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朗讀到有聲閱讀：閱讀史視野中的「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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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史首次正式界定，始於1986年羅伯特·達恩頓發表的《閱讀史初探》一文。文中提出閱讀史的六個基本問題：誰讀，讀什麼，在哪兒讀，什麼時候讀，怎麼讀，為什麼讀。閱讀史包括外部的閱讀史和內部的閱讀史。外部的，包括前四個問題，有賴於文獻資料的尋找和積累。內部的，處理怎麼讀和為什麼讀，有賴於實驗室和科學研究的方法，包括神經學和心理學。閱讀史研究，是歷史學（主要關注書籍作為歷史變革的動力）、文學（主要關注文本和文學批評）和目錄學（主要關注重要文獻和文本載體）以及其他學科相結合的產物，本質上是跨學科研究。不同的學科路徑相互交叉，彼此生長。作為新興學科，目前的理論基礎還很薄弱，但以讀者和閱讀行為為綱，以達恩頓所列六大基本問題為目，可以在不同學科領域展開具有基本學科範式的閱讀和閱讀史研究。
聽覺文化研究（Sound Studies）是針對聽覺感知及聽覺藝術形態所進行的研究，也是活躍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具備了眾多的而且通常是交疊在一起的脈絡」，可以放在「視覺轉向」（圖像研究）—「聽覺轉向」（聲音研究）這樣一條文化研究熱點變化的線索中進行觀察。聽覺文化研究的話語淵源是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學者雷蒙德·默里·謝弗在其著作《為世界調音》中提出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而後在音樂學、傳播學、科技史、生理學、環境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各有生髮，近20年來這種從聽覺、聲音入手來思考社會、歷史、文化、科技問題的研究取向，「已經立住腳跟，漸成氣候」。
依據閱讀史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參照聽覺文化研究的進展，本文對「聽書」這種既古老又現代的閱讀形態進行現狀描述和理論溯源，以期對移動互聯語境下的文化生產/傳播有所啟示。
一、作為通俗文化載體的「聽書」
筆者所在的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2017年承擔了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民聽書率調查與研究》課題。在問卷設計中，我們以讀者和閱讀行為為綱，以閱讀六大基本問題為目，充分考慮閱讀主體、閱讀介質、閱讀內容、閱讀場景等因素，所得數據基本可以反映我國國民有聲閱讀的整體現狀。
調查共涉及6類聽書介質，既包括廣播、CD、錄音帶、有聲閱讀器這些傳統介質，也包括新興的移動有聲閱讀平台。後者又包括三大類，一是主打完整有聲書的聽書平台，如懶人聽書、酷我聽書等，二是提供碎片化知識和產品的有聲閱讀平台，如「得到」、「為你讀詩」等，三是綜合性音頻平台，如喜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等。
調查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成年國民聽書率為17.0%。在「聽書內容選擇」板塊，數據顯示，「收聽評書連播」是我國居民最主要的聽書內容，說明評書連播這一傳統形式在移動閱讀時代依然有穩定的聽眾基礎。其他最受歡迎的內容還有故事（42.5%）、圖書節選或連載（32.3%）等。
在「聽書的興趣偏好」板塊，有過聽書行為的國民42.4%喜歡的內容類型為「情感故事」，42.0%喜歡「歷史文化、經典誦讀」，33.5%喜歡「文學（詩歌、散文、小說等）」，20.5%喜歡「傳統評書」，選擇比例均超過20.0%。
