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名士名臣可以自由往來各國為官為政，卻不被認為是「不忠不義」？

春秋到戰國時君臣之間的倫理可以說是這一時代非常重要也非常能引起關注的一個問題，在春秋時期，「忠君」的思想還是很受到強調的，而春秋時的士大夫們之所以入他國為官為政，大多不是因為已經失位，就是受了比較大的委屈，甚至其中有一些，非但不是「不忠不義」反而完成了「大復仇」的精神，其中也就數伍子胥最為突出。

《史記?伍子胥列傳》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評價：「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的奔他國，起碼不算出於自願了，在這種形勢下，我想怎麼也不能說伍子胥虧欠楚國什麼，奔走他國也是理所應當的，甚至為父報仇也是理所應當的，畢竟「父之仇，弗與之共戴天」，為父兄復仇之舉也稱不上「不忠不義」，反而這是一種合乎於「禮」的作為。

對於君主忠心不二是臣所應遵循的原則，不任意的改變自己的好惡則是主君需要恪守的準則，君要有君的威儀與道德，臣要有臣的原則與恪守，這就是所謂的「君君臣臣」，可以說，這是一種相當理想卻又迂腐的倫理規範，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與舊有封建階級的崩潰，這種早期相當重視的原則逐漸的在被打破。

隨著春秋時期大夫實力的日益強大以及公族實力的削弱，當君主的威儀不復往日的時，「君君臣臣」的倫理也就被打破了。春秋中後期時，國君已經沒有了能使臣 「畏而愛之」的威儀，君也就無法「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同時，大夫的屬下也不對大夫「畏而愛之」，導致大夫也不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春秋時代，我可以為楚國服務，但你楚王不仁不義，害我家破人亡，我就沒必要愚忠，有的是其他諸侯需要我的才能。所以君臣之間比後來要平等的多。可到了秦漢之後，就幾乎沒有這個可能了。也正是因此，君主對臣下就越來越無禮。最開始君臣坐而論道，宋之後就只能站著，到了清就只能跪著。甚至把自稱「奴才」作為一種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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