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體制、底層主義與種族話語的怪胎：北一輝與近代日本右翼政治

原標題：軍國體制、底層主義與種族話語的怪胎：北一輝與近代日本右翼政治

作者：盛邦和

來源：作者博客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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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睜半盲的眼睛，直視著日本，也覬覦著亞洲與世界，這是北一輝。日本現代右翼思想的總頭腦、「2·26」兵變的策劃者、加速日本軍國主義化的罪人。對於北一輝來說，人們對他早有蓋棺之論。然而，北一輝又自稱是「支那革命」的支持者、「亞細亞」人民的「護衛者」、誓與「資本」對抗的「底層」的偏袒者。不同的概念衝撞在一起，給北一輝披上神秘詭譎的色彩。如何評價北一輝，如何解釋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身份，如何看待他的亞洲觀，成為重要的歷史的課題。

北一輝（1883—1937年），原名北輝次郎，1883年（明治16年）生於日本新瀉縣佐渡郡。1905年春入早稻田大學為旁聽生。1906年23歲時自費出版《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接近過幸德秋水的平民社，結果失望，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後跟隨宋教仁，居上海。1913年（大正2年）3月宋教仁被刺，自組調查團，意欲查明宋教仁遇刺真相，被日本政府責令返國。1915年執筆《支那革命外史》，始傾心於法華經。1916年再入中國，依然居上海。1919年寫作《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初稿（已完成的前七章）同年由秘密來滬的大川周明帶回日本。1920年1月歸國，住老壯會事務所。1920年《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易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發行。1921年刊《支那革命外史》。1926年2月《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第3版出版。1932年「5·15事件」發生。1936年與西田稅合謀「2·26事件」 爆發。2月28日被捕。1937年8月19日於代代木刑場被處以死刑。

「帝國」時期的「大亞細亞主義」者

北一輝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告讀者」中說，參加中國革命，一擲10年光陰。踏上國土，詫異萬分。腐敗的日本未見絲毫的長進。國際矛盾日益尖銳，對內政策頻頻失效。民族之魂遭遇顛覆，民眾信心日益破滅。他呼籲：危機在即，革命將臨。唯催發暴力，方可拯救民族於苦海。日本制度的血肉「骨骼」將在革命中重塑再構。自撰《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將成為日本國體再造的「圖略」。日本革命，是為日本也為亞洲。日本「革命的大帝國」將築於太平洋群島之上，擔負「護衛亞細亞7億人群」的責任。

北一輝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說：「因有日俄戰爭，因有一島國的黃人單獨於大陸帝國的打破，而有支那革命精神的勃發，印度獨立運動的萌發。由此倡言亞細亞之革命，論說亞細亞之解放，既無愧於社會，也無愧於自我。」

經過改造後的日本，將是中國、印度的保護國。「支那、印度七億之同胞，唯接受日本之輔導救護，而無自立之途」。日本的革命與亞洲的革命、日本的解放與亞洲的「解放」，緊緊相連，不可分割。他要日本人奮起決鬥，高舉「亞細亞聯盟的義旗」而執「世界聯邦之牛耳」。

他表達對朝鮮的態度：業已「合併」於日本的朝鮮，應該與日本內地實行同一的行政法。「朝鮮既不是日本的屬邦，也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按照合邦之本旨，當屬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為此，不可將朝鮮民族視為異民族，日本人的血液中混合著朝鮮人的血液。請看當今的日本人，面貌形態畢肖，即為明證。以人類學論之，日本人是中國、朝鮮、南洋三地人種的「化學的結晶」。他批評日本政府的對朝政策模仿英國對印度的殖民政策。此從根本意義上違背「日朝合併之天道」。日本既有北海道，合併後的朝鮮，成為日本的「西海道」。

竹內好認為日本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後，亞細亞主義發生變化，出現亞細亞主義的新類型，即為「帝國主義時期的亞細亞主義」。其心情與理論一概「裂變」，變身為侵略主義。黑龍會中「最壞的思想」即侵略亞洲的思想，被亞細亞主義者接受與發展，而北一輝、大川周明就是「亞細亞主義的新類型」的主要代表。