從調查數據可看出，諸如評書連播（作為話本和說書的當代形式、作為章回小說的現代變體）、故事、歷史文化、經典誦讀等不管在內容選擇還是興趣偏好上均居前列，這些內容都屬於一般意義上的通俗文化。懶人聽書是主打有聲書的聽書平台，根據CEO宋斌2017年12月2日參加「全媒體有聲讀物互聯網應用高峰論壇」時的數據分享，在最能體現閱讀者興趣的付費數據排行榜上，前五分別是玄幻奇幻、都市傳說、恐怖靈異、穿越架空、現代言情這些通俗的網路文學內容，傳統出版物衍生的相對嚴肅的聽書產品，比如「文學名著」「人文社科」類，相比之下較為邊緣。
從全球情況看，《2017全球有聲書趨勢與統計》指出，有聲書目前已經超越電子書，成為最近三年全球出版界增長最快的板塊。最受歡迎的有聲書類型分別是推理、驚悚、愛情、玄幻和科幻，閱聽者沉浸於對故事的追隨與迷戀中。這些類型也都是一般意義上的通俗內容。另外，報告還指出，伴隨著講述者、說書人的明星化、專業化趨勢，對於經典作品的「再想像」「再生產」，即通俗化，也必然成為一個重要方向。
可以判斷，「聽書」這種有聲閱讀形式正在某種程度上重塑出版的生態，帶有趨向性和指向性。在「聽書」中，文學欣賞、娛樂休閑以及對故事的偏好（通俗/大眾文化）佔據主流，對經典的「再想像」與「再生產」也普遍採用通俗化手法。即便主打「專業性」的知識付費有聲閱讀產品，也是碎片化閱讀的一種形式，本質上屬於強調消費和服務的通俗文化生產序列。
二、作為「通俗」閱讀方式的聽書
「聽書」，是通俗/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通俗/大眾的閱讀方式，介質形態與承載內容相互限定。
這裡的通俗，與主要基於文本進行界定的精英—大眾，主流—邊緣這兩種模式有所差異，指稱一種閱讀方式。這個思路受到法國第四代年鑒學派、新文化史研究代表人物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啟發，他認為閱讀是一種歷史性的通過中介起作用的活動—文本的意義依賴於形式，並通過這些形式被讀者（或聽眾）接受和佔用。所謂通俗和大眾，「定義的是一種關係模式，一種使用方式，即對流通於世間的規範和物品的使用方式」。由此，通俗/大眾範疇與閱讀方式而非文本類型聯繫起來。羅傑·夏蒂埃還預言這個思考「必然會導致史學家的工作的轉向，因為他所要做的，不是找出那些所謂的『大眾』文化集合體本身，而是描寫吸納它們的種種不同方式」。
對所謂通俗/大眾的閱讀方式，夏蒂埃有很好的描述和轉引。比如在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描寫了大眾是如何閱讀/聽發行量極大的報刊、廣告、占星術、照片小說以及歌曲的，其特徵是注意力「偏斜」或「心不在焉」，呈現一種「時弱時強的認可」。夏蒂埃則提到不連貫地讀，拆散文本，詞、句脫離上下文，只考慮字面義，東一榔頭西一棒，只記片段無需全記等，並認為這種閱讀方式根植於古老鄉間口傳文化的閱讀實踐。在這些關於通俗/大眾閱讀方式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聽書的影子。
在我們的國民聽書率調查報告中，基於聽書場景有相應統計分析：
在我國有聽書習慣的居民中，83.6%是在家裡聽書。選擇在開車時聽書的比例為7.6%，而乘交通工具時聽書的人群佔比為4.8%，這意味著，約有十分之一的讀者是在交通工具上聽書。另外從數據中可見，聽書的使用者較少在學校、圖書館進行聽書活動。「家」是舒適、相對隨意的閱讀場所，而「乘交通工具時」這種閱讀場景也具有片段性與不連貫性。這些場景下的閱讀，與字斟句酌式、嚴謹的、與文本構成深度對話的閱讀有所區別。這從一個方面決定了聽書平台內容接受的通俗「調性」—作為移動閱讀的重要形式，其重要特徵是其伴隨性，適應著碎片化閱讀的需求。前述《2017全球有聲書趨勢與統計》指出，目前聽書最受歡迎的介質是智能手機及裝載其上的APP，實現了真正的移動閱讀。這和我們基於閱讀場景的調查結果相互印證。
