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最新 > 《華盛頓郵報》給《華盛頓郵報》寫了一篇影評

《華盛頓郵報》給《華盛頓郵報》寫了一篇影評

前言:

路易斯·布蘭代斯法官說過:「日光是最佳的消毒劑,燈光則是最好的警察。」《華盛頓郵報》可以說是這句話的忠實踐行者。打開它的主頁,你會發現標題下方多了一行小字:「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

去年12月上映的同名電影《華盛頓郵報》,就是對當時《郵報》及其一眾新聞界同行所捍衛的新聞自由和透明政府的禮讚。影片上映之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已有一年。「假新聞」、「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對新聞媒體甚至事實真相本身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今天,新聞自由受到的威脅並不比尼克松時期更小。那麼,對於飽受民粹崛起和專制回潮之苦的新聞業而言,本片會是一針強心劑么?

以下是《華盛頓郵報》自己對本片的影評。誠如其言,保護出版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版。

《華盛頓郵報》: 對追求真相的偉大致敬

譯 | Stevie(武漢)

編 | 十二辰子(巴黎)

1971年,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已經經營了華盛頓郵報公司八年,自從她的丈夫菲利普於1963年自殺後公司的控制權就交到了凱瑟琳手上。凱瑟琳極其羞澀,常常陷入習慣性的自我懷疑中,是一名焦慮的公司領頭人,也看不出什麼苗頭會成為一名女權先鋒。幾年前當她僱傭《新聞周刊》(Newsweek)華盛頓分社總編輯本·布萊德利(Ben Bradlee)擔任《郵報》的執行主編時,還有些人持懷疑態度。

儘管兩人的工作關係一貫和諧,但71年夏天的五角大樓文件出版事件讓他們的合作關係遭到了嚴峻的考驗。《紐約時報》首先報道了這個文件泄露事件,隨後就收到了法院的禁令要求他們停止報道。這則虛張聲勢的判罰將《郵報》拖入了一場史詩級的法律戰爭,甚至事關存亡,因為當時格雷厄姆正準備將她的家族企業上市,而她的潛在入獄風險和即將到來的最高法院庭審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毀掉這樁生意,更不用提懷恨在心的總統尼克松會採取的那些行政手段。

電影《華盛頓郵報》(The Post)向觀眾呈現了那年六月神經緊繃的那幾周時間,節奏緊湊、激動人心、敘述詳盡且極具娛樂性。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湯姆·漢克斯(Tom Hanks)分別飾演了格雷厄姆和布萊德利,在謙遜、熱情和對大牌明星的精準調度上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電影《郵報》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導演,麗茲·漢娜(Liz Hannah)和喬希·辛格(Josh Singer)擔任編劇,電影節奏乾淨利落,帶著一份坦誠和對事件的清晰認知娓娓道來。而除了這對「偶像演偶像」的組合外,影片中的配角們也奉獻了精彩的表演。

與辛格同樣參與編劇的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不同的是,《華盛頓郵報》並非一曲對皮鞋跑出來的新聞報道的剋制讚歌,也沒那麼在意電影的條條框框;這是一場有意激勵人心的致敬,致敬新聞獨立的理想、政府問責和性別平等這樣的基本準則,而人們應該意識到為什麼這些原則在當下顯得更為重要,大字加粗劃線強調也絲毫不為過。

所有這些主題都體現在了格雷厄姆身上,飾演她的斯特里普貢獻了一次細膩多變的表演,開始於在當時華盛頓時髦的F Street Club里真的絆倒了一把椅子,結束於穿行過《郵報》的印刷機器,此時她已然變為了一個更加堅定自信,依舊有些貴族式遙不可及的人物形象。格雷厄姆從一名沒有安全感的女兒/妻子向一名獨立自主的新聞工作者的轉變,賦予了影片以敘事動機和其中的尖銳與深刻。電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幾個場景,就是當斯特里普飾演的這個有時會緊張尷尬的角色,一次又一次走進一間幾乎全是男性的會議室,而隨著故事發展,當她出現在最高法院時,發現有一大群年輕女子仰視著她為她加油。

漢克斯對布萊德利的演繹也同樣大受歡迎,即使面臨著和傑森·羅巴茲(Jason Robards)的表演對比的風險,後者在講述《郵報》水門事件的傳世經典《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飾演了布萊德利,獲得了當年奧斯卡的最佳男配角。