1901年2月23日內田良平在玄洋社的基礎上於東京成立黑龍會。其以謀掠中國黑龍江流域為宗旨，會名也由此而來。黑龍會以內田良平為「主幹」，頭山満為顧問，創會刊《黑龍》。內田良平(1874-1937)，號硬石，日本福岡縣人。畢業於東洋語學校，亦為頭山滿「門下逸足」。1894年前往朝鮮，支援東學黨。1897年由宮崎滔天介紹，認識孫中山。1903年聯絡孫中山與黃興，於同盟會成立起有重要作用。1905年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即於其住處舉行。然而就是這個關心「支那」的日本「豪傑」，成為日本右翼的頭腦。頭山滿（1855－1944年）號立雲，生於日本福岡市，明與孫中山、金玉均等東亞改革者關係密切，陰則為日本右翼的領袖。

北一輝與內田良平、頭山滿一樣，支持「支那革命」的表象之下，深埋亞洲「征伐」之心。如果說北一輝與黑龍會還缺少十分緊密的組織聯繫，那麼猶存會的創立，使北一輝獲得精神地盤，以此為據點，其「國家改造」思想得以肆意發揮。1919年8月1日，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等人組織「猶存社」 （1919-1923年），發行機關報《雄吼》，宣傳「日本主義」與「亞細亞主義」，主張重建「革命的日本」、提升國民的思想。同時吹噓執行「道義」的對外政策，實現「亞洲解放」，共抗英美侵略。所謂「猶存」，取中國唐代魏徵《述懷》中「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之意。大川周明曾專程前往上海聯絡北一輝，徹夜長談，思想合攏。在來訪者的「感召」下，北一輝回日參與猶存社，並給予此社以充分的精神灌注。

猶存社「精神」與北一輝「理想」在日本軍人和學生中發生強烈影響。不久東京帝國大學的「日之會」、京都帝國大學「猶興學會」、北海道帝國大學的「烽之會」、早稻田大學的「潮之會」、拓殖大學的「魂之會」、第五高等學校的「東光會」、佐賀高等學校的「太陽會」等法西斯團體紛紛出籠。

「左派」立場與「底層」主義

《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表象看是一部「社會主義」論著，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宣言。日本國體被設定為抨擊目標。作者指出：「國體」規定的天皇具有多重性格，是「現人神」，是「無謬的神」（從不會犯錯誤的神）與「國民道德」的「最高典範」，同時又是國家元首與最高政治責任者。神聖定位規定天皇總是正確，而世俗定位又決定他難免犯有錯誤。「天皇為神」與「天皇是元首」，發生無可避免的「二元」悖論，形成日本國體的致命要害。事實也是，明治憲法為欽定憲法，必須絕對服從，憲法規定的國體無可質疑，天皇權威至高無上。《國體論》指責憲法，議論國體，質疑神聖，這就需要政治勇氣。無怪乎言論一出，作者即被「特別高等警察」注意，寫上黑名單。

讀者從《國體論》得到的印象，似乎在披露社會底層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與希望；揭示財閥官僚的姦邪罪惡，投以鄙夷與憤怒，發出「救世」的呼號：日本在遇難，千鈞一髮的內外交加之危機，有待他發明的另類的「社會主義」的挽救。撇開固有的成見，從《國體論》，我們看到的或許僅是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路遇不平的憤世嫉俗。哪裡知道，就是這名年輕人會在此後的日子裡，發出轟然巨響，成為日本現代史上法西斯的「魔王」，而這個魔王舞動「魔爪」的第一招，起因竟是出於對「底層」命運的慈悲「關懷」。

北一輝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出版之際，提到前著《國體論》很厚，一千多頁，讀完它是一件難事，真想讀的話可先讀其中《國體解說》部分。他說：當前日本左派右派都各執一詞，爭執不休，這是因為都不懂什麼是日本的真正國體。他強調兩書雖分屬不同時期的作品，但被一個重大主題連貫著，這就是「日本國體論」。在《法案大綱》篇後所附《國體論》序文中，他又說：就理論上而言，《國體論》是一個青年人的思想主張；從實踐上說，《國體論》出版後，隨即被禁，接著就去了中國，在鄰國土地上印刻了足跡；其間還曾從幸德秋水「大逆事件」中解脫出來，想起來真象是獲得神護。他聲言歲月蹉跎，20 年過去，然而從《法案大綱》到《國體論》，「大體根本而言，沒有一點一划的改變」。他宣稱，真實的「革命」，無法用一本書去解讀，重要的是 「革命」的實踐與關切社會的「本心」。確然，《法案大綱》雖比《國體論》單薄得到多，但人人都懂。它不是學術著作，恰是一部行動指南。

