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評論·名家三稜鏡
一
有一天，也許是一個午後，我記不得是哪一時刻了，只記得當時陽光正好，明亮但不刺眼，安靜又不寂寥，光線非常舒服，我又一次讀卡夫卡的《變形記》。每年給本科生上課，我都會再讀一遍，像例行公事，也像朝聖。
我看著格里高爾張著細腿四處躲藏，體會他的絕望、悲哀和祈求，我也像往常一樣，帶著嘲諷的意味觀察他父母和妹妹的言行舉止，感受資本世界的冷漠、醜陋和虛偽。可那天似乎不一樣。也許是空氣過於溫和，以至於我的頭腦里瀰漫著不可原諒的糊塗的軟弱，我突然對格里高爾的妹妹產生了感情。
我的道德感變得非常可疑，我本來應該充滿嘲諷和悲憫，憎惡並批判他們的無情，但是，我竟然也跟著格里高爾的父母親和妹妹一起變得輕鬆，感受到溫暖的陽光。那是一種與自然相關的和煦的輕盈，是幸福生活即將再次來臨的充實之感。
可是，這是不應該的啊。
我重又回到開頭，認真閱讀一遍文本，揣摩我這一情感的來源。我發現，這一可疑其實來自於卡夫卡的描述，充滿邏輯並富於意味的細節描述，他用一個個細節讓我們不得不認同妹妹的情感。卡夫卡一再詳細地、層層遞進地描述格里高爾作為甲蟲的物理特徵，難看、骯髒的身體，充滿惡臭的黏液，並且，隨著甲蟲屬性的增多，他的情感變得遲鈍，行為越來越怪異，而在關鍵時刻，他又毀了一家人重振旗鼓開始新生活的希望。讀這些文字，再同情格里高爾的讀者也禁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要知道，我們越厭惡他，越會為妹妹的厭惡與最終拋棄格里高爾找到合理的解釋。
我發現，是卡夫卡讓我幸福感的，並非是我那一刻的軟弱。或者說，那天下午懶洋洋的陽光讓我突然窺視到文本內部的另一種真相。
這簡直可稱之為文學史的重要時刻。
背叛格里高爾的不是他的妹妹，而是不可抗拒的對陽光的溫暖感受和充滿青春活力的身體。自然界里的一點點美好、時間的一點點流逝就足以打敗人類一代代用知識和血肉構築起來的文明圍牆和道德高度。
在結尾部分，卡夫卡的筆調流暢清晰，甚至可以說帶著明顯的抒情，和前面壓抑、陰鬱的敘述幾乎完全不同。但是，又因為太過流暢，我們馬上開始懷疑自己並且感到驚恐，感到絲絲的涼意慢慢滲透進來。
為什麼？卡夫卡為什麼讓我們從生理上厭惡格里高爾？難道只是在為妹妹的行為尋找理由？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憾》中提到小說中「嘲諷的關係」，他認為「人們在小說中找到的任何一種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們的每一個都處於與別的表示、別的境況、別的動作、別的思想、別的事件的複雜與矛盾的對照中」。[1]從表面看來，卡夫卡寫的是格里高爾變為甲蟲之後的一系列遭遇，難看骯髒的身體，公司的冷酷無情，父母妹妹的背叛，可是，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情感發生了偏移，卡夫卡沒有因為要對父母和妹妹嘲諷而有意忽略格里高爾變為甲蟲後的物理屬性，沒有。他沒有忽略他所創造的情節內部的真實性。甲蟲是具有真實物理性的甲蟲，細腿、厚殼、黏液，他甚至不放過他喝牛奶時的不適感。甲蟲越是真實，小說內部的對應關係越紮實，甲蟲和格里高爾之間的分裂也愈發真實，妹妹的變心才更合理。換言之，作為讀者的變心也更合理。這就是昆德拉所言的「別的思想」。
這才是真正的可怕之處。我們為什麼也同樣輕鬆起來？毫無疑問，我們和格里高爾一家一樣，已經無法容忍這隻甲蟲了。
但是，為什麼馬上又感到背脊陣陣發冷？這是因為，卡夫卡在精確描述作為甲蟲的格里高爾的同時，把具有人的屬性的格里高爾的痛苦同時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們感受到他的痛苦，卻又無法抑制自己不厭惡他。因為這是我們的本性。如果說，妹妹的不愛是因為格里高爾已經變形，無從知道他內心所想，因此可以原諒自己，那麼，作為讀者的我們對格里高爾的內心所想，他的善良他對家人的關注他的渴望卻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們仍然忍不住厭惡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比妹妹更加無情。