關於聽書平台閱讀的通俗調性，我們可以回溯至口傳文化的閱讀實踐和聽覺文化特徵。麥克盧漢認為在拼音文字發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受聽覺生活支配，由聽覺生活決定結構的口頭文化的社會。「聽覺空間是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的空間」;「耳朵和眼睛不同，它無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線性的」。沃爾特·翁（WalterJ.Ong）在其著作《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中，探討了書寫和印刷在人類社會交流中產生的新「意識」—書寫「在視覺空間里重新建構了原先的口頭語言」，印刷則在人類的認知經驗中植入了「線性」（linearity）和「理性」。而口述話語被認為是編織或補綴而成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記憶和重複的依賴。關於口述話語和聽覺文化的描述—無中心、無邊緣、無法聚焦、非分析性、非線性、非理性、通感、編織、補綴、不斷重複、依賴記憶等—正是影響聽書平台閱讀調性的根本因素。
媒介形態、閱讀形式不僅是文化的一種傳播方式，更對文化起著重塑和規範作用，本身就是內容生產的重要一環。伊尼斯、麥克盧漢、尼爾·波茨曼作為媒介環境/生態學派的代表性學者，關注的是技術影響下媒介形態和媒介環境變化如何創造語境以改變我們思考和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如何引發人類思維方式和文化內容的轉變。法國學者德布雷更進一步，提出媒介學（mediology）概念，對人類文明史依據「媒介域」進行了劃分（文字/邏各斯域—印刷/書寫域—視聽/圖像域），認為媒介代表了生產集體心理的信息模具，媒介技術決定了這個時代的主流媒體的外形和配置，占統治地位的傳媒系統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組織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的「聽書」受到口傳時代的基本特徵影響，更呈現出互聯網技術發展背景下人類閱讀的整體調性，在一定程度上規約著文化生產的整體方向和特徵。
三、上升的螺旋：從朗讀到有聲閱讀
我們有必要在閱讀史的整體脈絡中為聽書及其代表的有聲閱讀定位。
歐美學界迄今提出三次閱讀革命的假說。第一次是在近代早期，朗讀轉向默讀（源於12和13世紀書寫功能的轉變，從寺院模式monastic轉向學院模式scholastic）；第二次是在18世紀下半葉，精讀轉向泛讀（德國文化史家羅爾夫·恩格爾幸Rolf Engelsing提出，「閱讀革命」一詞也由其提出）；第三次是在當下，紙讀轉向電子傳播、屏讀和移動閱讀（抄本、印本時代確立的文本生成和傳播的傳統體系被大幅度改造甚至顛覆）。與書史研究的三個階段——口頭文化到抄本文化、從抄本文化到印刷文化、從印刷文化到數字文化—相互對應。
閱讀革命一詞一直有所爭議，真實閱讀的多種可能性以及不同閱讀模式的交織與衝突圖景，難以簡化為乾淨利落的閱讀模式轉型，但其描摹人類閱讀的大框架，是方向性的，並在不同文化傳統里得以驗證。閱讀革命得以發生有兩個維度：一是文本複製技術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從手抄文化到印刷文化的革新，以及當前的互聯網技術更迭），二是書籍形式、即傳播文字之載體的變更（冊頁codex代替捲軸volumen是一次重要變革；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超出紙的版面要求，書非書、內容跨媒介碎片化自由組合越來越普遍）。聽書這種有聲閱讀形式正是第三次閱讀革命的重要表現，一方面源於互聯網技術與智能終端的發展，另一方面源於出版的業態轉型。但這種閱讀方式並非突然產生，在閱讀的源頭—口傳時代、抄本時代的朗讀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似曾相識的基因。
在阿爾維托·曼古埃爾《閱讀史》以及史蒂文·羅傑·費希爾《閱讀的歷史》兩書中，有對古老的朗讀情境的復現與描述。