儘管漢克斯沒有繼續將羅巴茲的那種大男子主義吸引力帶入表演中,他在表演的真實性上扳回了一局,給人以熟練、自然之感。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竟然是他和斯特里普第一次共同出演一部電影。他們的合作帶來了一種輕鬆、會溫和地互相揶揄的化學反應,這讓影片一直保持著高水準,即使是在一堆過於嘮叨的爭論或是「但我們不能這麼做!」的拉鋸戰中。

受到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警示,斯皮爾伯格帶領著一眾演員以最快的速度開始拍攝電影《華盛頓郵報》,從2017年5月開始製作,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就登陸了院線。在如此緊湊的製作周期中,導演需要演員們拿出近乎完美的表現,而演員們也的確達到了如此標準:莎拉·保羅森(Sarah Paulson)飾演了布萊德利當時的妻子托尼,她在一大群記者和律師佔領他們的房子進行了一整天的編輯工作時,有一場短小卻感人的戲份。大衛·克羅斯(David Cross)扮演了《郵報》的編輯部主任(managing editor)霍華德·西蒙斯(Howard Simons),戴上了假髮,挺起了大肚子,讓人幾乎認不出是他。布魯斯·格林伍德(Bruce Greenwood)出演了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是格雷厄姆的密友。她在獲普利策獎的回憶錄中提道,麥克納馬拉幫助《郵報》完成了他們出版五角大樓文件的論點。而如果這部影片有一名MVP,那就是鮑勃·奧登科克(Bob Odenkirk)。他飾演了《郵報》在五角大樓文件事件中的無名英雄,編輯部主任助理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精彩絕倫,引人發笑。

奇怪的是,電影中格雷厄姆與社論版副編輯梅格·格林菲爾德(凱莉·庫恩[Carrie Coon]飾)並沒有對手戲,儘管兩人是好朋友,格林菲爾德還在格雷厄姆逐漸獲得自信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電影轉而插進了一段柔焦拍攝的格雷厄姆在家中與女兒萊利(愛麗森·布里[Alison Brie]飾)對話的場景,格雷厄姆在擔心身上所承擔的家族遺產,她可能將其發揮到極致,也可能在將它推向萬復不劫的深淵。

上述場景展現了斯皮爾伯格是如何清晰有效地強調角色所面臨的個人、職業和政治風險,但偶爾也會不惜冒險將事情說得過於明顯。他與他長時間的合作夥伴攝影師雅努什·卡明斯基(Janusz Kaminski),將他們常用的淡藍和灰色色調調亮了一點,帶給電影些許令人愉悅的暖意。他們還經常在一些對話戲中採用旋轉鏡頭,以免看起來靜止不動或是過於聒噪。而就像他經常做的那樣,導演在結尾處額外加了一場戲,為了讓更多人能夠理解,而斯皮爾伯格總是最先考慮最普通的觀眾們,即使這樣會破壞電影的那絲微妙。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毫無羞恥地展示著其操縱性的配樂,更是讓電影中的微妙性無處可尋。

儘管如此,正是這種能判斷出需要怎麼做才能與廣大觀眾進行溝通的直覺,才讓斯皮爾伯格成為了一名出色的藝術家(儘管經常有人自命不凡地認為這是一種平庸)。這種才能也讓電影《華盛頓郵報》最大程度上展現出了這種自然的能量、情感,以及純粹的美。而且平心而論,有時看似過火的地方恰恰有事實做支撐:如果布萊德利十歲的女兒瑪麗娜在如此關鍵的時刻在家門口賣起了檸檬汁這件事,讓某些觀眾認為有些太過接地氣的話,他們應該了解事實就是這樣的。

一名暴躁、自負的總統表達出他不會放過一家他視為私人仇敵的報紙(電影中採用了尼克松當時錄音的片段);或是一名職業女性遭遇到無盡的傲慢與輕視,卻帶著令人欽佩又謙遜的決心大展身手;這樣的故事與現在我們所處的社會有多大聯繫,就要留給各位觀眾自行去判斷了。

但很少有人能抵抗得了電影核心的那份浪漫,電影中充滿了對氣動輸送管、鑄排機和電傳打字機拖出的如新娘面紗般長長尾巴的熱愛,也充滿了對他們能夠與那個喜怒無常的對手(《紐約時報》)找到同一個目標共同奮鬥的欣喜,因為他們都真正瘋狂地深深投身於新聞事業中。