愛是有限的，也是利己的。這是人的本性之一。卡夫卡偉大的地方不在於他寫出了格里高爾父母和妹妹的無情冷漠，而在於，他寫出了普遍之人性。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被異化，而是，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度，也不管任何性別任何種族，人性都是如此。卡夫卡既認同人的這一有限性，同時，又嘲諷這一有限性。他讓你和格里高爾一家一起輕鬆，卻又這輕鬆而無比驚恐。這就是文學的力量。你既身在其中，又是一個旁觀者。你看到了一家人重又聯結在一起的愛，同時，又看到這愛內部的漏洞、脆弱和不堪一擊的特點。
但是，你也不能說，格里高爾的父親、母親和妹妹之間的愛就不是真的。你無法完全肯定他們，但也無法否定他們。就像，突然間，你無法認識並確定你自己。
卡夫卡給我們一種嶄新的關於愛的形態。這是他的貢獻。
二
文學不單單表達愛，更重要的是表達愛的形式，它的複雜，曖昧，甚至，悖論的存在。
我們並不如想像的那樣了解自身。
我忍不住想舉第二個例子。庫切的《恥》。這本書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情節是年輕女子露西被南非當地人侮辱之後所做的選擇。當女兒露西被強姦後，父親盧里非常憤怒。他要露西報警，要露西離開南非到荷蘭的母親那裡去。但是，露西不同意。不但不同意，並且，縱容這些侮辱過的人繼續在她的土地上生活，還決定讓他們來管理她的土地，以換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空間。這讓身為白人的、知識分子精英的教授父親極其無法理解。盧里無法理解露西的選擇，明明可以懲罰他們，明明可以離開，可以離開這骯髒的、毫無希望的生活，可是，露西卻選擇留下，承受羞恥。
庫切為塑造這一生活的無望性，先從盧里勾引女學生被開除寫起（他也可以申訴，公開道歉，以保留教職，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這不是簡單的承認是否強姦的問題，而是他的尊嚴問題），接著，他來到女兒的農場。看到普通白人在南非的生活。露西的農場、愛情和她朋友的生活。這可以說是普通白人在非洲生活的縮微圖景。庫切讓盧里完全以一個局外人視角審視這片土地，他看不到希望，他看不出露西呆在這裡的意義何在。他希望露西離開南非到法國去，那裡有優雅的、美好的生活在等著她。
露西拒絕了她。這一核心情節，庫切的說服力並不強。他沒有讓我們充分信服女兒留在南非的原因。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景象：一個白人姑娘，她試圖把自己鑲嵌在那片黑色的土壤之中，她想成為其中一部分。她不想作為異己，不想作為暫居者，她沒有退路——那退路只是她父輩的，無論怎樣遭受屈辱，也是她在自己家裡的事情。在這裡，我們看到，教授那一代的精英主義和一整套現代文明的規則在女兒這裡完全無效，或者說，作為外來者的教授腦海裡面還有一個現代文明的烏托邦——歐洲文明，這一文明幻像可以支撐教授在備受挫折的生活內部尋找逃避的可能。但是，女兒露西沒有。露西生長在這片土地上，她只有這一片土地。那個幻像的歐洲文明不能成為她情感的終極依託。
露西與南非這片土地，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毫無疑問，也是一種愛。一種在遭受到和當年非洲所遭受的同樣屈辱之後才能夠獲得資格的愛。露西是歐洲文明入侵南非之後的遺留物，她是在替父輩還債。她的被強姦就像歐洲對南非的入侵。只有還了這個債，露西才能夠獲得在這片土地居留的資格。所以，露西對父親說，「我只知道，我不能離開。如果我現在就離開農場，我就是吃了敗仗，就會一輩子品嘗這失敗的滋味。……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你卻不是我所需要的領路人，至少現在不是。」[2]
很難理解這種愛。我們能感受到這一愛中所包裹的文明的衝突，能感受到身在困境中的露西，甚至，能感受到她試圖紮根於南非土地的決心的來由，因為，只有不再逃避，只有也經過同樣的境遇，白人和黑人才能真的平等共生於這片土地上，就像浴火後的重生。但是，作為個體的露西，為什麼就該承受如此沉重的命運？沒有哪一個個體應該承擔這些。