日本學術界有學者認可北一輝的自我評價，久野收在《現代日本的思想》一文中說：明治時代的憲法是在伊藤博文一手操作下面世的，強調的是「天皇的國民與天皇的日本」。北一輝不然，他將憲法「讀破」，從中領會的是另外的意思，在他看來日本的「國體」應該倒過來理解，即「國民的天皇」與國民的日本。橋川文三在《昭和超國家主義的諸相》一文中說，北一輝「讀破」明治憲法，他寫《國體論》大講「國民的天皇」。他的這個意思直到《法案大綱》時代也沒有多大變化，「而是站在《國體論》的延長線上」。

其實，前書與後書畢竟存在著思想變化。誠如劉岳兵所說：「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代表北一輝，從1906年自費出版《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到1920年被奉為日本軍國主義聖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發行，典型地展示了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軍國主義化的歷程。」

與前書比較，《法案大綱》更右翼，更激烈，更亢奮。對天皇的調子也發生重大轉換，書中宣布：「天皇與全日本國民一起確立日本改造根基」，「依靠天皇大權的發動，停止憲法三年，解散兩院，在全國實行戒嚴令」。有的是對天皇權力的推崇與對議會政黨制度的仇恨，表現出露骨的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色彩。

當然，《法案大綱》與《國體論》還是存在著內在血緣關聯。打開《法案大綱》，鼓吹「底層革命」氣息撲面而來。雖然不再那麼起勁地鼓吹偽「社會主義」，但所謂的「革命」理論依然貫穿綱領始末。

第一卷中有以下諸節：憲法的停止、天皇的原意、華族制廢止、普通選舉、國民自由的恢復、國家改造內閣、國家改造議會、皇室財產的國家下附。

卷二《私有財產限度》：私有財產限度、私有財產限度超過額的國有、改造後的私有財產超過者、在鄉軍人團會議。

卷三《土地處分三則》：私有地限度、超過私有地限度土地的國納、土地徵集機關、將來的私有地限度超過者、徵集的民有制、都市的土地市有制。

卷四《大資本的國家統一》：私人生產業限度、私人生產業限度超過部分的國有、資本徵集機關、改造後私人生產業限度超過者、國家的生產組織等。　 卷五《勞動者的權利》，對勞動省（勞動部）的義務、工人薪金、勞動時間、工人利益分配、童工的禁止、婦女勞動等問題表示強烈的關心。

《法案大綱》折射出「底層」關注的「正義」。這樣的「正義」精神大體表現為以下諸端。指證日本存在著兩個基本社會階層。一個是社會上層，由軍閥、財閥與政閥組成。一個是社會底層，由工人、農民與城市貧民組成。底層大眾無資本、無權益，社會弱者，悲苦無告。由此他訴諸於社會人格的平等與財富分配的均等。他的思想似乎漫溢著對社會公平的追求與人類正義的張揚。他認為要解決社會底層的基本困境，建立「純正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這使人想到哈耶克，他在年輕時也嚮往社會主義，曾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社會的公正」與人類政治經濟活動理想的方案。然而他很快就發現，「深藏在多重偽裝之下的社會主義」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威脅」。因為非科學的，形形色色地假「社會主義」將摧毀「個人自由與責任感的基礎」，「造成社會的貧困」，更嚴重的是「導致集權主義政府」。

然而對北一輝來說，他要求的就是這樣的「偽裝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義」要求是他追求的要義，即使導致專制與自由的被剝奪也在所不惜。更何況，他孜孜以求的本來目的就是捨棄「虛偽的民主」，建立足以統率日本的堅強政府。北一輝宣布：軍閥、財閥與政閥是社會的蠹蟲，佔有最大量的社會資源。他們壓迫社會底層，不可容忍，理應成為革命的對象。革命將以「階級戰爭」與「革命戰爭」剷除社會的蠹蟲，實施「昭和維新」，最終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會「底層」大眾，而軍隊則有希望轉化為最有活力的力量源泉。

