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史 她們如何度過生命的歷程？
李志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婦女史、社會性別史。著有《中國古代婦女史研究入門》。
唐代畫家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圖》描繪了唐代貴族婦女春夏之交賞花遊園的閑適生活。圖為《簪花仕女圖》局部。
清代《古代仕女行樂圖》全景式地展現了古代女子豐富多彩的文娛宴飲，描繪了20餘個活動場景。圖為「撫琴圖」局部。
雖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在坊間盛行，但自漢代起，上層社會便有不少自幼讀書的知識女性，唐宋時期才女輩出，清代更是達到了婦女文學的高峰。不少流傳下來的書畫中，都可見女性在閑暇之餘琴棋書畫的場景。圖為清代畫家冷枚《春閨倦讀圖》局部。
趙崔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主要從事女性史、社會史研究，著有《被遮蔽的現代性——明清女性的社會生活與情感體驗》
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中，婦人非「子」，所謂「子」，指滋生長養、傳宗接代的男性。生男弄璋，生女弄瓦，璋為玉質，瓦為陶制。璋與瓦的區別，從周代至民國一直存在，至今仍偶見沿用，暗示了中國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禮記·昏義》開宗明義：「婚姻者合兩性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古人重生育，家長為子女選擇婚姻配偶時首先考慮的是家族利益或財富，一些貧家顧慮女兒長大無錢出嫁，乾脆不養活女兒，由宋至明代南方許多地區溺女成風，及至清代，童養媳成為一些家庭節約聘財和嫁資的途徑。
談及婚姻，自先秦，禮法規定男子有「七出」的離婚特權，至唐代寫入法典《唐律》條文，指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妻子若犯其中一條，丈夫有權將她休棄。在重子嗣的觀念影響下，古代家庭多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模式。而婚後女性的主要職責是孝敬公婆、伺候丈夫、養育孩子，其他事務不可逾越。漢代是社會貞節觀念由寬變嚴的過渡時期，婦女尚有再嫁的自由，自宋人對貞節的態度加嚴後，夫死守節成了婦女應盡的義務。明朝是獎勵貞節最力的時期，伴隨統治者確立表彰貞女烈婦的制度，世人將婦女的貞節視作比生命還重，幾乎成了宗教，悲劇頻出。歷史上，女性身體也不免受社會觀念的束縛與禁錮。纏足自五代始，宋時人人以小腳為好看，盛行纏足。
至於教育，和慣常認為的女性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不同，中國古代有著一套極為發達的「女教」。《周禮》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成為約束女性的行為與道德準則。前漢劉向所作《列女傳》、後漢班昭所作《女誡》對婦女言行舉止進行全面周詳的闡述，《四女書》等女教著述鋪陳各朝各代，成為閨閣秀樓中女子教育的讀本。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成為婦女生活的準則，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在「事夫」，清代學者藍鼎元著《女學》直言：「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明末流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
及至晚清民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將「興辦女學」與強國保種、救亡圖存的責任聯繫在一起，意欲掀起女性教育和身體的革命。1903年，清末金天翮發表《女界鍾》，列舉女子急當恢復的基本權利，包括入學、交友、營業、掌握財產、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項。1916年，陳獨秀髮表在《新青年》雜誌的《一九一六年》倡言女子「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婦女解放運動方逐漸燃起星星之火。
女性史研究繁複且博大，不同時期、階層、地位、社會處境等因素難以窮盡。只能借幾位學者所專註的領域之維度，揀選某些歷史時期女性生活的片段，一窺中國古代女性如何度過她們的生命歷程。
唐代
提起唐朝，人們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自由」和「開放」。歷史學界原先普遍認為，相較於封建社會的其他朝代，唐代女性的地位最高，至宋代下降。的確，唐代女性參政人數之多，參政面之廣，上至皇后、公主及宮中女官，下至地方官眷屬和平民百姓的妻女，都積極投身到社會生活之中，可謂曠古未有。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唐人撰寫的女教書多且盛行，教導女子行事規則的文本流傳頗廣。至唐後期，社會對婦德的要求逐漸變嚴，可見婦女的地位和生活面向廣、隨社會變遷而變化。因此不能以「開放」和「自由」一概而論，或站在今人的立場將古人的生活過度浪漫化。
推薦書目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美）高彥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高彥頤打破固有的社會分期，以女性視角觀察婦女生活。明末清初的江南閨秀並不是受壓抑和無聲的，而是自有一套文化生存方式。
