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政治痼疾:巡撫沈葆楨給總督曾國藩發了一篇特殊咨文
沈葆楨
同治元年九江開埠,每月可獲數萬兩關稅,這是江西一項新的財源。曾國藩奏請提九江洋稅三萬兩充湘軍軍餉,獲得了朝廷的批准。
沈葆楨為此大為不悅,認為這侵犯了他的財權,但是朝廷已經批准,他一時也無話可說。九江道每月供給曾國藩軍餉,按程序向他請示,他也只好在上面無奈地批個准字。恰好有一次因為事情比較緊急,九江道道員蔡錦青未事先請示,即給曾國藩撥付了一萬五千兩,事後才具文匯報。
曾國藩和沈葆楨二人的衝突不止在於餉銀的用途,還出現在用人權力上。九江關道蔡錦青本是曾國藩幕府中人,經曾國藩保奏才出任此職。所以面對雙重領導他首先選擇效忠曾國藩,這顯然是違反行政程序的,也可以看作是對巡撫權威的蔑視。沈葆楨因此勃然大怒。「蔡錦青名義上是在沈葆楨的領導之下,但是實際上卻與曾國藩保持著更緊密的聯繫,這是他不能容忍的。」
蔡錦青事件反映出大清政治中的一個痼疾:督撫權力的矛盾。在清朝的政治體制中,總督和巡撫嚴格地說並無上下級之分。曾國藩作為兩江地方權力體系的核心,與作為江西巡撫的沈葆楨在權力分配上有著錯綜複雜的交叉重疊。政治體制賦予了曾國藩干預江西一切事務的合法性,而沈葆楨作為江西父母官,管轄江西官員當然更是天經地義。
因此,幾乎每一個江西官員都面臨著雙重領導。當這兩位領導發生衝突時,到底效忠誰,就成了一個難題。龐百騰說:
權力結構的弱點又加大了他們的分歧。兩個官階相近的官員,許可權含糊不清,又必須對付不同的環境和相衝突的需求,分歧很容易發生。兩江總督和江西巡撫,兩者的權力存在著微妙的衝突和平衡。詔書所賦予曾的權力,絲毫也沒有剝奪江西巡撫的權力,或者說,更重要的是,新的安排沒有解除巡撫管轄這些地區的責任。這一自相矛盾的安排,不但造成他們兩人之間的衝突,也使江西官員之間出現了問題。正如李桓所發現的,儘管他過去和曾有著密切聯繫,但同時服侍兩個上司非常為難。很多時候,他只能選擇一個效忠。
沈葆楨治吏極嚴,不稍假借。屬下凡稍有看不順眼者,一律罷斥。而曾國藩此時兼顧四省,正患乏人,有時就把被沈葆楨罷斥的廢員利用起來,讓他們到地方上去辦理厘務。這更加劇了曾沈之間的矛盾。曾有御史上奏說:
沈葆楨以安民必先察吏,凡貪酷庸劣之員,隨時甄別,不少假借。而此輩不甘鬱抑,紛紛投營。曾國藩或以其熟於辦捐,長於抽厘,遂亦並蓄兼收,等諸葑菲之無棄。此輩一經得志,乘間伺隙,飾非亂是,必思先去其所思,而後能快其所欲。曾國藩以憐才之故,不覺墮其術中。
也就是說,沈葆楨在江西罷免了一批品質不佳的官員。但是曾國藩卻認為他們長於籌餉,所以任命他們到各地辦理厘金事務。這名御史的傾向性過於明顯,對事實也許有所誇張,但是兩人在用人上有爭執是顯然的。趙烈文說:
故雖用江西之餉,而歷任撫臣皆視為當然,未生意見。沈中丞於同治元年春間受事,初亦不欲更張,後因中堂厘員干與公事;又九江道蔡錦青請提洋稅協解皖台,未候中丞批示,及小人從中簸弄,遂日見齟齬。
因此沈葆楨對蔡錦青程序違法這樣一件不大的事情做出了異常激烈的反應。「幼丹咎蔡道不應擅專,嚴批斥責蔡道,一面諮詢敝處,一面告病開缺。」他一方面給蔡錦青發去一道措辭嚴厲的批文加以斥責,另一方面向朝廷稱病請假,同時還給曾國藩發出一道咨文。
為了更直接地了解沈葆楨的性格,我們不妨在此轉錄同治二年八月初十日沈葆楨給曾國藩的這道咨文。
一開頭,他對蔡錦青不等他批複就把洋稅解往曾國藩處冷嘲熱諷:
為咨商事。本年八月初八日,據署饒九蔡道錦青申報,九江關徵收洋稅,均勻分解江、席二軍月餉及皖營軍餉,請查核分咨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據申已悉該道力籌全局,本部院深愧弗如。且不候批示即行分解,尤見任事之勇。第江、席兩軍亦閣督部堂調援之師,現責成肅清皖南,似非本部院私設自衛營頭無足重輕者。即謂將卒一隸江右便無足齒數,其未能枵腹從事。
就是說,我八月八日收到蔡道的彙報,說已經把部分洋稅分給曾國藩處。這種急湘軍所急的做法,讓我自愧不如。不等我批准就行事,更見其任事之勇。但是我們江西的江席二軍,也是國家軍隊,不是我自己設的私人保鏢。雖然說軍隊一歸我管就無足輕重了,但是可惜也要吃飯呢。
前者,本部院提解省垣,該道斤斤必以奏明為請。該道之所以分別輕重緩急者,得毋太相懸絕耶?本部院德薄智絀,無能為役,自愧自恨而已。
以前我跟這個道員要點錢,他總是跟說我得如何如何,左推右檔,但是你那兒要錢,他卻如此痛快。他對兩邊的態度,反差未免太明顯了吧?我只能慚愧自己沒啥個人魅力。
接下來又以撂挑子相威脅:
本部院受病日深,萬難戀棧,原不必妄參末議,自蹈愆尤。……惟與江軍門握晤之日,口血未乾,來往文移亦經行知,該道賊氛朝解,前盟夕寒,江軍門得無疑本部院暗中授意為此翻復傾側之術耶?……今邀天之福,因人之力,幸而獲全,白骨猶新,創痍未起,而累戰汗血,遽付東流,本部院欲勉效力顧大局之一言,無如天良難昧也。
我身體不好,本來不想幹了,所以也不必和你爭。但是我剛答應江軍門的錢,話猶在耳,字跡未乾,卻又不給了,江門軍肯定會懷疑我搞了什麼陰謀。前一段江西局勢緊急,多虧人家力戰,才獲保全。如今白骨猶新,就不把人家當回事,我這分天良實在難昧!
此文的行文確實如曾國藩所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沈葆楨的偏狹刻薄字裡行間顯露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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