北一輝曾受宋教仁邀請前往中國，這特殊的經歷使他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感悟「革命」可由底層「新」軍促成。北一輝看到，軍隊中也有上層與底層的區別。其中的上層軍官不可信用，所得利益已使他們蛻變為腐敗的蠹蟲，能夠依靠的只有軍隊中的底層——下級官兵。既然進行的革命是一場「底層革命」。那麼就應當把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拿槍的「底層」——下級官兵的身上。

中世紀社會由兩個基本層組成：底層（農民、工人等）——政權層。至資本主義，社會層面細化為三：底層（工人、農民等）——中層（市民、中產階級）——政權層。社會由單純的二層構造，演化為複雜的三層構造，這是歷史的進步。如此狀況，給社會帶來三大「現代性」變革：一是產生「三角」支撐的嶄新政治力學；二是出現因中層（市民、中產階級）發生的「專制阻滯」。中層的阻隔，迫使「上」對「下」的管制，無法沿用中世紀肆無忌憚的「專制」形式。三是「中層」給社會帶來新的思想血液，如市場、產業、重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等等。人所注目的「現代性」理論，大體屬中層所有。市民（中層）以自由主義為標識，衝擊中世紀，贏得政權，同時也用同樣的思想建立市民政府。這樣，國家統治層日益市民化，與「中層」利益逐漸吻合一致。資本社會其根基為市民社會，其旗幟為自由主義。

面對資本社會的既定模式，人們的思想分成「左派」與「右派」。可將右派思想視為「護體制」思想，將左派思想視為「反體制」思想。一切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都宣稱站在」底層」的立場上，他們也被稱為各類「左派」。

廣而言之，標榜自己是「左派」還有以下諸派別：民粹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當然還有一個另類的形左實右的「左派」——法西斯主義。從上面的意義來說，北一輝給社會的影響彷彿不屬右派，而屬於「左派」。北一輝沒有維護日本現有政權體制的打算，他要的是改造日本，並從改造國體首著先刀。

他的的思想立腳點不在社會的中層與市民，依他自己表白是站在工農與城市貧民即社會基層的一邊。他對日本市場制度只有憤慨，直言如此的資本秩序，造成日本財閥暴富，民眾赤貧。他所宣揚的階級「革命理論」就是要打倒財閥，連帶掀翻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一輝似乎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敵人，財閥的敵人。

北一輝在《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中自稱，他所主張的既是民主主義又是社會主義。但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謂民主主義，也不是盧梭的民主主義」。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是一則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北一輝關於本人政治態度的明確表態。既然如此，他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已經絕緣。同時，他不是自由主義。他認定資本、自由與民主聯成一氣，全然是虛偽與造作，揭破西方價值成為他的人生使命。

他也不是貨真價實的社會民主主義，一個人的宣言常不反映他的真實。1919年日本發生很有聲勢的民主「普選運動」，而這一年北一輝主張廢除選舉的《改造法案》脫稿，也在這一年。他否定議會制度與政黨政治，要求「建立在國民全體的意願之上的全體政治」即：「天皇中心的政治」。他要的是「全體主義」與「絕對主義」的政治。他要將專製作為實現日本改造的至要武器，他要的是「超國家主義」。這一切已經離開社會民主思想距離很遠。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堅信議會萬能，不十分強調階級鬥爭，更不主張「革命戰爭」。由此，北一輝思想已經與他自認的社會民主思想錯位，顯示出撲朔迷離的異樣特質。

分析北一輝思想，讓人們想起民粹主義。當世界走入現代化的時候，許多的國家都先後出現過民粹主義，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然而在十八到十九整整兩個世紀中出現了科貝特等不少民粹思想家。十八世紀有法國邁斯爾等人宣傳民粹主義，德國的赫德等將本國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結合起來，具有甚大的思想鼓動力。