《張門才女》，（美）曼素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曼素恩突破刻板的歷史敘述方式，藉助對19世紀常州張氏一門「才女」的研究，從文學創作、人際關係、家庭生活、個人情感、政治立場等方面，勾勒出清代才女們的人生軌跡。
明清
明清兩代，傳統而古老的中國社會悄然醞釀著更為劇烈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婦女生活和地位也呈現出從傳統到現代嬗變的萌芽。學者趙崔莉認為，以明代貞節烈婦的盛行判斷其社會地位低下是不準確的，需要綜合考察不同階層女性的職業選擇、法律關係、財產、社會生活。
推薦書目
《柳如是別傳》（上、中、下），陳寅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7月
陳寅恪以「了解之同情」把婦女還原到歷史的情景和場域中，再現其色彩斑斕的生活常態。
《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賀蕭，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讓失語的社會底層女性發聲，訴說一段近代百年女性與民族主義、國家權力、社會精英等糾纏的歷史，折射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進程。
《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美）高彥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審美的社會認可也可能被男權社會所綁架，男性文人筆下的步步生蓮、搖曳生姿的「纏足」的歷史深處，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酸楚和苦痛的真相。
「開放」「幸運」之說應得到修正
新京報：在唐代社會中上階層的觀念看來，不同身份的理想女性需要具備哪些與之前不同的特點？這些觀念反映了唐代怎樣的社會狀況？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唐代婦女的言行、觀念和生活？
李志生：在唐代中上階層的婦女觀中，對各階層婦女的基本要求即儒家的基本性別觀——「三從四德」、「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這些化為婦女的具體日常實踐，就是要敬尊先人、敬順舅姑、敬貞丈夫、誠謙族人。為了達到夫家族屬的延續、更好團結族人的目的，唐人也主張婦女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這些觀念反映了唐代的支配觀念依然是儒家的性別觀。
這種婦女觀的影響程度和範圍不可小覷，並隨著時間的推進，唐代後期較之前期（以安史之亂為界），其影響進一步深入。武則天、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韋皇后等確實是歷史上少有的進入政治領域的婦女，但她們並不能代表絕大多數唐代婦女的生存狀況。關鍵的一點是，我們須以歷史演進的觀察視角看到，武則天等人的政治參與，並非是唐朝的異軍突起，而是之前北朝婦女參政的延續。所以，我認為唐代「婦女解放」、「開放」、「幸運」之說，應該得到修正，因為絕大多數唐代婦女的言行、觀念和生活，並未脫離儒家性別觀對婦女的規範和要求。
新京報：唐代婦女在從夫、順夫、敬夫的問題上，有多少可被社會寬容的空間或餘地？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社會性別關係發生了哪些變化？
李志生：唐代雖是儒家性別理論指導的社會，但理學尚未興起，所以對於婦女行為的規範還未到嚴格或嚴苛的程度。因此在夫妻關係中，妒婦、悍婦還是有存在空間的，這也就是流傳後世的寧妒而死的「吃醋」橋段出現的原因。但我們同樣應注意，婦妒並非只是唐代婦女所獨有的特點，南北朝時期的婦妒情況並不亞於唐代婦女。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安史之亂（755-763）是一個重要的變化節點，在此之後，對於婦德的關注和要求都有變嚴的趨勢。舉例來說，像大將李晟對其女婦德的強烈關注，李晟的一女嫁崔家為婦，當她返家為父祝壽時，她的婆母罹患疾病，李晟得知後勃然大怒，稱：「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並立即遣女返回夫家，自己也親到親家問疾，且以訓子不嚴而向親家致歉。再如中唐以前，皇家婦女再嫁、改嫁都比較自由，但至宣宗時出台規定，有兒女的公主縣主並不得再嫁了。
新京報：從唐代流傳的女教書、詩文等史料看來，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理想女性觀念的建構？是否對自身的價值有一定的認識？
李志生：雖然在通常的認識中，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但它卻是婦女撰作女教書多且盛行的時代。據兩《唐書》記載，這些女教書包括太宗長孫後的《女則要錄》，武則天的《列女傳》《孝女傳》《古今內范》《內范要略》《鳳樓新誡》，鄭氏的《女孝經》，宋氏姐妹的《女論語》，薛蒙妻的《續曹大家女訓》，楊氏的《女誡》，劉氏的《女儀》等。其中最弔詭的是，武則天居然是中國歷史上撰作女教著作最多的一位女性。
至於唐代女性參與理想觀念建構的程度，首先，有如此多的婦女撰寫女教著作，就已明確昭示了上層婦女參與理想女性觀念建構的活躍情況；另外，據記載，薛蒙妻的《續曹大家女訓》「士族傳寫，行於時」，也反映出這些女教著作的女性作者不但參與到了建構理想女性觀念中，她們的理想女性觀也對其時的士人家庭產生了一定影響。
新京報：從秦漢到隋唐，中國婦女的社會身份、家庭地位發生了哪些轉折性的變化？
李志生：從秦漢到隋唐，重大變化起碼包括如下兩次：一是《晉書·刑法志》記載的毌丘儉大獄，自此女子「從父」、「從夫」的界限劃定；二是隋煬帝仁壽四年（604）出台的一項劃時代規定，即婦女不再承擔租調之課，「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書·食貨志》）。按照均田制「未受地者皆不課」的原則，這就意味著原本受田的已婚婦女從此不再受田。也就是在理論上，均田制雖然並未廢止，但婦女已不再承擔租調之課，也不再承擔勞役，由於這一政策的出台，均田制下婦女的社會身份大幅降低。
