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老人與海》與中西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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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超，安徽省鳳台縣第一中學教師。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由於產生的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和思想傳統等因素的不同，其精神特質也有天壤之別。中國文化的崇禮尚和、天人合一、群體認同精神迥然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崇力尚爭、天人相分和個人本位精神。中西方文化的這些精神差異在沈從文的《邊城》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因此，可以說，《邊城》和《老人與海》分別是中國和西方文化精神的藝術觀照。

一、崇禮尚和與崇力尚爭

禮既是中國古代先哲對宇宙秩序的概括，又是他們模仿和借鑒宇宙規律而總結出的人倫秩序。

《樂記》云：「禮者，天地之序也。」

《禮記》云：「禮者，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因此，在中國文化中，禮體現的是天地時空、自然萬物和社會生活的共同規律，禮是天地間的普適原理和最高準則。「禮之用，和為貴。」孔子高度概括了禮的作用和精神。中國傳統思想認為，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應按照「禮」的規範和要求行事。

當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和矛盾時，應禮讓、寬容，以維護良好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達到「禮治」的和諧境界。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傳統，正是這種崇禮尚和文化精神長期影響的結果。

《邊城》描繪了一個以「崇禮尚和」文化精神為思想基礎建立起來的「人性皆美」的理想社會形態。小說中到處呈現出一派由禮文化雨露滋潤而形成的其樂融融的和諧景象。這裡，民風淳厚，人們以禮相待、以誠相見、以善相親，人與人之間親密、和諧、融洽，互相體貼和關愛。

老船夫除了每月領取公家三斗米、七百錢外，從不另外向他人索取分文，見人皆和氣如親人。不論是什麼時候，不論是什麼人，只要需要過渡，他便毫無怨言地即刻將人家送過河去。投之以李，報之以桃。人們也總是想方設法關愛老船夫。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互敬互愛，謙遜禮讓。兄弟倆同時愛上了翠翠。

當自己的幸福和別人的幸福發生抵牾時，兄弟倆也曾一度鬱悶、苦惱，但各自卻又極能剋制自己，以「禮」的方式、「和」的手段解決矛盾和衝突。

當翠翠選擇儺送時，天保為成人之美主動退讓，乘船外出，途中不幸遇難。儺送為哥哥之死內疚不安，於是也乘船離去。兄弟倆都不愧為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其他如士兵、水手、妓女，等等，大都有一顆禮讓平和的心。《邊城》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奉行「君子成人之美」的處事準則，都可以稱得上是「克己復禮」的正人君子。

因此，《邊城》不僅是一幅流淌著濃郁詩情的美麗湘西風俗畫，而且是一曲洋溢著人際和諧美的動人樂章。

與中國傳統文化誕生於農耕經濟和農業社會的基礎上不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海洋貿易的商業經濟基礎上的。商業經濟活動必然伴隨著利益衝突。人們必須通過努力和競爭，才能在商業貿易活動中很好地生存和發展。一個部落和城邦也必須主動參與競爭和爭奪才能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商業競爭發展到通過戰爭奪取資源和生存空間，西方文化的競爭意識發展為崇力尚武的文化精神。而要在競爭、戰爭中戰勝對手，需要有力量和實力做後盾。所以，西方人崇拜力量，把能以力量征服對手的人看作英雄。

赫拉克利特說：「力量是萬物之王，鬥爭產生一切。」[1]

由此可以看出，與中國文化崇禮尚和不同，西方文化是一種崇力尚爭的文化。「力」與「爭」是西方文化的特質，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動力。

研讀《老人與海》，不難發現，這部小說從頭到尾貫串著「崇力尚爭」的西方文化精神。

小說中的馬林魚、鯊魚、獅子等，都是力量的象徵。在老人聖地亞哥眼中，馬林魚不愧為魚中豪傑，它不僅體積巨大、強壯有力，而且風度翩翩、沉著機智、英勇善戰，簡直是力量的化身。老人對它讚不絕口：「它真出色，真奇特……我從沒見過這樣強壯的魚」，「我從沒見過比你更崇高的東西」。老人視馬林魚為真正的男人，甚至稱它為「兄弟」。欣賞、讚歎馬林魚，體現了聖地亞哥對力量的崇拜，殺死這個與自己實力相當的「兄弟」，其主要目的也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力量。小說中多次寫到獅子。出海前老人就夢到獅子，在與馬林魚鏖戰的過程中，老人又想起並夢見獅子。每次想到、夢見獅子後，老人的疲倦似乎都消除了，而信心與鬥志則倍增。