但是，至少有一點我們很清楚：露西是作為一個南非人來應對她的種種遭遇，而盧里教授，仍然是以一個外來者來思考問題的。以此角度，我們再來思考露西的選擇，可能會略微明白一些。
庫切思考的不只是個人之愛，他在思考人與歷史、與文明之間的關係。沒有哪一個人是單獨的個人，每個人都身處歷史洪流之中，並且，要經受這一洪流的衝擊。露西對南非，對她的農場的愛可能就是試圖在洪流中紮根的決心，而她所遭受的恥辱是她在為歷史受過。
文學並非在確定愛的形式，它是在發現愛的形式的多樣性，並且，思考這些形式之於人的意義。
什麼是愛？它可能是一種嚮往，一種努力，一種向死而生的決心，也可能，僅僅是一剎那的疼痛的感受。
在格雷厄姆《權力與榮耀》中，逃難的神父看著自己的女兒（私生），突然發現，「塵世已經進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里已出現一小點腐爛的果肉。沒有任何東西保護她——沒有仁慈，也沒有魔法能叫她免於毀滅。神父想到這孩子必然要墮落，連心都碎了。」[3]「塵世」是黑暗的，神父看到它對人的靈魂的摧毀力。但是，隨著逃難過程中一天天在泥濘苦難中掙扎與害怕，神父似乎又感受到這塵世的力量，愛並非就是堅守、超越，也包括恐懼、軟弱，甚至墮落。遠藤周作的《沉默》也在探討同樣的問題。主教棄教並非背叛，而是為了那些普通的教民。從表現看來，主教背叛了上帝，可是反過來，也可以說，棄教是對上帝最大的愛。
喬伊斯的《死者》中，男主人公加布里埃爾有一顆敏感、熱情和善良的心，整個夜晚，他都在表演、迎合，為了讓每個人滿意，他的姨母、他的妻子，包括看門人的女兒李莉。他為擁有妻子的愛而感到開心。但是，當他在對妻子最濃情密意的時候，妻子告訴他那個為她而死的少年。一個死者的愛，他永遠沒有機會去競爭。那個十八歲的少年為愛而死。這是最堅不可摧的純粹的愛。因為生命已經逝去，那個男孩只活在愛人的記憶中，不用再遭受現實中時間的一點點吞噬。而在現實中，就像我們的主人公，他如此賣力表演，換來的卻只是愛人深刻的對他人的回憶。
如果我們只讀到此，也許會覺得，喬伊斯是在嘲諷庸常、自以為是的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如果小說到此結束，也會非常完整。但是，喬伊斯把筆盪開，他寫到死亡，「一個接一個，他們全都要變成幽靈。」寫到加布里埃爾因這死亡和幽靈的存在而對妻子重新充滿感情，「大量的淚水充溢著加布里埃爾的眼睛。他從未覺得自己對任何一個女人有那樣的感情，但他知道，這樣一種感情一定是愛情。」寫到整個世界的存在，「……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局似的，落到所願的生者和死者身上。」[4]
前半部分的嘲諷被一點點消融。每一個讀者似乎都化作雪花，和加布里埃爾同在宇宙間飄落，無限輕盈且愛憐地接觸世間每一樣事物，平原、土地、樹木、教堂、十字架，也包括姨媽的房屋、馬車和李莉等等。
沒有誰更高級，更有資格嘲諷別人。作家也是一樣。此刻，喬伊斯完全超越了他在寫作《都柏林人》時所說的，「我的意圖是寫我國的道德歷史」，他寫的是人類普遍命運的悲哀，以及在悲哀中所產生的平等，在這其中，包含著一種對世間所有事物的柔情。
好的作品不會停留在愛與恨的二元對立層面中，也不會只滿足於嘲諷和否定。嘲諷，或者反諷，都只手段和方法，它最終的目的是要超越於它所描述的對象，給人帶來更寬闊的向度。
三
似乎也不盡然。譬如，關於母愛。莫里亞克的《母親大人》，D H 勞倫斯的《美婦人》和《兒子與情人》，這三部小說都是關於母愛的書寫，唯有「震驚」一詞能表達我二十歲左右閱讀時的感覺。就好像是經受到了一次情感地震，原來，母愛裡面居然包含如此可怕的毒液，更可怕的是，你無法逃離，你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腐爛於其中，卻無處可逃。它所呈現出的不是《孔雀東南飛》中那受封建禮教毒害的母愛，而是人類的普遍人性之一，是人的某種隱秘本性。就勞倫斯而言，《兒子與情人》遠比《美婦人》要好，這是因為，《兒子與情人》給了我們一點縫隙和游移，讓我們看到母親對兒子的控制背後更為深層的東西，煤礦、工人、植物、寂寞、相依為命等等，對普通生活的理解力使得《兒子與情人》擺脫《美婦人》的絕對和單向度，而多了一些生長性和開闊的東西。
