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力起於鄉村 ——訪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
原標題：國力起於鄉村 ——訪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
自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使得「人猿相揖別」，直至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發展進程之中，鄉村與農業作為奠基性力量，構建了「耕讀」、「詩禮」之國的經濟基礎。在傳統視域之中，田舍與朝堂、耕耘與兵戰、犁鋤與詩書以極其自然的形態相互交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耕戰之業與戰伐之賞」、「古來賢達人，起身自耕牧」。
而從農業、農民、土地的問題出發，並審視與之相關的制度設計、治理模式，便可以構成一條盤根錯節的歷史線索——鄉村與農業對於國家軍事競爭力、國家的政治更迭、國際地位的盛衰浮沉、社會風貌與時代氣象，有著怎樣的顛覆性力量？而鄉村與農人在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中處於何種位置？
基於這些問題，《中國青年》記者專訪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探討當代青年人如何以「共情」的心態為鄉村賦能。
《中國青年》：對於年輕人而言，應當如何理解振興農村的號召？如何持續關注農業產業發展、鄉村社會變革以及基層組織建設呢？
韓毓海：黨的十九大發出了振興農村的號召，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問題，我個人理解，也不是一個維持現有的農村生產經營模式多少年不變的問題，因為這是一次偉大的農村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只能從人類歷史、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中國土地革命的歷史、新中國農村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縱深處，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同時，這也不是一場單純的農村變革，甚至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因為它是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新時代的總方針指導下進行的，因此，它是總體性的，是一系列綜合性變革的體現。
這一綜合性、整體性的變革，是指消滅貧困、改善環境、轉變發展方式、建立健康有效的金融體系，並以黨的建設和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保證。這場再造中國的偉大革命的意義，其深度與廣度，是此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免除農業稅等等舉措不能比擬的。
而理解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有兩點很關鍵。
第一是黨的建設。即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這也涉及現代農村和農業服務體系的建設。我們黨革命幾十年，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一個法寶，就是在農村最基層建立了堅強的黨組織。我們當前農村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農村黨員存在老齡化現象，黨員人數下降較快，隨著大量農村青年進城打工，農村流動性加強，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但這僅僅是表象。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第一，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村基層政權（鄉鎮）與農民的關係嚴重淡化，基層政權資源枯竭。第二，隨著鄉村選舉的推行，鄉鎮與村的關係成為平行關係，而「海選」未能完全有效遏制住村一級的「豪強」的逐步形成。第三，當前，鄉鎮基層政權的主要任務是招商引資、三通一平、維穩，在高壓績效考核之下，鄉鎮不得不運用「豪強」辦事，加之要應對各種上訪，基層政權究竟能夠有多少精力用於群眾工作、黨建工作，值得考慮。
第二是建設現代化大農業。建立現代化大農業，不是指建立現代大農場，如果那樣，就把農村振興看得太簡單了。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壯舉，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重整河山，通過這樣一場革命，來總體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從而把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觀察農村與農業問題，需要世界視野，歷史深度。
《中國青年》：在人類文明的制度演進之中， 土地、農業、農民等要素，是以何種方式參與到社會變遷之中的？
韓毓海：舉例來說，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揭示了羅馬帝國衰敗的原因：以義大利自由民主為主體的自由農的衰落、大規模土地兼并，這造成了羅馬帝國軍事和國家能力的下降，隨之而來的，就是日爾曼人為主體的蠻族的入侵、日爾曼土地制度的確立，而建立在日爾曼土地制度上的農奴制度之無效率，則造成了西歐農業的長期衰敗。
而資本主義制度之興起及其原始積累，事實上就是建立在對於日爾曼土地制度的破壞、特別是對公地圈佔的基礎上的，它造成的是城市對於農村的優勢的確立，造成了對於農村的野蠻掠奪。對於西歐嚴重的三農問題，不僅僅是馬克思，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基礎和起源》，以及《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利於風俗的日益純樸》等這些著作，都有著深刻的揭示。
《中國青年》：在我國歷史上，就國家軍事競爭力而言，農業、農民、土地的力量是如何體現的呢？
韓毓海：這幾個元素的交織其實從戰國時期就開始了。戰國時代的社會主體是「士」，什麼是「士」呢？陶希聖概括說,士即「耕戰之士」。又戰鬥來又生產,士是由健朴的農民中選拔出的戰士,士,也就是武士。
錢穆說：「故封建時期,可稱之為『農民集團的武裝墾殖的活動時期』,昔年蔣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見解。」他還說:「西周時代的封建,其實是一種耕稼民族的武裝開拓與墾殖。這種華夏的耕稼城郭之國,在西周以前就有。」
那什麼是「國」呢?「國」就是城郭、城圈之意,將開墾的土地周圍掘土成堤, 堤上種樹,使人不能越過,此謂之「封」。封疆、封建,都是從這裡來的。
