
「怎麼回事，威洛比警長」、「還沒有抓到兇手」、「慘遭姦殺」
這三塊廣告牌著實讓小鎮警局蒙羞，但警察們卻不能撤掉廣告牌，更不能以此為由將米爾德雷德逮捕入獄，原因在於後者的行為是合法的
。正因為「法律寫在牆上」，所以只要廣告內容與使用過程不違法，威洛比警長就無法勒令廣告商撤掉牌子，廣告商甚至可以拒絕透露警察想要的信息。立在那裡的廣告牌代表的是制度，制度應當對民眾負責，當制度的執行者瀆職懈怠，公民用合法途徑維護私益，其實就是在替制度維護公益
。所以當威洛比警長找到米爾德雷德說情的時候，後者如是回復他：「你在這跟我像個娘們似的磨嘰的時候，可能就有某個女孩正被殘忍殺害。」當神父到家中勸她放棄，她又斬釘截鐵地怒斥神父事不關己的虛偽立場。單身母親並非要找全天下的麻煩，她只是希望警察能更有責任感一些，而不是把辦案納入磨洋工的範疇；她也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她監督公權力的行為其實是在保護所有人，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女兒伸張正義。
「你越是把一個案件公之於眾，這個案件被破解的可能性就越大。」此節不禁令人聯想起去年大火的網劇《無證之罪》以及由傑米-福克斯主演的電影《守法公民》（2009），以上劇作同樣聚焦了個體基於對執法者的失望轉而自行追求實體正義的敘事。但《三塊廣告牌》里的單身母親米爾德雷德不同於《無證之罪》里的前法醫駱聞或者《守法公民》里的特種間諜克萊德，她沒有翻天覆地的能耐，只能在無限的悲痛與絕望後面豎起象徵著反抗與追責立場的廣告牌。
米爾德雷德樸素的價值觀難免要承擔起一部分觀眾的口誅筆伐，而與警長威洛比討論關於如何緝拿嫌犯的橋段又暴露了這位禮品店店員對於美國法律相關精神的認知不足，但這一切在我看來絲毫不構成否定米爾德雷德作為的理由。在電影中米爾德雷德女兒的焚屍懸案面前，
與其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受害者的母親，不如設身處地地考慮個體在公權力面前的弱勢與無奈
。這種無奈可表述為：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你們，我將執法權授予你們，但你們卻不作為或者消極作為。《三塊廣告牌》里有兩處首尾呼應的劇情設置值得注意，當新任警長將為非作歹的「壞警察」迪克森解僱出警局的時候，前者向後者索要槍和警徽，迪克森意識到大事不妙，但上下摸索卻找不到原本應該隨身攜帶的警徽，他只得向警長解釋「我找不到我的警徽了，說真的，我可能已經弄丟了」。而在電影末尾，當洗心革面的迪克森以一己之力為安吉拉的案子追查真兇時，即便他的努力遭遇落空，即便他那時候已經不再是警察，但他卻將從前那枚遺失的警徽拍在了警長的桌子上，並附言「
我終於找到我的警徽了
」。警徽在這裡象徵著什麼？不是身份，不是威權，不是享有執法權的主體，而是責任感、勇氣和犧牲精神
。為什麼迪克森明明已經被開除警察隊伍了，明明可以不再管安吉拉的案子了，他還要不顧一切地為受難者的母親尋找正義？因為這時的他已經明白，警徽不是佩戴在身上的，而是裝在心裡的。那一刻，前警察迪克森終於找到了作為警察的價值與尊嚴，曾經他辜負了職業的光榮，而這份光榮只有他把「職業」看成是「使命」後才能償還。試想，如果不是米爾德雷德立起了那三塊廣告牌，引發了無數的連鎖反應，渾渾噩噩的迪克森又怎麼能夠找到自己的「警徽」呢？
2.戲劇——反傳統與開放式結尾
除了對價值的探討，第二個可供觀察視角在於戲劇情節。作為一部潛台詞藏龍卧虎、荒誕元素旁逸斜出的黑色喜劇，《三塊廣告牌》在劇作上的標新立異是極其富有開拓精神和實踐精神的。
首先，電影對具體的美國現實與政治生態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不管是「虐待有色人種」還是「中東問題」，都只是構成幽默來源的流於形式的點綴。米爾德雷德想抓迪克森虐待黑人嫌犯的把柄，但她的用詞（虐待黑鬼）卻還沒有虐待行為實施者的用詞（虐待有色人種）規範，可見前者並不真的關心這個問題。當新任警長提醒迪克森他盯緊的那個嫌犯缺乏作案條件時，表述嫌犯當時正在「多沙漠的國家」執行任務，暗示已經足夠明顯，但迪克森卻仍一臉茫然，可見「國家大事」這種東西在他的生活里未必有漫威動畫和啤酒重要。