我喜歡里爾克的散文甚於他的詩歌。他歌頌春天，他在人與自然之間製造微妙的通感，情感的瞬間消逝、歷史的廢墟、文明的殘骸，他都有最為敏感、溫柔且渾然一體的體驗。唯有一次不協調。他說，「我的母親到羅馬來了，現在還在這兒。我不常見她，但是——你知道的——每次與她的見面都會讓我舊病複發。當我不得不與這個業已完蛋的、不現實的、和什麼都毫不相干的、不會變老的女人見面，我就覺得自己從小就被她驅趕，我內心深深地恐懼，害怕自己在年復一年的奔波後還離她不夠遠，害怕在自己心中的某個地方還依然會有波動，它們是她那已枯萎的神情的另一半，是她隨身攜帶的記憶碎片，所以，她那心不在焉的虔誠、頑固的信仰，尤其是她所依賴的那些扭曲變形的精神叫我感到恐懼，她自己就像一件空空洞洞的衣裳一樣掛在它們上面，又醜陋又嚇人。」[5]
母親是他的災難，巨大的障礙，精神的牽制，他害怕「離她不夠遠」。這是里爾克的文字中唯一不帶任何溫柔情感的句子。我們無從想像他和母親之間發生了什麼，但我們能夠體會他深深的憎惡。
如果說里爾克的情感世界是一座在秋天原野里古樸細膩的建築的話，這一絕對的憎惡猶如突起的稜角，以陰險的姿態昭示著事物的另一層面。
愛與惡一牆之隔，甚至是一體兩面。它們就好像是上帝與魔鬼，互為陰影，也互為存在。
四
回到《梁光正的光》。
在廈門的一次讀書會上，有一位讀者提問：在生活中，如果你有個梁光正這樣的父親，你會愛他嗎？如果你不愛他，為什麼你會覺得他身上有光，並且，要求大家愛他？
不得不說這是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一個如此費事、愛折騰、甚至不體恤子女的父親，我們為什麼要愛他？在嚴肅、認真地思考之後，我覺得，我，包括那位讀者，首先需要弄清楚一個問題：什麼是愛？
最初寫作《梁光正的光》的目的之一，的確是想探討一種愛的方式。
早在做《中國在梁庄》的調查時，我就曾困惑於中國人的情感模式，也說過這樣一段話，「在中國文化的深層，有一種本質性的匱乏，即個人性的喪失。由於秩序、經濟和道德的壓力，每個人都處於一種高度壓抑之中，不能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個人願望。每個人都在一種扭曲中試圖犧牲自己，成全家人，並且依靠這種犧牲生成一種深刻的情感。一當這種犧牲不徹底，或中途改變，衝突與裂痕就會產生。在日常狀態中，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沉默、孤獨，好似處於一種愚昧的原始狀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這種痛苦沒有體會，只是，每個人都被看不見的繩索捆綁著，無法敘說。一旦矛盾爆發，往往極具傷害性。」[6]
或者，這一現象不只局限於中國文化的內部，而是人類所有家庭關係的內部？這世間，只有血緣親情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父親和兒子之間，彼此互為血肉，諸如「現代個體的獨立」這樣的詞語往往是血緣內部彼此爭鬥和痛苦的來源，它從來都不是天然的。撫育和被撫育的關係不是簡單的親情關係，裡面摻雜著時間、童年、情感和人類所有感官意識的最初來源，也是人類文明之所以以「道德」為根本前提的原因。
梁光正和他的子女們之間的糾纏是愛嗎？毫無疑問，肯定是的。梁光正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告訴勇智他們，我愛上蠻子了？不能，因為他是父親，「父親」的身份在壓抑著作為「男人」的梁光正。老年的梁光正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說，我要去尋蠻子了？不能，因為你是父親，還因為你都老了，你該安度晚年了，意思是，你該放下權力讓出你的位置和空間了。
在小說第七章「愛情」中，當彌留之際的梁光正又一次抓住蠻子的乳房時，他說的是，「快，趕快，一會兒他們就回來了，」「一會兒勇智冬玉就放學了，小峰子也該回來了，咱們快點。」我試圖揣摩一個垂危老人在生命末期召回他所愛的女人時的內心。我想，即使認為自己最愛父親的大女兒冬雪也不會意識到，其實，在很多時候，他們也是梁光正追求個人情感的障礙。子女們埋怨、責怪梁光正，卻從來沒有想到，作為一個男人，梁光正為他們付出太多太多。
這一點，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的。
反過來，子女們不愛父親梁光正嗎？勇智冬雪冬玉冬竹和父親所有的爭吵、拌嘴都只圍繞一個內容：愛，還是不愛？愛多少，愛誰更多一些？