魏源說,中國自古為居國、行國, 鴉片戰爭之後才變成「海國」。什麼是「居國」?居國就是城邦之國, 古代中國的國家,就是城市國家或「城郭」的國家,中國古代的城邦與西方相同,人民只是在勞作時離開城郭,日落依舊回城郭休息。
相對於國,村落則是在漢代之後方才大規模在北方出現, 村落的來源主要有兩個 :一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為政策的「屯田」的產物,「」的寫法本身,正說明了它與屯田的關係。早在戰國時代,就是武裝農民的墾殖活動達到高峰的時代。
《中國青年》：就政治更迭而言，土地制度、土地問題的影響又是怎樣的？
韓毓海：事實上，中國王朝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的基礎就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國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從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稅畝，秦的郡縣土地國有制其實就已終結了中國的土地封建制。而鑒於秦勞師戍邊的教訓，西漢武帝接受賈誼的建議，在新開拓的西部邊疆地區實現了屯田。
至魏初，由於戰亂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蕪，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區推行了「屯田制」，這也就是鼓勵農民直接從國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種。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國家通過土地與農民直接建立起聯繫；另一方面則通過這樣的方式將農民捆縛在土地上。而自唐中期宰相楊炎推行 「兩稅法」以來，規定農民夏、秋兩季納稅只在原住址收繳，而不以農民是否定居為準，這就使得「在鄉地主」成為王朝國家稅收體制承上啟下的基本樞紐。
因此我們說，兩稅制上接郡縣與屯田制，下開宋代「青苗法」和明代「一條鞭」的租稅貨幣化，初步實現了顧炎武后來所說的，融封建於郡縣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標誌著中國土地制度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唐以前，王朝國家統治的基礎主要是圍繞著皇權建立起來的。而在唐中期之後，鄉地主鄉紳階層在維護這種基礎方面扮演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自明以來，鄉紳和地主階級成為王朝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的主要承載者。這種變遷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贄的思想，特別是顧炎武的《封建論》中有深刻的表達。這些表達的共同處，就在於強調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達到天下之「大公」，所謂「天理」與「人慾」之爭，就是皇權與地主之爭的複雜的意識形態表述。
總之，王朝國家歷史上無數的變法活動，從根本上就是圍繞著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來進行的。千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歷史上一切中國社會改革和改良的目標 也都是圍繞著土地制度而展開的。漫長中國歷史中蘊含著的簡單真理——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毛澤東所深刻指出的，誰掌握了農民，誰就將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將贏得農民。
《中國青年》：就國際地位的盛衰起落而言，農業發展狀況與之有直接的關聯嗎？
韓毓海：當然有。實際上，即使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主義的視野里，中國的形象依然還是仰慕的對象。其中對於農業問題的敘述尤為突出，例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在整個漫長的十八世紀，對於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不對中國倍加讚揚 。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
令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嘆為觀止的，特別是指中國經濟在十九世紀之前所佔據的世界核心地位。 事實上，到一七七五年，占人類人口三分之二的亞洲生產著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產品，直到十九世紀初，這樣的事實也並沒有因為工業革命而改變。而中國的「農業奇蹟」，當然不僅僅表現為由皇帝帶頭、自上而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
事實上，整個十八世紀 ，中國南方的農業生產率八倍於英國 ，雜交水稻的種植技術令每個歐洲的旅行者驚訝不已。
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法國人皮埃爾·普瓦夫爾就是這種中國農業奇蹟的讚歎者之一——他的中國旅行日記，後來成為推動法國啟蒙運動，尤其是孟德斯鳩探討中國問題的重要資料來源。
農業的高產量、食物價格的低廉、明朝的航海活動、較高的食品購買力和高競爭力，促成中國率先發生農業革命的諸多條件。中國的農業產品席捲世界市場，而這種農業生產方式被稱為「勤勞革命」。
《中國青年》：就對社會風貌及時代氣象的影響而言，農業與軍事（生產與鬥爭）的協同性力量如何起作用？畢竟在我們的印象之中，中原文化的整體氣質似乎在於「詩禮」，講「治國平天下」也從君子「修身篤行」開始。
韓毓海：這就涉及「夷狄」對中原文明的貢獻。將兩漢和魏晉文明推向高峰的, 和毀掉這個文明的力量，都是貴族和豪族,爾虞我詐、驕奢淫逸,「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勛績」——自己打敗了自己,而這就叫做「文明異化」的道理。
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唐太宗李世民才將均田制與府兵制結合起來,使唐代制度的基礎,得以重新建立在「農戰」——即樸素的農民士兵身上,隋唐王朝脫胎於鮮卑西魏,相對於中原貴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無非游牧和戰鬥,即生產和鬥爭,以生產和鬥爭為底色的北國制度,比較起以精緻的吹牛拍馬為顯學的中原文明來說,顯然更為平民化,比較中原等級森嚴的繁文縟節來說,夷狄的生活顯然更為樸素,比起「未窺六甲,先制五言」(也就是說孩子尚未學會數數,便先學會了作詩)的中原教育來說,夷狄的人格顯然更為自然、健全,漢以來日益貴族化的中國社會,正是因為夷狄的加入,方才獲得了偉大復興。