沒人真的關心「政治」，也就沒有那些不分青紅皂白與死乞白賴的「政治正確」，去「政治」的語境，往往才能講好政治
。當然，《三塊廣告牌》也絕非純粹風格化與誇張化的實驗品，小鎮有小鎮的風起雲湧，戲劇鋪陳的連鎖反應足夠支撐一個不依賴宏大背景以及時局切面的客觀世界。其次，《三塊廣告牌》極力去營造了一種
無比日常化的暴力與荒誕
，人物衝突杜絕了奇觀式的血腥，卻因浸入尋常生活而彰顯出平庸之惡
。不管是描繪米爾德雷德和前夫查理的衝突，與牙醫的扭斗以及同顧客的爭執，還是在警察迪克森大張旗鼓地報復廣告商韋爾比的橋段，暴力情節出現在每個看似缺乏攻擊指令的日常，它因真實而獲得了一份壓抑的代入感。除了具體行為，語言暴力也是左右劇情的關鍵，後者實際上更逼近當今社會暴力的表現形式，這無疑為影片帶來了傳統敘事難以建構的生命力。再次，劇作對於「反傳統」的理解和貫徹是非常有分寸的，它是極端戲劇化的，但卻找到了公眾認知與個體案例相結合的關鍵點。電影中癌症晚期的威洛比警長，沒有在事件高潮時吐血，而是在與女主正常談話中忽然吐血，女主立刻卸下了對抗情緒，
這種設定就是高級的
。再比如女主燒警察局的時候，迪克森剛好戴著耳機在警局內讀信，這看上去很巧合，但正是這份巧合造就了接下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節，這種極致的戲劇性反而合理。
電影最「反傳統」的一點在於
「半途而廢」的結局
——警長自殺，追兇未果，傳統意義上的兇手沒有出現，米爾德雷德與迪克森開車去別的州追捕明知不是案件真兇的嫌疑人，而且也沒有商量好該怎麼處置他。這樣一份有始無終的結尾看似離經叛道，困擾整場的問題看似沒有得到解決，但實際上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主人公真正要面對的問題在於：將來的生活如何繼續，生活中永遠會出現問題，比解決舊問題更重要的是具備解決新問題的態度與能力。藝術是虛構的，但它指引觀眾認識真實，《三塊廣告牌》做到了這一點。電影的意義不是記錄生活，也不是脫離生活，它在戲劇情節上所有的用功都是為了更好地令觀眾重新認識自己的生活。生活出了問題，電影可以告訴你如何解決問題，也可以告訴你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獲得與失去都是真實的人生，關鍵在於你如何看待。「得大解脫、得大自在」與「水流雲在、漸成心症」，看似是無法消解的對立面，實際上只是一念之差。
中國的文藝傳統太強調看到「結果」的重要性，卻忽略了「沒有結果」本身也是一種結果，正如老子強調的「無為」是一種「為」，而不是一種「無」。法國人的電影里永遠是沒有答案的，好萊塢的電影也曾不熱衷於提供答案，而近些年的電影之所以致力圍剿現實派生的速食問題，只因大眾喜歡看到他們的生存困境在大銀幕上得到解決，繼而彌生出一種超然的虛幻感。
《三塊廣告牌》不買這種爛俗賬，但它仍以獨特的方式令故事的最終結局走向平靜。
3.人性——困境與救贖
電影開篇，米爾德雷德到廣告公司租用廣告牌的時候，經理韋爾比正在看美國南方女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代表作《好人難尋》。文學評論家艾略特稱奧康納的創作可用「邪惡」二字概括，她塑造的人物以及運筆本身均瀰漫著一股「南方哥特式小說」的陰暗氣息。在《好人難尋》中，劫匪在開槍射殺虛偽、自私的老婦人前對同伴說：「
她是有機會變成個好人的，只要每分鐘都有人對她開槍
」，這句話基本囊括了奧康納的世界觀。
《三塊廣告牌》的世界觀看似與奧康納的類似，懟天懟地懟空氣的基調完勝「溫良恭儉讓」，
已經發生的部分不可撤銷，還未發生的一切則了無生趣，哪兒哪兒都透著一股喪兒勁
。問題麻煩就麻煩在：電影中每個人懷揣的戾氣似乎都沒有錯，所有暴力的動機都有據可循，誰都不是徹頭徹尾的壞人，但他們卻都干著損人不利己的事兒，所有的情緒衝撞在一起構成了不可調和的困境。米爾德雷德的困境在於她的家庭，前夫查理是家暴狂，離婚後找了個19歲的小姑娘招搖過市；女兒安吉拉是小太妹，放蕩不羈愛夜店還當自己是個好女孩；兒子羅比雖然表面上不惹事，實際也秉承著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價值觀，怨恨作為一種基因在家庭成員間相互傳遞，大家動輒就劍拔弩張、彼此撕裂。