如果說西歐的民粹主義還停留在理論的階段，那麼俄國民粹主義已將這個理論演為活生生的實踐。俄國民粹主義的代表有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奧爾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羅夫、巴枯寧、特卡喬夫、克魯泡特金和所謂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龍佐夫、丹尼爾遜等人，又有特卡喬夫、查蘇利奇與普列漢諾夫等。他們對古老的自然經濟依戀不舍，將俄國「村社」的原始型態指說為「社會主義」，力圖阻止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實現，希圖俄國永遠駐留在古老、封閉的「天國」。他們熱望煽動起冒進恐怖的底層「革命」，直進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在東方，印度的辨喜等思想家及中國的梁漱溟等，他們的思想與民粹主義具有深刻關聯，不過在「方法」上走的是「和平」道路。

各國民粹思想家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徵都是宣布自己站在「底層」的立場上，自詡為社會底層的利益代表者與發言人，他們極力扮演窮人的「天使」、富人的「惡魔」的角色。他們對資本主義提出嚴苛批判，認為資本與市場給社會帶來無窮弊端，其內在缺陷不可克服。他們宣稱世界走向現代化是歷史的錯誤，社會將因分配不公，兩極分化，道德澆漓，人際關係疏離與對立等負面因素的無法逆轉的擴大，造成最後的瓦解，進而導致人類墮落。他們美化古代封建社會田園詩般的圖景，呼籲復滅現代秩序，表達反現代化的歷史「返祖」主義態度。

北一輝與民粹派主義具有相近而親的特點。尤其將民粹主義反現代化性格推演到極致，制定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的思想方案，提出動用軍隊力量「改造日本」的明晰主張，達到更上層樓的地步。北一輝的日本「社會主義」，屬於民粹主義，又超越民粹主義，更極端、更暴力、更專橫。

希特勒曾將原「德意志工人黨」，加上「民族社會主義」的概念，改名：「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約簡則為「 Na zipartei」，即「納粹黨」。他打的旗號是是民族、國家、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的德文縮寫為「Nazi」，成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的專用符號。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曾對德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關係進行分析，指出「德國傳統中的獨裁主義、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是由桑巴特等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完成的」，這個融合過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到達頂峰。回望北一輝，他主張極端的「民族」，標榜超國家的「國家」，關懷最底層的「社會」，他在做著東亞桑巴特的工作，將日本的獨裁主義、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融和起來。

階級論、民族論與戰爭論

北一輝強調：日本當下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事實」，即國內的階級鬥爭與「地球的」（國際的）階級鬥爭。國內階級鬥爭是平民與財閥、官僚的鬥爭；「地球的」階級鬥爭是被壓迫民族日本與歐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他反覆論證階級矛盾的現實性與其不可調和的尖銳性，而這正決定「革命戰爭」的不可避免。

北一輝的階級論的國際引申是他的民族論。這樣的理論對日本以後各色侵略團體都發生過影響。「東亞聯盟同志會」的《宣言》折射出北一輝的政治理念。「同志會」強調「民族主義」：明治維新做到的是「打倒封建，實現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國家。而昭和維新則綜合與發揚東亞各民族的力量，通過最終的戰爭迎來世界維新。」他們所說的民族不僅是日本民族還是東亞民族，將由東亞民族的崛起與反抗，抗擊歐美實現以日本為中核的世界帝國。

顯然，從底層主義到戰爭主義，然後經由民族主義到集權主義，這樣就完成了北一輝「底層」主義的全部思想邏輯與行動進路。有兩個概念的極端化的「實行」，足可以葬送市民運動的一切成果，至少可以造成社會的倒退與中世紀的一時復辟。一個是「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一個是「底層」主義的極端化。一個發育不良的市民社會，因民族與底層危機而發生歷史倒退，不足為奇。二戰前的德國已經成為市民社會，但當「民族」與「底層」成為最動人醒目的文化符號，歷史驟然倒退。當時希特勒用的是底層與民族的口號。北一輝用的也是同樣的口號：底層與民族。

