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不輸於西方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
一
對於貴族精神，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雖然現在許多別墅小區，都起名「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雖然今天的中國人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讀過《毛選》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標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標籤，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說是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鬚髮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也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語錄，叫作：「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由於這一最高指示，這個寓言被選進了中學課本，宋襄公成為全中國人都知道的著名歷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沖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赭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
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搭弓，結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闊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們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範。
二
不僅那時的戰爭規範今人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場上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於想像的。《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戰爭」是多麼彬彬有禮。史書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也就是說，在這次戰鬥里，晉國的大將軍郤至前後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見到楚共王，都脫下頭盔，趨避到一邊，以表示對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派工尹襄贈給了郤至一張弓，並說：「方事之殷也，有韋(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國君自稱)而趨，無乃傷乎?」
意思是：「戰鬥正激烈的時候，我看到有位打著紅色皮綁腿的有禮貌的人。他一見到我，就遵循禮節疾步而走，讓他受累了!」
郤至怎麼回答?《左傳》說：「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現在穿著)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裡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鬥當中，只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故事所表現的那樣，即便是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郤至對敵國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難之際，竟然也不忘去褒揚對手，並派人給他送去禮物。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
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戰中宋襄公並非是心血來潮。作為殷朝貴族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其實有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直到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才開始以成敗論英雄。蘇軾以反傳統的姿態指出，不論如何，兵敗於楚，就是宋襄公的罪過：「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當然，歷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論以那句「蠢豬式的仁義」名言為登峰造極。後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
多年思想政治課教育的結果是，「貴族」在我們的頭腦中成了一個負面的概念，它意味著鋪張奢侈的生活和抱殘守缺的價值觀。其實，貴族們固然有保守、特權的一面，也有優雅、超越和勇於承擔的一面。
貴族精神的第一條就是勇敢。俄羅斯貴族有為國獻身的光榮傳統，幾乎每個貴族都會把孩子送去當兵，沙皇也經常親征。《戰爭與和平》中，貴族安德烈將要走上戰場，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他的父親老公爵對他的囑咐是：「記住，安德烈，你要是戰死了，我會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為不像是我的兒子，我會感到羞恥!」安德烈最終因在戰場上負傷而死。
這種情景在先秦其實隨處可見。和西方封建社會一樣，中國上古的貴族都是武士，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業。「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開《左傳》《國語》，我們發現那些貴族個個都能上陣打仗，就連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長於武道，精通射御之術。
春秋時代，整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衝鋒陷陣為樂。秦國在選擇國君時，首要條件就是勇敢：「擇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無戰事，認為是自己的莫大失職。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歷史學家雷海宗認為，一般來說，春秋時的人們大多毫無畏死的心理，他們認為死在戰場上是最好的死法。
貴族精神的第二條是重視榮譽，敢於承擔。畢達哥拉斯說，貴族的生活是榮譽的，而奴隸的生活是牟利的。確實，貴族是一個視榮譽重於生命的階層。他們自認為血統是高貴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賤的行為來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國人往往認為貴族只意味著特權。有好處時先上，有危險時先逃。其實，權力也意味著責任。打個比方，西方航海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一艘船沉沒時，船長必須最後一個逃生。貴族在上古社會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長。在享受特權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關鍵時候必須能挺身而出，為國家和君主獻出生命。
TAG:佛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