一次衝突後，安吉拉向米爾德雷德借車未果，徒步出行遭遇姦殺。恰因兩人在爭吵時拋出過關於厄運的詛咒，故而米爾德雷德認為是自己的粗暴行徑害死了女兒，她必須全力投入到追兇的敘事中，
她必須堅韌不拔地對抗每一個人，否則便會被深重的內疚吞沒。
警長威洛比的困境是，自己一方面因廣告牌上的責問承擔輿論壓力與良心譴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癌症晚期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他活得也很累，但當他以身患絕症為理由請求米爾德雷德撤掉廣告牌時，卻又被後者一句「
我知道你快死了，但廣告牌上的話也只有在你活著的時候能起點作用
」萬箭穿心。問題警察迪克森是個業務不精、渾身帶刺、睚眥必報的執法者，他對於斷案緝兇的命題興味索然，彷彿只有虐待疑犯才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迪克森的問題同樣不是天生的，作為同性戀的他身處恐同嚴重的警察隊伍中，這是他封閉性格的來源；父親的離世使得他不得不承擔家庭重擔，這是他狂躁態度的本因。只有威洛比警長從心底相信迪克森是個正直的人，並極力修正著他的墮落，前者的突然自殺令迪克森情緒失控，他將廣告商韋爾比扔下樓。
「
憤怒不得宣洩只能醞釀出更深的憤怒。
」此言得之。在《三塊廣告牌》里，所有人在傷害所有人，但這種傷害卻是無意識的，是自我掙扎催生的折騰。這是劇作深埋在人性中的一道伏筆，命運的悲劇來自性格，性格的悲劇來自觀念。奧康納的小說叫做《好人難尋》，而《三塊廣告牌》充其量不過是在表述「好人難當」，它並沒有從根上斷絕情感反轉的可能性。《三塊廣告牌》本身並非一部絕望到底的劇作，觀者與其捕捉存在主人公身上之於人性善惡的微妙轉化，毋寧從一開始就探查到這份「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蛛絲馬跡。米爾德雷德在廣告牌上自作主張的動因在於她對警察已經徹底失望，但電影中的威洛比警長卻並沒有她想像得那般糟糕。
有幾個細節可以佐證
：威洛比在家宴上毫不猶豫地接聽了工作電話，他對警察工作的責任感還是有的；勸說米爾德雷德撤廣告牌的時候，三句話不離美國民權法，可見他是懂法的；沒有證據絕不濫用職權，照章辦事原則極強；替米爾德雷德墊付廣告費，並約束迪克森對廣告商的騷擾行為；自殺前給家人、米爾德雷德和迪克森寫下三封信，開槍了還不忘蒙上布罩，以免場面太過血腥。與善良有關的細節在看似暴戾的米爾德雷德那裡同樣存在，報復警局前，她特意撥響了幾遍警局的電話，確認無人後才縱火，可見她不想傷人性命，只是想釋放廣告牌被燒掉的憤怒。
希望其實從一開始就寄居在本性純良的幾位冤家兩兩相對的關係中，它就是愛，正如威洛比警長在信中教導迪克森的那句話一樣——「只有通過愛才能達到內心的平靜，而通過內心的平靜才能思考，恨永遠解決不了問題，但是冷靜和思考的力量卻非同尋常」。是警長威洛比自殺的槍聲吹響了人性復甦的號角，壞小子迪克森在讀罷信的下一秒就踏上了救贖之道，他冒著由米爾德雷德燃起的火焰陣將米爾德雷德女兒的卷宗裹身攜出，後又在小酒館裡用自己的故意受傷換來了嫌疑人的DNA。故事的最後，反轉攝人心魄，正是這位在電影的絕大多數時段被憤怒與偏激沖昏頭腦的問題警察，成為了救贖那位絕望母親的最後稻草。
米爾德雷德在迪克森身上看到了追兇的希望，她終於相信警察沒有放下她的案子，內心得以慰藉；迪克森在米爾德雷德那裡收穫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感激與尊重，他認識到了自身的價值與前進方向，內心回歸平和。
緝兇之旅還在路上，但生活的陰霾已經撥雲見日
。這就是《三塊廣告牌》的暗藏的寓意，它遠比在銀幕上將一個虛構的罪犯繩之以法來得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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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標題：《你有三種視角去理解這部奧斯卡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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