北一輝《中國革命外史》（《支那革命外史》）出版後，大川周明說：「北一輝的支那革命觀與他在中國的活動情況都在書中得到敘述」，「本書刊行的時候，吉野作造博士讚揚這本書是『論中國革命史的最傑出的一本書』，作者不僅對支那革命作嚴肅的批判，而且為解說支那革命，縱橫馳筆，寫到法國革命與明治維新。他古今東西的議論，提示了革命原理，具有無可比類的特色。我亦由此受益不淺。」大川還說：從這本書可以看到北一輝獨到的歷史觀。例如學術界一般都對「大西鄉的西南支變」抱反對的態度，認為其性質是反動的。而北一輝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北一輝論西鄉事變，是對當時倒退逆流的抗議，是繼明治維新之後的「第二次革命」。正因為「革命」失敗，才導致日本腐朽官僚政治的抬頭。北一輝反對從西歐輸入制度模式，認為這是「腐根結朽木」，其結果是製造一個「中世紀的日本」。為此，北一輝呼籲日本需要「第三次革命」，革命的勝利，將給日本帶來「民族的更新」，而革命必須以戰爭的方式進行。 俄羅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說：有一種和平被稱為腐敗的和平，這樣的和平「比戰爭更加可惡」，維持這樣的和平是一種「非德」。「人在本質上是卑劣的」，由此釀成社會的不平與骯髒。事實證明戰爭將不可免，如暴雨之清洗污垢，戰爭將還宇宙一個清潔的世界。人在戰爭中將獲得自我療救的萬能良藥。戰爭帶來的不是恨，而是人類普遍的愛。戰爭使人類愛得到高揚，會像課堂一樣，教育人民相互尊敬，進而獲得國家的空前團結，贏得民族的緊密團聚。「在現代，戰爭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沒有戰爭，人類將自取滅亡」，變為不潔的泥土，沉淪地獄。橋川文三將北一輝與陀斯妥耶夫斯基並提，指出他的戰爭觀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更激烈，更瘋狂。北一輝說：日蓮教的經文中，大地震裂，地涌菩薩現世，如同草澤的英雄，「下層階級的英傑偉人」。地涌菩薩揮劍、燃火，掀動正義的戰爭。北一輝認為戰爭就是「革命」，人民引頸盼望，如大旱之望雲霓。戰爭固然有人們通常所說的侵略戰爭的意義，其實其中包括很大的國內戰爭的意義。他表彰的西鄉事變就是國內戰爭。他要通過國內戰爭對「污濁」的日本社會作徹底的清洗。

他的思想與軍隊底層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發生結合呼應的關係。西田稅（1901-1937年）組成以青年軍官為核心的「天劍黨」，要以「以軍人為基礎」，「以《日本改造法案》為經典」，鑄成實行之劍。「日本改造」思想，走向行動。其既是一個思想理論也是一個行動綱領，並有組織作它的後盾與行動武器。

1919年，北一輝、大川周明組織「猶存社」。平沼騏一郎為會長的「國本社」有會員20餘萬人。1923年，法西斯軍官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敏四郎、東條英機等糾集一批佐級幕僚軍官，成立了日軍第一個法西斯組織「二葉會」。「木曜會」、「天劍黨」、「王師會」、「一夕會」、「愛國社」等軍人法西斯組織相繼出籠。1930年9月，日軍參謀本部少壯派軍官橋本欣五郎等成立了日軍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櫻會」。

北一輝死後，日本軍隊輿論又將他的戰爭論引申到所謂「最終戰爭」，即對外擴張的戰爭理論上去，指出這場戰爭是一場動員全體國民「決戰」的戰爭，時間將延續20年之久，最終實現「世界的統一」。

北一輝神鬼般地籲求場戰爭，當他的思想一旦有人認帳求購，日本立即魔雲翻滾，戰爭果然來了。這就是底層軍官出面，代表日本底層主義的「2·26革命」，是侵略亞洲的「大陸戰爭」，是對「世界性階級壓迫」的戰爭，是對英美「自由」精神的戰爭。他的「戰爭」也是對內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將市民社會拉向中世紀的戰爭，是挑起社會動蕩的戰爭。他的戰爭是「專制」戰勝「自由」的戰爭，是要在日本、東亞乃至世界復辟現代形封建帝國的戰爭。

