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新青年》：同人刊物誕生記

最新 03-10

一

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在他2003年的知名文章《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中，極力稱道主編陳獨秀的編輯作為，說他在「尋覓大有潛力的新作者與任何可能的突破口」上，表現得極為可圈可點。在陳平原看來，「這既是出版境界，也是出版壓力」導致的結果。

撇開出版境界這一個人主觀因素不談，就商業刊物實際存在的經濟壓力來說，這一定是主編者陳獨秀無法迴避的堅硬現實，畢竟，發行《新青年》的群益書社，當初是指望《新青年》賺錢，才與陳獨秀簽下委託協議的，至少，也不該太虧本吧？

然而，很不幸，《新青年》前三卷，賣得很不如意。汪原放說，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這個印數肯定沒得錢賺，甚至不夠成本開支。

危險終於到來。1917年冬，《新青年》出完三卷後，群益書社打算停辦了。

1918年1月4日魯迅在寫給老友許壽裳的信中，恰好提到了這一點：「《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於本月十五出版雲」。

魯迅說的「本月十五日」續刊的那一期，就是《新青年》第4卷第1號。該期版權頁上記錄的出版日期，正是1918年正月15日，證明魯迅聽來的是可靠的內部消息。

魯迅在信中，雖只是那麼隨手一寫，但對《新青年》研究者來說，卻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史料，它讓我們明白，《新青年》差一點中途夭折，是因銷路不佳，令書店老闆心灰意冷了，而最終柳暗花明的關鍵，則是「獨秀輩」們不甘心，不願意放棄這塊正在興頭上的文化陣地，設法絕境求生，主動與出版方妥協，改變《新青年》的編刊性質，從原先陳獨秀一人主編的刊物，變成了一份大家共同承擔寫作、分擔經濟壓力的同人刊物，從而挽救了《新青年》於不倒。從歷史上看，挽救了《新青年》，也就意味著挽救了剛剛開始發軔的新文化運動。「獨秀輩」的這次交涉行動，具有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二

4卷1號改變了組織形式的《新青年》，與前三卷相比，有三點明顯可見的文本方面變化：第一，原先封面上連續刊登了十二期的「陳獨秀先生主撰」的字樣不見了；第二，前三卷都固定在同一版面位置的《投稿簡章》、《通告一》、《通告二》均不登了；第三，內文上的第一篇文章，改為高一涵所撰，而以前這一顯要位置，無一例外地都由主編陳獨秀獨佔花魁，從本期開始破例了。

《新青年》上這些從未向讀者解釋的悄然變更，應是魯迅所講的「獨秀輩」交涉後的一種新的出版應對。魯迅用「獨秀輩」這個複合稱呼，說明參與談判的不止陳獨秀一人，這其中閃現著一個群體的身影。這個身影在4卷3號刊載的《本志編輯部啟事》中正式現身了。在這個啟事中，它用了一個集體性的對外稱呼——「編輯部同人」。

該《啟事》文字不長，全文是這麼寫的：

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貲。錄載與否，原稿恕不奉還。謹布。

對這個新冒出來的《啟事》，需要細細研讀，因為它提供了對這個雜誌新的自我描述。其緊要處在於兩點：稿源與稿酬——這對任何期刊來說，都是關乎命脈的兩點。《新青年》從今而後，不另購稿，即意味著一種寫作責任的共同綁定；不支稿費，則意味著日後寫作的純屬義務性質。筆墨案頭，原本是苦役，既勞心又勞力，卻得不到任何金錢物質上的酬報，何以還有那麼多人，不管不顧，甘之如飴地加入到「獨秀輩」這個群體中來，聯結成一個概稱為「同人」的寫作共同體？

三

或者是他們收入足夠好，不在乎這丁點稿費嗎？或者是他們討論文化的興緻正酣，一時還找不到像《新青年》這樣完全自主的替代品嗎？又或者他們敬服陳獨秀的文化革新理想，並自覺靠攏過去，化作他們共同的文化理想？

這些均有可能，但應該還有別的更具實質性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比如說，文章在《新青年》上的發表，會給個人帶來社會文化聲譽，進而贏得個人未來發展必要的文化資本，像布迪厄在文化場域理論中所強調的那樣，這其實也是一種實體性的報酬。