對於獅子，可以從兩個角度解讀：一是把獅子看作獵物和客體，以獅襯人，突出老人異乎尋常的勇氣；一是把獅子作為獵者和主體，以獅喻人，藉助獅子獸中之王的形象表現老人非凡的力量。

無論從哪個視角解讀，獅子這個意象都體現了老人對勇氣、對力量的崇拜和追求，對勝利的渴望——老人就是大海中的一頭雄獅。

聖地亞哥與馬林魚搏鬥，與鯊魚爭奪馬林魚的過程，將西方文化崇力尚爭的精神演繹得酣暢淋漓。弱肉強食、生存競爭的殘酷性在這裡表現得無以復加：馬林魚與老人在海上搏鬥了兩天兩夜，它不斷掀起巨浪，一次次試圖奮力掙脫釣索。從魚的抗爭中，我們看到它為了求生而暴發出的巨大力量，感受到它對生的渴望，對死的恐懼。聖地亞哥也苦戰得疲憊萬分，背部血肉模糊。但他沒有絲毫退縮。老人憑著執著、堅韌和頑強最終俘獲了馬林魚。但返航途中卻遭到了鯊魚的圍堵。已經精疲力竭、傷痕纍纍的老人仍不放棄。與鯊魚作戰的武器丟失殆盡，

他說：「只要我有槳、短棍和舵把，我還要試試。」

絕不妥協，永不言棄，聖地亞哥的這種精神行為，正是崇力尚爭的西方文化精神的藝術再現。

然而，小說也體現了作家對崇力尚爭的矛盾態度和質疑、反思。聖地亞哥一方面說「我要跟它們斗到死」，一方面又說「我真希望不必再鬥了」。「他想，我希望不必再鬥了」，停下不久，「快到午夜時分，他又搏鬥了。而這一回，他明白搏鬥也是徒勞」。他承認自已被鯊魚打敗了：「它們如今可把我打垮了。」他失敗了，但心裡卻很輕鬆：「你給打垮了，反倒輕鬆了，他想。我從來沒想過竟會這麼輕鬆。」作家的矛盾還體現在故事的結局上。作家一方面極力敘寫老人與馬林魚、鯊魚搏鬥的場面，謳歌絕不妥協、永不言棄的戰鬥精神，一方面又讓老人以失敗而告終。

主人公聖地亞哥語言、行為、心理的矛盾和小說故事情節的處理都表現了作家對崇力尚爭的質疑和反思。

二、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

中華文明最初發源於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決定了其以農為主的生產方式。農耕經濟和農業文明，人類靠天生存，人與自然關係密切，人類渴望與自然契合，與自然協調一致。因而，農業文明催生了中國文化「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各家、各派的共同觀念。

在中國古代先哲看來，人與自然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體，是和諧共生的關係，人應該順應自然，尊重自然規律。

中國文化的這種「天人合一」精神在沈從文的《邊城》中表現得十分充分。《邊城》構築的湘西世界，是一個原生態的生命世界，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詩意生存家園。這裡，碼頭渡船、水車碾坊、河邊吊腳樓與竹林、白塔相映成趣，造化妥貼地安排著各種景物，將一幅生機勃勃而又和諧自然的風景畫呈現在人們面前。這裡，人在自然的懷抱中自在地生活，成為自然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自然也獲得了與人平等的地位，

「我與自然共生,萬物與我為一」。

在《邊城》中，人事的發展變化甚至也與大自然協調一致：下端午雨的迷濛——愛情初生的朦朧；十五月明之夜的清麗——愛情發展的甜蜜；梅雨季節的沉悶——情感受阻的抑鬱；暴雨之後的沉寂——情緒宣洩後的平靜。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物自然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自然人」，具備了「自然人格」。這些「自然人」不僅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且與自然融為一體。他們從自然中來，最終又回到自然中去：老船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安靜靜躺到土坑裡給小蛆吃掉了」。大自然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這位像泥土一樣樸實的自然之子。

沈從文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翠翠就是作家所追求的這種自然、健康、優美生命形式的集中體現。

翠翠的成長是一個優美的生命形式在大自然中自然、健康成長的過程：「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翠翠成長的土壤是純美的自然環境，不含任何社會的雜質，她是大自然的鐘靈毓秀。青山綠水熏陶出來的自然生命遠比詩書禮儀浸染出來的文化生命更為優美純潔。湘西的綠水、柔風和秀竹塑造出了這個美麗的自然之女。

這個自然之女就連做夢也都離不開自然:「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的歌聲浮起來……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到對山懸崖……」這裡，人的靈魂與自然契合得多麼美妙！大自然的生命奧秘完美地體現在翠翠這一形象身上。翠翠是人和自然水乳交融、親密無間的見證。