現代化停滯與專制復辟

兵變失敗後，北一輝被天皇政府處死。然而，北一輝的思想與兵變的影響卻因為他的死，得到更大的擴散。日本的政治情況也因此發生急劇變化：

一，桀驁不馴的軍部勢力，從伏流蓄勢狀態一躍而起，成為日本政局的執牛耳者。

二，日本政黨力量轉而衰竭，馬克思主義力量與自由主義勢力一道因為政局的激轉，備受擠壓與迫害。

三，輿論空間陡然受壓，思想的公共領域因政局的變化，被迫消失。

四，大正時代一時獲得發育機會的議會制度，實質上趨於消亡。軍部上台，日本進入明治維新以來最專制的黑暗時代。

五，極具戲劇性的是北一輝與大川周明的亞細亞主義大行其道，極端民族主義走上前台，侵略主義成為日本的基本國策。而最直接的結果是日本民主主義的退潮與專制主義的復辟。

處死了北一輝，成全了北一輝。北一輝的生命雖然終結，北一輝的思想卻變成了現實。日本的現代集權思想因北一輝的死亡而激活。這就是發生在日本昭和時代的真實事件，一個讓後世史家驚詫不已，詭異絕倫的歷史因緣。

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政治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維新元老執掌朝政。以後又有山縣有朋、伊藤博文長期執政，議會權利十分有限，對元老政治無法監督。然而日本畢竟還保持著議會與政黨政治的外殼，市民據此做不屈不饒的權利抗爭。

大正時代，日本民主運動再次崛起，思想界出現多元趨勢，公眾領域有所開放，自由主義思想抬頭，社會主義思想亦有發展。

1911年美濃部達吉發表「天皇機關說」。美濃部達吉（1873—1948年）日本憲法學、行政法學家。兵庫縣高砂市人。1897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入內務省。1902年為東京大學教授。1911年編《憲法講話》，提出「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作為國家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而「主權屬民」，與主張「天皇主權說」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上杉慎吉論爭。1935年「天皇機關說」再次受到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猛烈抨擊，又被極右派教授筧克彥指為「不敬罪」，遭東京大學解聘，有關憲法的五部著作被禁止發行。此後埋首行政法研究，依然推崇立憲君主制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持志不渝。1948年被授予勛一等旭日大綬章。著有《日本國法學》、《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撮要》等。

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發表《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為民主運動推波助瀾。吉野作造（1878年- 1933年）日本大正年間思想家、文化學者。宮城縣人。東京大學畢業，曾應袁世凱邀任教於北洋政法學堂，後任東京大學副教授，歐美留學歸來任教授。吉野提倡言論自由、普選與政黨政治，主張改革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特權機構。1924年入《朝日新聞社》，言論激進，因筆禍退社。後研究明治文化，出版《明治文化全集》。

「護憲」運動，是大正民主運動的中心政治內容。兩次護憲運動，一次發生在1912年底，一次發生在1924年至1925年。一頭一尾，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起訖標誌。否定「統帥權獨立」，對明治憲法中的「天皇大權」作民主性的解釋，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內容。明治維新時代肇始的元老政治在這個時候衰景初現，政黨政治起而代之。大正民本運動，或直稱民主運動，是日本政治現代化難得的良性契機。

然而表象之下有隱患：政黨雖從元老官僚手中暫時取得組閣權利，作為絕對主義的元老政治勢力依然在加緊活動，侵蝕著政黨政治的生存空間；日本的軍隊更是一支暗伏的政治勢力。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爆發，使日本國內外矛盾日益尖銳。軍閥勢力因戰爭勝利，驕橫無理，任意解釋明治憲法中的「統帥權」，企圖形成「軍部獨立」體制。軍隊中盛行國粹主義、國家主義與絕對主義思潮，特有的「民族使命」感，讓軍隊感覺對內實行「日本改造」，對外爭取「生存空間」，是天皇賜予的神聖任務。

顯然日本出現三大政治力量：元老勢力、政黨勢力、軍閥勢力。由此，日本被迫在三大政治前途面前作出選擇：政黨政治、元老政治、軍閥政治。問題就在於，當人民還沒有來得及作出應有的反應，以北一輝思想為精神指針的2·26兵變搶先發出政治攤牌的槍聲。兵變後，日本大正時代的自由主義成果付之一炬，一切民主的努力化為泡影，強權成為「真理」，自由化為妖魔，政黨政治崩潰，民主道路被堵，軍部迅速登上獨裁的寶座，軍國主義體制最後完成。

