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支付「走出去」還需加強政策供給

楊國英

3月5日，在廣受關注的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移動支付被高調提及——總理在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中國科技進步率明顯提高，高鐵網路、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引領世界潮流。

其實，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四大科技領域，早在去年，即被來自「一帶一路」沿線的20國青年海選為「中國新四大發明」。不難看出的是，在時代特徵鮮明的這「四大發明」中，移動支付居於基礎性地位——無論是已經進入新零售階段的電子商務，還是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其快速發展均依賴於移動支付的快速普及。

「新四大發明」

正如報告所言，「快速崛起的新動能正在重塑經濟增長格局，深刻改變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新標誌。」就移動支付而言，我們看到，在國內，支付寶作為中國移動支付產業的引領者，所創造的應用場景已經多達數十個，技術創新疊加應用創新，使得無現金在今天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而如果放眼全球，移動支付在領跑中國新經濟的同時，其實也已經全球領先，對外輸出、分享這一技術能力，不僅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種自發趨勢。

用「先機佔盡」一詞形容我國移動支付產業的發展，應該說毫不過分，而當下我們迫切需要的，應當是著眼全球，對我國移動支付產業進行再定位。我國移動支付滲透率高達77%，已遙遙領先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由支付寶帶動的共享單車行業，也已經具備國際競爭力，而當下，「一帶一路」的落地，以及我國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內在需求，客觀上都賦予了移動支付更多的時代使命。與此同時，就當下而言，移動支付的這種職能定位要充分發揮，實際上依然有賴於政策紅利對創新空間的釋放。

對移動支付產業的再定位，首先需要我們儘早認識到，移動支付將成為未來國際金融競爭力的核心，順理成章地，移動支付也必然會成為我國金融業彎道超車的機會。移動支付是金融科技的基礎，更是金融普惠的基礎，而以上兩點，恰是全球金融業正在全力佔領的制高點。有市場機構披露，我國移動支付產業因支付風險而產生的資金損失比率低於百萬分之一，遠低於國際一線支付機構千分之三的水平，這個微觀數據，可以部分說明我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在國家戰略層面，「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金融國際化的重要支撐，而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我國移動支付經驗已經成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盛讚和有意引進的對象。

此外，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本職、本位，在我國，移動支付已經成為服務實體經濟最重要的金融，而這種能力，同樣可以輸出到國外。目前，我國移動支付產業已經從線上滲透到線下，不僅覆蓋人民的衣食住行，也開始向交通、醫療、教育與政務等垂直領域拓展，從實體經濟的角度看，實際上是越來越多的實體經濟部門或行業，正在利用移動支付的便利和數據化鎖定用戶需求，從而指導用戶會員運營、供應鏈的優化乃至生產決策。這種局面足以讓我們意識到，移動支付走出去，不是孤立地走出去，而是可以發揮移動支付的產業協同和賦能之功。

先機佔盡，不等於高枕無憂，當前我國移動支付「走出去」，尚需政策「開路」。近幾年，一系列「偽互聯網金融」風險事件的發生，在引發強監管的同時，諸如限制支付額度、限制遠程開戶等監管措施，實際上也抑制了移動支付創新的活力；而在國際上，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也越來越多地面臨著以EMVCo為代表的「西方標準」的抗衡，換句話說，西方國家給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留下的時間窗口並不寬裕——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金融專家賀強在其提案種呼籲，應鼓勵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標準，增強「中國標準」的話語權。顯然，無論是我國移動支付創新活力被抑制的「內憂」，還是國際競爭白熱化的「外患」，都說明了給移動支付加強政策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莫為浮雲遮望眼，這是重新定位移動支付應有的思維高度。移動支付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電商和共享經濟，在「新四大發明」中佔據著絕對的位置，居於基礎性地位的移動支付，則是中國金融獲得全球競爭力、服務全球實體經濟的關鍵，而當下，移動支付能否被賦予更高的戰略地位、給予更大的政策空間，最終將決定我國能否提綱挈領式地抓住時代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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