《邊城》中的男性形象也都和女主人公翠翠一樣，是汲取天地精華自然生長的, 也都具有大地所賦予的優美、健康、不被工業文明異化的「自然人格」。《邊城》中的這些人物形象啟示我們：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一切之重都能被大自然稀釋；生命中不能逃避的一切之輕，都能被大自然吸納。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與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精神不同，西方文化強調的是「天人相分」（或曰「主客二分」）。中華文明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人與自然關係密切。西方文明是在商業和貿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與自然關係相對不那麼密切。商業經濟更強調人的作用，更需要人的獨立精神和自主意識。

文藝復興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以及此後啟蒙運動所倡導的人道精神，都突出人的主體精神及其作用。

西方思想家，從培根、笛卡爾到黑格爾、費爾巴哈、羅素，他們對人與天（自然）關係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人與自然彼此對立，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在西方近代哲學人的主體性思想及其主客二分模式的影響和作用下，自然成為人類征服的對象，成為人類滿足自己生存、發展以至享受的實踐場。在這種自然觀的激勵下，人類「戰天鬥地」，獲得了豐富的財富，加快了發展步伐。但它也使人類以「主人」自居，產生了主宰自然的野心，瘋狂地向自然索取，從而造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西方文化「天人相分」的精神在《老人與海》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又鮮明生動。馬林魚力量強大，老人清楚自己並沒有取勝的把握，但他卻發誓：「魚兒，我要與你奉陪到死」，「我一定要制服你」。這是人類向大自然的莊嚴宣戰，表現了人類征服自然的壯志豪情。老人以非凡的耐力和毅力制服了馬林魚。作品形象地告訴我們：要在自然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具有老人這種「人定勝天」的硬漢精神，人類絕不應該向包括自然在內的任何外力屈服。

與此同時，《老人與海》也對「天人相分」的西方文化精神進行了深刻反思。馬林魚和鯊魚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徵。老人捕獲了馬林魚，意味著人類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自然；然而鯊魚卻摧毀了老人的戰利品，意味著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以及人類最終並不能戰勝大自然。人類與大自然較量的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小說悲劇性地展開人與自然的衝突，其中理應蘊含著作家對西方文化人與自然關係理念的嚴肅思考。

西方文化「天人相分」的思想還表現在人類違背自然規律，過度開發自然上。小說中的聖地亞哥老人80多天都沒有捕到魚了，這意味著人類對自然毫無節制的掠奪已經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使自己的生存空間變得越來越小。聖地亞哥老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反覆說自己「出海太遠了」：「我原不該出海這麼遠的」，「我很抱歉，我出海太遠了，我把你（指馬林魚）我都毀了」，「它們真的打敗了我……只怪我出海太遠了」。「我出海太遠了」，這句話耐人尋味：人類要為自己的慾望和行為劃定邊界，不能向大自然「走得太遠」。這是小說對人類慾望和行為的批判，對「天人相分」和「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反思。

三、群體認同與個人本位

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和宗法制基礎上的，重家庭和血緣關係，人們對群體懷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另外，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論，墨家的天下尚同政治理想，都倡導群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中國文化群體認同價值觀認為，個人意志必須服從集體意志，個人只有融合、消弭於集體之中才能實現其自我價值。群體認同價值觀強調社會規範、責任義務和互助合作。受群體認同文化精神的影響，中國人遇事常常先從他人角度考慮，具有集體觀念、責任意識、合作意識。但這也導致中國文化中「自我」意識缺乏乃至喪失。

沈從文的《邊城》十分鮮明地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群體認同的精神理念。

《邊城》中的群體認同思想首先表現在老船夫和孫女翠翠之間的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上。當年翠翠的父母雙雙殉情，並不是環境不允許他們在一起，而是他們各自心中的責任承擔——女人不想離開父親隨男人而去，男人不想因兒女私情而脫離軍營。是群體認同和個人本位之間的衝突，導致了他們的死亡。女兒女婿殉情後，年邁的老船夫毅然擔負起撫養外孫女的責任。老船夫對外孫女的愛，不僅充滿了親情倫理美，還體現了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受環境的影響，翠翠從小也養成了很強的群體認同感。她善解人意，小小年紀就想著替祖父做一些事情。無論做什麼事，她心裡總牽掛著祖父。