變質的「底層革命」

北一輝主張暴力「革命」，反對和平變革；取消「私有」與市場，推行國有與自撰的「社會主義」；「抗擊」英美，圖謀日本的殖民主義的亞洲獨佔；以「人民」、底層名義，阻止東亞的「現代」進化；反對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統治；反對西學傳播，堅持文化封閉。北一輝參加過中國革命，它的著作與聲明充滿了「革命」、「人民」、「反帝」及「社會主義」之類的激進詞句，因此要辨別他的思想實質頗費周折。

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麼實踐北一輝「底層」思想的「2·26」兵變，成為引發日本軍閥上台，軍國主義完成的直接引媒？為什麼「左派」思想會產生極右的結果？為什麼「左派」「革命」會引出國家主義集權？為什麼標榜「底層」的「革命」最終造成法西斯勢力的得勢？

我們還要思考的是：假如日本上世紀20-30年代思想軌跡確實依照下面的線路運行：「底層」主義鼓動----「左派」思想激揚----民族主義亢奮----「革命理論」詮釋----軍事政變實踐----集權主義實現。那麼，「底層」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專制主義，它們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留給後世的教訓究竟是什麼？同時，日本右翼是怎樣打扮成左派登場的。所謂的「左派」是怎樣打著「底層」的旗號，最後欺騙了「底層」，剝奪了「底層」。一個現代化行進中的國家中什麼是左派？左派是怎樣形成的？左派的歷史使命究竟是什麼？假「左派」的最終政治命運與專制集權有什麼關聯？這樣的關聯是怎樣形成的？這是我們在閱讀日本史，對日本右翼思想與侵略主義形成過程作深入探討時所必須理解的。

日本侵略主義從不同的思想溫床與組織團隊中滋生。從「國粹主義」滋生出來，代表有三宅雪嶺等。從「自由主義」產生出來，以文明的名義侵略亞洲，此以福澤諭吉為先驅，而在德富蘇峰、竹越三叉那裡演為極致。從玄洋社與黑龍會系統演化而來，代表為平岡浩太郎，頭山満等人。從軍事間諜派的溫床中誕生出來，體現為日清貿易研究所及荒野精等人的思想與行動。從「興亞會」系統異變來而來，可以長岡護美、岸田吟香為代表。從「老壯會」、「猶存社」系統發展過來，代表有大川周明等人。從日本民粹主義——「純正社會主義」溫床中演化出來，則以北一輝、西田稅等人為突出思想代表。

如果把文明論的侵略主義視為日本侵略主義的別支，那麼日本侵略主義逐次經歷過國粹主義、日本主義、民粹主義、納粹主義等各個精神驛站。北一輝的侵略主義走完以上精神全程，顯示日本侵略主義的最後完熟。

北一輝思想因同時具有國粹主義的文化復舊性、民粹主義的歷史倒退性、對民眾的欺騙性與動員性以及納粹主義的瘋狂侵略性，使得北一輝思想成為「集大成」的侵略主義，也是危害最大的侵略主義。這使人們想到俄國的民粹派，也想到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納粹」。其實北一輝思想頗似民粹與納粹在日本的「化合」結晶。

有一個亞洲，其為「原型亞洲」。此為保存血緣宗法制度的古代「村社」的亞洲；此為抵制市場與資本及一切現代經濟文明的原始「公有」的亞洲；此為視現代民主政治為妖魔的「東方專制」的亞洲。這個亞洲必須進步為市場經濟的亞洲、市民社會的亞洲、民主政治的亞洲。這是「現代」的亞洲。然而北一輝堅持亞洲的停滯，反對亞洲進化的態度是堅定的。此為北一輝的亞洲觀，是倒退主義的亞洲「返祖」觀。北一輝聲稱反對西方列強，然而這是帝國主義內部爭奪殖民地的矛盾體現。他說要聯合亞洲與提攜「支那」，目的是合縱連橫，反對西方的東方染指。這也是北一輝的亞洲觀，是殖民主義的亞洲「獨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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