電影《華盛頓郵報》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錯,從這個充滿辯論、幾乎不掩飾其警示作用的故事,到有趣的時代片段,再到喧鬧的報社奇聞。但它最令人滿意的部分,是一則愛情故事,從每篇新聞的第一句到最後一句。

《華盛頓郵報》事實核查:斯皮爾伯格省去的五角大樓文件事件的精彩細節

譯 | LoneIsland(北京)

校 | Stevie(武漢)

編 | 十二辰子(巴黎)

當《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們前往本·布萊德利在喬治城的家中翻閱「五角大樓文件」時,他的十歲女兒瑪麗娜真的正在門外賣檸檬汁。

布萊德利的書房也真的變成了一個編輯室,他的客廳也變成了律師會議室。她的妻子托尼的確就在一旁禮貌地端上三明治。電話也的確響個不停。

「簡直是一片混亂。」布萊德利後來寫道。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片場指導這一場景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片《華盛頓郵報》以慣常的好萊塢手法描繪了郵報對高度機密的越戰文件的揭秘——比如,一個急切的實習生被派去《紐約時報》刺探消息的場景,現實中就從未發生過——不過斯皮爾伯格大體上還是準確地表現了那一段瘋狂的歷史。同時他也省略了很多精彩的細節。

比如有一天晚上,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穿著睡衣,持槍迎接家門口的兩個華盛頓郵報記者。

此前,《郵報》的編輯本·巴格迪坎剛從波士頓飛回來,旁邊的座位上就放著五角大樓文件(稍後會詳細說)。《郵報》出版了這些文件,政府隨即起訴。現在這個案件正在走法律程序。

一天晚上,布萊德利擔心司法部官員會直接去伯格家中提交上訴狀。「我們不想讓政府的人偷偷地去伯格家裡,」布萊德利在自己的回憶錄《美好人生》(A Good Life)中寫道,「於是我們就派出了自己的密使。」

著名記者馬丁

傳奇記者馬丁·威爾(Martin Weil)就是其中一位。布萊德利寫道,他「頗有前CIA探員的作風」,以卓著而古怪的語言風格聞名。

當時已快到午夜。威爾和報道參議院的記者斯賓塞·里奇(Spencer Rich)按響了伯格家的門鈴。威爾後來在一份備忘錄中記錄下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大概一兩分鐘以後,首席大法官開了門。他穿著一件浴袍,握著一把槍。他把槍拿在右手,槍口朝下,那槍是一把長筒鋼槍。首席大法官看起來並不高興見到我們。斯賓塞向他解釋了我們為何前來。不過我們的對話有好一段時間都是雞同鴨講,似乎兩邊都在自說自話。斯賓塞舉著證件,試圖解釋我們前來的原因,但大法官似乎一直在講我們根本不該來。最終,經過不斷解釋,我們終於互相聽懂了對方。首席大法官說,我們可以等待司法部可能派來的人,但最好在街邊等著。對話持續了兩三分鐘,其間他一直握著槍。有的時候他把槍拿在門柱後面,我們並看不見。他也從來沒把槍口指向我們。最後他關上了門,我們沿街走著,等了兩三個小時,就回家了。」

然後就該說說巴格迪坎了。天啊,從哪開始說呢?

就從他的後背說起吧。

本·巴格迪坎

前《華盛頓郵報》全國編輯

五角大樓文件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在波士頓一家隱蔽的旅館裡,巴格迪坎第一次翻看泄密者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交給他的兩大箱文件時,他最擔心的不是入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當時我最擔心的是件更奇怪的事。我害怕自己沒法把文件悄悄帶進華盛頓,因為搬運裝有一萬多張紙那麼重的箱子會廢了我的後背……任何一個慢性背痛患者都知道,搬運如此笨重的兩個箱子,就是脊椎麻痹的前奏。」

其中一個箱子是有蓋的,而且已經用麻繩捆好。但另一個箱子既沒有蓋子,又沒捆麻繩,飽受背痛困擾的巴格迪坎根本沒法搬。「我能想像到自己走進波士頓洛根機場,」他寫道,「然後第二個箱子掉了,地上散落著標有『絕密』的文件。」