從對人類閱讀史的梳理中，可以發現高聲朗讀是從書寫文字發軔時就出現的規範。從蘇美爾人最初的刻寫板開始，書寫文字的目的就是用來大聲念出，「閱讀」就是「朗誦」，文字「本身就是聲音」。直到進入中世紀一段時間，寫作者一直都假定其讀者會「聽到」而非單單「看到」其作品，就像他們在寫作時也是將文字大聲念出一樣。聽讀合一，以聽為讀是中世紀閱讀的本質特點，世俗世界中聚在一起朗讀變成必要的日常活動，且聆聽朗讀的方式頗多，甚至產生了一整套「表演」和聆聽的「儀式」。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所描寫的安布羅斯默讀情景是西方文學中有關默讀的第一則明確例證；一直要到10世紀，與朗讀相對的默讀方式才在西方普及。但即便到17世紀，非正式聚會中的當眾朗讀風氣依然流行。所以，口傳與抄本時代的朗讀是一種主流的閱讀方式，不僅針對閱讀者、朗讀者，也針對寫作者以及內容生產機構，具有整體的影響力。
夏蒂埃也提請閱讀史研究關注那些已被遺忘的閱讀方式。認為「現代讀法僅僅是用眼默看，而閱讀史的譜系，不僅僅只是我們現代的這種閱讀方式。它還有一個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任務：重現那些被遺忘的行為，找到那些已消逝的習慣」。他以《堂吉訶德》的故事架構和法國「藍皮文庫」（在已出版的、服務於知識精英的文本中發掘出符合大眾口味的文本，並進行物質和形式層面的通俗化改版）的文本結構為例，說明文本與誦讀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實際上，既要作用於眼也要作用於耳，編排形式和手法要盡量滿足「口誦」的需要，這正是作品和文本生產的一個悠久傳統。
當下有聲閱讀和傳統朗讀的呼應關係，和麥克盧漢的論斷—「聽覺空間的回歸」—相互印證。麥克盧漢將文明的演變劃分為「部落時代」「脫部落時代」以及「重新部落時代」，三個時代的傳播方向分別側重口語（聽覺）傳播、文字（視覺）傳播以及電子傳播。在這三個時代存在兩次轉型，首先是聽覺空間轉向了視覺空間，其次就是聽覺空間的回歸—相對於文字時代單調的視覺主導空間來說，電子時代再次喚醒了耳朵。當然，這裡的耳朵已經是充滿「現代性」的耳朵，與視知覺交糅起作用。沃爾特·翁用「次生口語文化」（secondorality,電子時代的文化）與「原生口語文化」（primaryorality,「毫無文字或印刷術浸染的文化」）相類比。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艾米麗·湯普森在其專著《現代性的聲音景觀》導言中，提出這種聲音的「現代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它「高效」—不僅在物理層面高效，也樹立了「效率化」美學的理念標杆；其次，它是現代的產品—在被消費所定義的工業文化中，聲音與聽覺都被市場所調教；再次，它是人類用科技手段支配物理環境的一個象徵。
傳統朗讀與現代的有聲閱讀，兩者在閱讀形態上有相通之處，都強調聽覺和聲音對於閱讀的重要性。雖然移動互聯網技術給聽書增加了「現代性」—打破了空間的區隔，營造了比傳統小眾朗讀場景（真實的「在場」）更為大眾的聚合場景（虛擬的「在場」），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朗讀文本，催生了海量的（但匿名的）聽眾，但就目前我們的有聲閱讀產業現狀而言，還是有必要向古老的朗讀傳統汲取靈感與經驗才能健康發展，以「上升的螺旋」姿態成為人類閱讀史視野中具有趨向性和指引性的閱讀方式。經驗或傳統有三點：
第一是朗讀的介入性。不管是作者朗讀，還是他人朗讀，朗讀行為本身都是文本建構的一部分，而非純然客觀、抽離的中介。這與傾向於分離和專門化的書寫行為構成了強烈反差。如何在聽書平台保留朗讀本身的介入性，在介入中給內容帶來情感與溫度，並為文本創作和內容生產提供靈感和源泉，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朗讀者的專業化、明星化這兩個目前有聲閱讀產業嘗試的方向有可取之處，但若受限於商業意圖和消費驅動，對於文本和內容生產的意義將極其有限。