宋代建國,始終面臨著遼、金、西夏的強大壓力,而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們,對於自身文明的文弱、享樂、濫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評中,以王安石、葉適為最深刻。
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實則比夷狄尤甚,夷狄不過迷信鬼神,而中原則迷信文辭,正是這種對於文飾、文辭的形式主義迷信,使得科舉考試成為製造大量廢物的荒謬儀式,而宋人竟以為憑藉口誦經文,妙手文章,便可退遼金十萬鐵騎。這與其說是文明,倒不如說是天大的愚昧。
士大夫文明,不但與生產和經濟 活動相脫離,也與治國理政完全脫節, 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文明,幾乎徹底喪失了自我批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脫離實際、脫離生產和鬥爭的本質就是「文明的異化」。文飾是虛偽的淵藪,實幹才是誠實的品格。而華夏文明的悲劇,就能概括為「只說不練」、崇虛文、 鄙實踐的悲劇,也是浮華的士大夫文明脫離生產與鬥爭的悲劇。
《中國青年》：就社會治理而言，「鄉村」及「農人」在社會組織體系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呢？
韓毓海：對於這個問題，王陽明對中國政治和治理的傳統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自宋以來中國政治的衰敗不僅在於上層的無能和無為,更在於基層組織的瓦解。秦帝國的強大,就在於它對於基層的組織和控制,基層的伍保制度、戶籍連坐制度,這就是郡縣制的基礎,唐代的府兵制的基礎也就是在於基層的組織能力,但是,基層組織的強大和軍事化,固然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同時使基層有能力來反抗皇權的統治,於是,自宋代以來,便以「募役法」等瓦解基層組織,從而使基層的道德、政治、軍事共同體蛻變為包稅的單位, 國家拋棄了基層,使得基層成為胥吏和土豪控制的天下。
儒家的思想當然不是一個整體, 到宋明以後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在王陽明手裡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國的基層。
儒家怎麼在基層紮下根的?這主要是因為王陽明倡導儒家到基層去,把儒家的教條,改造為基層社會的社會行為規範, 儒家深入基層,關鍵在於它抓住了一種人,就是父老。當年劉邦取天下,進入長安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 「與父老約法三章」。項羽兵敗垓下,他也說了一句話「無顏面見江東父老」。 父老就是中國基層的鄉賢,在地方有一定的威望和影響力。 鄉村共同體在基層治理、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中國青年》：這意味著歷史上社會治理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來自於對「鄉村」、「鄉賢」、「鄉人」等基層組織的忽視？
韓毓海：舉例來說，唐能統一天下, 動員基層,這既不是靠科舉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貴族分權,而是靠府兵、靠均田,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中國基層組織的形成,就源於商鞅的「五戶聯保」的戶籍保伍制度, 這就是郡縣制的實質。而唐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這樣牢固的基層組織的基礎之上。
府兵制脫胎於北魏,《木蘭辭》有形象的描寫: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老百姓自備裝備服兵役,這就是府兵。唐代百姓與中央建立關係,就是通過均田與府兵, 靠的是軍書和黃冊(土地冊)。
然而,宋代以來,統治者為了根除基層民眾有組織的反抗, 從而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層社會的組織,改由「鄉紳」對基層進行統治,從而形成了「皇權不下鄉」的局面, 而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已經指出:這就是造成中國基層社會沒有國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這也就是近代 中國陷入「一盤散沙」的根源。
國家之無效率,就是因為基層社會沒有組織,於是,欲動員社會,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層的土豪劣紳,由於基層人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所以,他們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奪和壓榨,而一旦贏利的官僚與基層的土豪結合,中國才會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而以鄉村為代表的基層組織是社會治理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中國青年》：對當下的很多中國青年而言，土地、農民、農業似乎停留在「模糊的想像」之中，那麼年輕人應當以怎樣的心態去了解鄉村，進而為之賦能？
韓毓海：中國人講國家，古代的知識分子、治理精英都講「修齊治平」，治國之學先齊家。所以，一個大家庭要互相幫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能各顧各的，不能完全親兄弟明算賬。
泱泱中華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個制度本身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天下秩序。天下，就是土地。比如農民除了在私人土地上耕種，還有公田。這個公田就是用來養老、辦教育、照顧幼兒的。
所以說，直到今天，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深處，依然有很強烈的這種意識：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庭要共同過日子。
十九大報告中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太大了，不同的地區情況不一樣，經濟發展不均衡。中國還有許多貧困的地方，需要國家的支援。而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是相輔相成發展的。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先富幫後富的理論。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折射，也是中國現實發展的客觀需要。
原文載於《中國青年》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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