這可不行。

不過,最好的記者往往鬼點子也多。巴格迪坎就想了一招:直接問前台要繩子。而這竟然沒有引起任何懷疑。

「前台的職員打開了抽屜,看了看櫃檯下面,然後無望地聳了聳肩,」巴格迪坎寫道,「不過他很想幫我一把。他說,有的時候旅客會把自己的狗拴在游泳池旁邊的柵欄上。」

巴格迪坎走了出去。他首先看了看天氣,並沒有下雨。考慮到他要搬運兩大箱文件,這簡直是太好了。

「我在昏暗中仔細地沿著柵欄走,然後我看見了一樣好東西:六英尺長的繩子,十分結實,就從柵欄上垂到地下,」巴格迪坎寫到。於是,他用這繩子捆好箱子,打了個童子軍結,然後「在心裡感謝了這隻陌生狗狗的陌生主人,然後就聽天由命了。」

1973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左)和共同被告安東尼·羅素一起出現在聯邦法院門口。

即使是在20世紀70年代,航空公司對行李的規則也很嚴。巴格迪坎坐了頭等艙,還買了旁邊的座位來放他的箱子——「這項額外開支報社倒是不介意支付。」凱瑟琳·格雷厄姆後來寫道。不過,因為座位底下和頭上的行李架都放不下第二個箱子,他不得不託運這個箱子。歷史上恐怕沒有哪件託運行李比這個箱子的意義更重大了。

在電影中,一名空姐在飛機上看見了座位上的箱子,就向他搭話:「這貨物想必很貴重吧。」

「沒什麼,就是點政府機密啦。」他回答道。

而現實比電影還要魔幻。他在飛機上居然遇到了《華盛頓郵報》駐香港記者斯坦利·卡諾(Stanley Karnow)。而卡諾當時正要調到巴格迪坎手下工作!(斯皮爾伯格沒有用這段故事,可能就是因為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與所有的記者一樣,卡諾也是一個領著工資的察言觀色高手(a paid observer of the human condition)。他想坐在自己新上司的旁邊,但發現座位上放著一個箱子。

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影印文件 片場照

前郵報記者桑福德·恩戈(Sanford J. Ungar)在《時尚先生》(Esquire)的一篇長文中寫道:「卡諾發現巴格迪坎並不願意把箱子移開,給自己騰個位置。終於,卡諾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吃驚得掉下巴,說:『噢,你拿到了!』」

而巴格迪坎就這樣看著他,終於說了句:「拿到什麼了啊?」

尷尬哦!

最終,五角大樓文件安全抵達華盛頓;巴格迪坎的後背完好無損;《華盛頓郵報》順利發表了新聞;威爾也沒有被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槍殺。

劇照

斯皮爾伯格很好地展現了凱瑟琳·格雷厄姆和布萊德利之間複雜變化的關係——前者是一名舉止得體的寡婦,也是令人敬畏的出版商。後者則曾說自己肝腦塗地也要辦好郵報,最終憑藉他的直覺、意識和勇氣,成為那個時期最偉大的編輯。

二人可謂唇齒相依。他們之間的合作以及互相的欣賞都很深切。他們有個習慣,每年聖誕節都給對方寫信,表達這種欣賞。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以他們的下一次冒險——水門事件作為結尾。不過,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凱瑟琳·格雷厄姆和本·布萊德利慶祝最高法院6:3的判決

像這樣:

1971年6月30日,斯特里普飾演的格雷厄姆在自己的書房裡坐下。當天,最高法院以6:3作出了歷史性的判決:《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有權出版五角大樓文件。她拿出一支鋼筆和帶花紋的信紙。鏡頭從上方搖下來,看到她正給布萊德利寫道(這封信收錄進了她的回憶錄):

「我們每到聖誕節就給對方寫情書,但我們報紙過去兩周多的經歷比聖誕節還要精彩,而且也來得更早些。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一場不可思議的大戲。而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你和你的手下付出了110%的精力……這也是一段美麗而愉悅的旅程。與你共事一直是我的榮幸。」

然後,鏡頭轉向漢克斯飾演的布萊德利。他坐在煙霧繚繞的新聞編輯室里,回復道:

「與你共事不僅僅是一種榮幸——還是一項事業、一份榮耀、一件受益匪淺的挑戰。我不知道自己明天還有沒有氣力再搞這樣一件大事了。但我確切地相信,我們的這家報紙會勇敢、堅定、優雅地迎接下一次挑戰。」

全劇終。

-FIN-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深焦 的精彩文章:

天真又殘酷的美國夢
我很愛你,但你還是個大混蛋

TAG:深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