陳獨秀本人，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他1917年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相中，任命他為北大文科學長，主要歸因於他主編《新青年》所產生的影響。要知道，陳獨秀既無高文憑，又無好履歷。蔡元培為了得到教育部順利批准，還為陳獨秀編造了假學歷、假履歷。據蔡元培自己說，他當時是在訪問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得其大力舉薦陳獨秀，並「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經翻閱之後，「決意」聘請陳獨秀的。可見，《新青年》是成就陳獨秀價值最為重要的籌碼。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新青年》前兩卷，確實編出了卓爾不群的影響——至少在精英階層中是如此——雖然銷量並不佳。

若用布迪厄「文化場域」的理論來考量，《新青年》及陳獨秀的例子，頗能印證其提出的「文化資本」概念的有效性，它像一個稜鏡，將《新青年》帶來的「文化紅利」投射到了北京大學的人事聘用上：胡適1917年夏受聘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劉半農1917年夏受聘北京大學預科教授、高一涵1917年8月受聘北京大學叢書編譯委員會委員、劉文典1917年9月受聘北京大學預科教授、李大釗1918年1月受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楊昌濟1918年下半年受聘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他們都是《新青年》一二卷的核心作者，在與陳獨秀一起為《新青年》建基立業的同時，也為他們自己帶來了社會器重的身價。由此，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群益1917年底擬中止合約的時候，「獨秀輩」們不願意輕易放手了。

《新青年》第三卷還是由陳獨秀主編，但編輯部則隨著陳獨秀到北大任職，也一併從上海遷到了北京。其實所謂的編輯部，原不過是陳獨秀一人在唱獨角戲而已。沒有見到任何史料說，陳獨秀還請有其他幫手。由於他不管刊物的印刷與發行，一人應付起來倒也不算難事。據說，當初陳獨秀對是否接受文科學長這個職務，還頗為猶豫，主要原因是他放不下在上海的《新青年》，後得到蔡校長允諾雜誌隨行，才最終同意到北大任職的。這條史料出自沈尹默多年後的回憶，語氣中多少顯得有點演義的意味，但《新青年》對陳獨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四

由於《新青年》核心作者大多被陳獨秀招攬到了北大，所以當群益書社準備打退堂鼓的時候，陳獨秀很快就能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量對策。至於群益書社與「獨秀輩」如何交涉，交涉後簽訂的新合約又是些什麼內容，未見到相關史料透露，但不妨揆諸常理來推測：

既然群益停刊《新青年》，乃因虧本所致，交涉的核心內容當也圍繞此點進行。既然接著續刊的第四卷的印刷發行，依然歸群益照舊負責，那麼，不想照舊的，恐怕就只能減省那每月200元的編輯費和稿費了——每年12期下來，對出版社確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支。至於編輯費嘛，陳獨秀既已有北大每月固定的薪水可領，無須像他在上海時期那樣，指著這份錢過生活，放棄不要，倒也無甚大礙；但稿費呢？若不由陳獨秀自掏腰包，那最好的辦法就是「概不酬貲」；然而，依當時商業期刊的通則，空手找人索稿，此路大不可行。所以，最好的法子，就是讓過去的那些核心作者，自願放棄稿酬，不僅真的毫不芥蒂於此，還要勁頭十足地繼續為刊物寫稿，只有這樣的兩全其美，刊物才能一直「美」得下去。

而難就難在這「兩全」上。解決的途徑，就是改變刊物的性質——從陳獨秀一人獨立支撐的刊物，變成大家人人有份的刊物，變成「我們自己」的刊物，我們一起寫稿，我們一起編輯——為自己做事，還談什麼錢呢？這樣「一起」勞作的結果，就必然意味著要去中心化，不能再有過去的主撰與主編，不管是實質上的，還是名義上的。於是乎，便有了4卷1號期刊文本形態上的那些變化，便有了4卷3號上的那個《本志編輯部啟事》上的「不另購稿」與「概不酬貲」。

若上述推測不差，那麼，可以這麼說，《新青年》從4卷開始的向同人刊物方向的性質轉變，是「獨秀輩」們為了挽救刊物生命，一面與原出版商妥協，一面與自己人協商的結果。前者導致了原稿費制度的徹底終結，後者產生了一個叫「編輯部同人」的鬆散組織。

（「期刊史話」系列之《新青年》（四），關於《新青年》，還有後續，歡迎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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