《邊城》中的群體認同感還表現在鄉鄰之間的互相關愛上。楊馬兵並沒有因為早年追求翠翠母親遭拒絕而記恨，仍然一如既往地幫助老船夫一家。老船夫活著時，他為翠翠的婚事盡心儘力；老船工死後，他義務料理老船公的喪事，毫不猶豫地承擔起照顧翠翠的責任。團總順順從不為富不仁，相反，他總是同情並幫助慕名而來求助的人。儘管他大兒子的遇難、小兒子的出走都與翠翠有關，但他還是要求收養老船公死後丟下的孤獨無依的翠翠。

我們從這些人身上看到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群體認同思想熏陶漸染而產生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犧牲精神，看到的是個體意識的淡化，集體意識的濃厚。

與中國文化群體認同的價值理念不同，以平等交換為基礎的商業原則孕育出西方文化強調個體本位的個人主義精神。文藝復興運動以人本主義為中心，關注人的現世利益，使個人本位思想深入人心，並成為西方文化的核心觀念。個人本位「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種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它具有普適性，是西方人把握人與人，人與自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態度和思維方式」。[3]

個人本位主義肯定個人的價值、尊嚴，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個人本位主義鼓勵自我實現，推崇個人奮鬥，反對任何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撓個人發展。所以，個人本位主義思想能夠激勵人們自信、自強、自立，積極進取，追求個人成就。其消極方面則是導致合作精神缺失，群體觀念淡薄。

《老人與海》是對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生動詮釋。聖地亞哥與馬林魚較量、與鯊魚抗爭的目的是什麼? 在被馬林魚拖著在海上飄蕩時，他想：「這條魚真大，肉要是好的話，賣的錢可多啦。」捕到馬林魚後老人想的是：「足有一千五百磅，假如賣三角錢一磅，該賣多少錢啊！」從他的內心話語中，不難看出，他最初的動機是捕大魚賣大錢，沒有一絲一毫為他人、為群體的動機和願望。

但為什麼老人捕大魚賣大錢的願望落了空卻不悲傷、頹喪? 這表明生存的需要並不是老人與魚抗爭的全部。老人反覆強調，他是為尊嚴而戰，為榮譽而戰。他不斷對自己說：「你永遠是行的」「我一定要制服它」「感謝上帝，它們沒有我們人類聰明」。

他要讓大自然知道人有多麼聰明，人有多少能耐。他要通過與大自然的悲壯抗爭來維護自己的尊嚴，證明自己的存在：「不在於誰弄死誰，而在於戰鬥本身是美麗而莊嚴的。」通過與象徵著自然偉力的馬林魚和鯊魚搏鬥，聖地亞哥實現了自我價值，內心「充滿了驕傲的感覺」。在這場人魚大戰中，聖地亞哥為了個人尊嚴和榮譽而奮不顧身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化對現世人生意義的肯定，對個體生命意志和慾望的張揚。

《老人與海》在張揚個人本位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同時，也對個人本位的價值觀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說寫老人在獨自出海捕魚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小男孩，想到、夢到獅子，似乎隱含著同一個主題——群體認同、互助合作。

聖地亞哥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妻子去世多年，沒有孩子，也沒有別的親人。他一個人住在海邊，同村裡人沒什麼來往；唯一的夥伴和幫手小男孩曼諾林也因他一直不走運而被迫離去。小男孩跟老人有深厚的友誼。在老人瀕臨絕境時，他設發給老人弄來食物。二人以往捕魚有過很好的合作。這次，老人獨自出海，雖然捕到了一條大馬林魚，但一時間難以應付。這時他大聲自語：「但願那孩子在就好了，他可以幫幫我。」

小男孩是群體的代表。老人明白了群體力量的重要，他渴望有人助他一臂之力。作家是在說明，人類征服自然，需要團隊精神和集體的力量。老人餓得吃生魚，兩次呼喚男孩。這說明離開互助合作的群體行動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維持，又怎能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

獅子除了象徵力量和勇氣，還應有更深的含意。老人想到、夢到的不是單個獅子，而是一群獅子，「他愛它們，就如同愛小男孩一樣」。老人的這種心理活動，體現了他對互助協作的集體生活的嚮往。這應該隱含著作家對個人本位主義思想的質疑，對群體認同價值觀的肯定。

通過上面的比較和分析，不難看出，《邊城》生動地展示了崇禮尚和、天人合一、群體認同的中國文化精神，而《老人與海》則對崇力尚爭、天人相分、個人本位的西方文化精神進行了藝術的再現和深刻的反思。所以說，《邊城》和《老人與海》分別是中國和西方文化精神的藝術觀照。

參考文獻：

[1]葉秀山.西方哲學史（第3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107.

[2]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45.

[3]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406.

【摘自《語文教學與研究》2018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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