第二是聆聽者的互動性。在聽者現實在場的傳統朗讀中，互動甚至有一系列規定的禮儀或儀式，聽者以沉浸、歡呼、鼓掌或者起鬨、批評甚至離席等一系列動作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內容的調性、風格乃至具體的節奏、語詞的生成與修改，成為文本建構和內容生產的重要環節，而非虛擬聚合場景中現代聽眾的這種沉默、被動與心不在焉。麥克盧漢「聽覺空間的回歸」「重新部落時代」與「地球村」的想像自然令人歡欣鼓舞，但互聯網技術造成的空間區隔以及由此產生的聽眾虛擬聚合場景中，並不能自動產生有效的交互性，現代聽眾的耳朵是充滿「現代性」的，但也是孤獨的、個人主義的，甚至隔絕的。有效的交互，關係到內容的生成與提升，這是需要在朗讀傳統中借鑒的。當然，傳統朗讀中，朗讀者往往左右著步調、語氣與抑揚頓挫之間的情感波動，而聆聽者受限於聽覺本身（無法注意細節、難以翻轉或進行深入思考）容易接受朗讀者的暗示，兩者之間關係也並不容易對等，甚至會建立起一種「階級制度」。在聽書這個具有現代性的閱讀樣態上，充分利用技術的賦權，提升交互性、實現有效的交互，是盡量避免「階級制度」、實現閱讀螺旋式上升的重要路徑。
第三是朗讀文本的開放性、未定性與集體創作性。在口傳時代和抄本時代盛行的朗讀活動中，宗教、史詩、故事、傳說中文本的開放性和未定性都是重要特徵，既向朗讀者開放，也向聽眾開放。故事本身在朗讀行為中重複、層累、變遷、更迭，或者再想像、再生產，詩歌的韻律、節奏、文辭也在朗讀中不斷調整、修改。說書人對文本有自己的創造和發揮，而非以定本心態機械宣讀；作者朗讀，不只是將作品帶給公眾，而且也帶回到自己，單是朗讀這個行為就讓作品獲得了新的觀照；聽者經由一系列規定的禮儀或儀式，或虔誠或狂歡地自然參與朗讀文本的增刪與修改。這種文本的開放性與未定性帶來文化生產的集體感和廣場感，與印刷術帶來的定本思維、權威版本、原創意識、個人主義構成了強烈對比。
互聯網技術造成人類交往的「重新部落化」，深刻挑戰著基於印刷思維及其限定的文化生產模式，也不斷呼應著以口語（聽覺）傳播為中心的「部落時代」的文化生產模式。當然，這種呼應是「現代性」的，螺旋式上升的。但是聽書這種最能呈現「聽覺空間回歸」的閱讀樣態，現在還處在非常初級、簡單的狀態，被框定在印刷思維和定本意識中，不管是平台方，還是朗讀者、閱聽者，都遠沒有享受到「部落化」的歡愉，更沒有「重新部落化」的自覺，整體水平有待提升。如何基於開放共享思維在聽書平台召喚文本的開放性和集體性？如何在聽書形式中恢復故事的層累或動態生成傳統？這也是需要借鏡朗讀傳統並繼續深入探討的。
這和出版—內容的生產和呈現—也息息相關。出版要放在人類閱讀史的視野中而非局限於印刷與定本思維，要從媒介變革、認知模式變革的高度重新認知。公開朗讀本身就是出書的一個初期形式；在古羅馬，所謂「出版」的書只不過是在公共場合朗讀過而已。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書非書」的腳註，今後內容跨媒介碎片化自由組合會越來越普遍，聽書是其中一個具有方向性的形式。
口傳時代和抄本時代的朗讀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將文本傳達給不識字之人，二是鞏固大大小小聚會的人際關係—家中成員的親密、上流社會的親和以及文人間的默契。今日的聽書，因其主要依託於聽覺，具有伴隨性和移動性，仍然是一種通俗的閱讀方式，也是通俗文化的重要載體。從媒介變革和人類閱讀的整體視野看，「聽書」這種有聲閱讀形式呈現的是互聯網技術發展背景下人類閱讀的整體調性，對內容生產/傳播有著重要影響。麥克盧漢「部落時代」、「脫部落時代」以及「重新部落時代」的三個時代劃分、德布雷文字/邏各斯域、印刷/書寫域、視聽/圖像域三大媒介域劃分，為分析和觀察聽書這種既古老又現代的閱讀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參照。我們不管作為文化/文學生產者、傳播者還是接受者，都要有身處媒介變革圖景的自覺。
本文作者趙麗華，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副編審
原文發表於《現代出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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