從傳統到現代的嬗變
新京報：除普遍認為的貞烈之風盛行外，明代婦女的社會地位是怎樣的？
趙崔莉：傳統觀點認為：明清社會，程朱理學盛行，封建禮教造成社會上貞烈之風盛行。的確，相比漢唐等朝代，明清婦女的節烈不但數量多，種類繁，而且程度慘烈，情節離奇。節烈的種類，「節」有孝舅姑節、撫孤成才節、毀容不嫁節；「烈」有遇兵亂、盜賊的免辱烈，既嫁殉夫烈、未嫁殉烈。但以此臆斷明清婦女社會地位低下，是不準確的。
明清兩代，古老的傳統中國悄然發生著改變，開始向近代社會過渡，從而孕育了中國性別政治的一次劇烈革命。明清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涉及農業、工商及服務等領域。在文化氛圍深厚的江南官宦之家，產生了江南閨閣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景象。明清女性還從事體育鍛煉、旅遊活動和文化等休閑活動，她們在家禮佛、寺廟拜佛、職業禮佛和參加廟會，還參與到一些宗族活動和公益慈善。還有少數女性涉足政治，在法律領域也獲得一定的寬宥。
這折射出明清社會轉型期鮮活生動的時代氣息。明清女性從傳統到現代嬗變的態勢，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女性生活，更加不易被覺察，可謂是「被遮蔽的現代性」。
新京報：明清婦女除在家庭中承擔傳統的職責外，在就業選擇上是否有與之前不同的特點？
趙崔莉：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社會經濟發生較大的變化，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官府的政策調整、社會觀念轉變以及明清女性文化素養和勞動技能的提高，促使她們把握種種就業機會，從事的社會職業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文化產業、色情服務業。
特點如下：其一，女性從業形式多樣。其二，從業優勢漸顯，她們往往身兼數職。女性在服務行業，如餐飲業、景區服務、租賃等行業具有天然的從業優勢。明清旅遊業發達的江南水鄉，專門駕駛遊船的婦女比較多。其三，家務、社會勞動兼顧。其四，女性職業層次提升。隨著明清產業結構的變化，一些女性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和業務技能。清代武林黃夫人顧若璞常與婦女「講究河槽、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所著《卧月軒文集》多為經濟大篇。其五，明清女性職業呈現出多元化。
關於明清女性的職業形象。一方面，明清從事耕織等傳統行業的女性，樹立了正面積極的職業形象。還有一些女塾師，瀟洒俊逸，出入社會公共空間，堪稱女性精英。另一方面，一些職業女性被定義成粗俗市儈的形象。諸如《三言二拍》等文學作品中的「三姑六婆」大受貶低抑制。這些刻板的負面的職業想像是由傳統儒士和通俗文學小說家為維護男權社會的穩定而共同塑造的。
新京報：與唐宋元三代相比，明代婦女的法律地位大致呈現出怎樣的特點？這些特點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現實或變化？
趙崔莉：唐宋明清法律基本上遵循「援儒入法」、「男尊女卑」原則。但明代婦女無論是在室女還是為人妻者，都享有一定的訂婚權、退婚權、離婚權、改嫁權以及女犯的寬宥權，甚至享有唐、宋、元代的婦女所沒有的權利，法律地位有一定提高。從司法實踐考察，明代婦女擁有婚姻自主權、離婚改嫁權、財產繼承和財產支配等權利，法律地位呈現「低中有高」的特點。
明代婦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明顯提升：首先，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權。其次，婦女離婚與再嫁相對自由。明代法律規定寡婦改嫁由公婆作主，但明代社會風氣大變，婦女在實際生活中有了較寬泛的再嫁權。如《溫氏母訓》上說，「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明代雖忌諱離婚，而妻子因貧窮或其他原因提出離婚還是存在的。明代中葉以後，夫喪改嫁已為社會輿論認可。如反映晚明社會的《金瓶梅》中孟玉樓、潘金蓮和李瓶兒都是幾次改嫁。
第三，明代婦女在實際生活中擁有一定財產。明代法律對女子的財產權規定極為苛刻，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明代婦女改嫁時可帶走許多財產。《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後改嫁吳進士，臨嫁之前，「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帶走當陪嫁。作為妻子或母親的婦女，可以管理家庭財產，在家庭財產的支配上有一定的權利。
新京報：作為重要的社會轉型期，明清之際的婦女有哪些休閑活動？
趙崔莉：明代，體育活動得到廣大女性的參與，如蹴鞠、劍舞器、對弈等。節令旅遊休閑活動可分為節日郊遊和閑暇旅遊。如立春、元宵節，還有一些女性色彩濃厚的節日，如花朝、七夕、中秋，明代女性成群結隊，遊山玩水，縱情自然。因佛道信仰盛行，明代婦女多隨香會出行，進香禮佛。
有些青樓女子對山水之娛情有獨鍾，不辭辛苦遊歷，寫下遊記。明代王微常「扁舟載書，往來吳會間」，並「撰集名山記數百卷」。明代女性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或觀花鬥草，吟風賞月品茶，刺繡、紡織、縫紉等。此外，文化休閑活動還有詩詞、書畫、曲藝、參禪悟道、閱讀史傳諸子等。一些明清女性，在閑暇時間裡廣泛閱讀古訓史書、小說、戲曲，尋找到情感的慰藉與共鳴。
B02-03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