即使如暴風雨般的冬雪，難道我們看不出她對父親最深的情感？她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你們誰都沒我稀罕他。她反對他，是因為她知道他的行為帶給他和大家的都是傷害，她又同意他，是因為她知道怎麼勸他都無濟於事。她在寒冷和酷熱之間迅速轉換，做出很多不合常理之事，確實唯有一個原因，她最在意父親。
這就回到那位讀者的問題上：如果梁光正是我父親，我會愛他嗎？我想，我會和冬雪一樣，強烈地怨他，但也會冬雪一樣，是如此愛他。怨多深，愛就有多深。
勇智對父親的愛則是另一種表現形式。他一直嘲諷父親，不管任何時候，他都以思辨的方式審視父親，其實，他是在審視自己，為自己無法成為父親那樣的人而焦慮。當從新疆回來，在吳鎮看到正在賣花生的頭髮花白的梁光正時，勇智已經意識到，無論如何，父親在努力讓一家人過上好日子。他努力伺候母親，專心研究致富的可能，他出去做各種小生意，搞投機倒把，都是為這個家庭。他的朗朗笑聲和表演愛好都是為了遮掩他的虛弱和他必然的失敗。大家把怨恨集中於梁光正熱愛女人和熱衷救人幫人上，其實，也是不願承認，或者，沒有看到，即使梁光正不救人，不愛說話，勤勤懇懇務農，也仍然無法過上好日子。這才是最大的事實。
在那一剎那，勇智明白了這些，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我們並不清楚愛是什麼，我們以為我們不愛。愛是真實的，傷害也是真實的，兩者幾乎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梁光正的「光」不是光輝、燦爛的意象，它是一種愛的強度。它強迫你面對過去，面對自我，它把一切裸露出來，讓你不得不面對。
我們的生活內部好像缺乏這一能力，我們不願意麵對自己，或者，很難朝內心張望，對自己進行一點點批判和反省。
這裡面還涉及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理解一個人？
梁光正的行為不合乎常理。這「常理」指的文化規則裡面的常理。譬如說，為子女獻身，做好一個父親，老老實實認命，識時務者為俊傑。有人會說，他好像一心為大義，但其實傷害了子女，難道他這樣是合格的父親嗎？現代性以來，我們最大的教育就是，自私是合理的，顧自己的小家並不可恥，甚至，是更為重要的。
其實，如果稍微仔細閱讀文本，便會發現，梁光正所謂的大義其實只是生活中最平常的道德準則，古道熱腸，嫉惡如仇，他所做的事情也並非是具有重大社會價值，他只是按照他天然的性情生活。他並沒有拋棄子女，在妻子麥女兒活著的時候，他全部的身心都在為這個龐大家庭找食物和照顧麥女兒。
問題就在這裡：一個只是偶爾脫軌的人為什麼會遭受如此大的苦難？他謹慎而又大膽的創業為什麼都顯得好高騖遠？我們再進一步想：那些不創業的農民呢？難道就過上好日子了？這些難道不是作為一個農民的必然命運？在村莊里，梁光正識文斷字，對時勢頗有判斷，他並非盲目創業。他唯一的錯誤可能在於，他不甘心於命定的形象，他想折騰出一片天地來，他天真地以為，只要他按照邏輯，找到規律，他就可以成功，他不知道，這世間還有別的邏輯。所以，梁光正只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
說了這麼多，好像我懂得梁光正似的。
其實，我不懂得。從他塞給蠻子五千元錢，並且召喚蠻子、小峰重又回到他們一家的生活開始，我就控制不住了。以至於最後，當梁光正渴望蠻子，伸手抓住蠻子的乳房時，我簡直有些驚心動魄了，我和他的子女們一樣，目瞪口呆地看著他。我不知道他會做什麼樣的舉動。我也無法接受梁光正的過於任性，也很難接受勇智的熱嘲冷諷，即使我知道我們彼此相愛。
我無法找到終極答案，我不知道哪一種愛才是純粹的愛，也說不清楚人類關係內部究竟有多少個通道。
我唯一清楚的是，我反對在小說中進行絕對化的判斷，譬如，以一種虛無、絕望或荒誕為終極判斷。譬如，以絕對的惡來作為文學中表達人性的基本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喜歡奧康納的《好人難尋》，雖然它是一篇好小說。它提供的惡的形式太單一了。絕對的、勿庸置疑的、無邏輯的惡，沒有給人留下任何思辨和游移的空間。
五
「一個民族怎樣思維，就怎樣說話，反之亦然，怎樣說話，就怎樣思維。」德國哲學家赫爾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認為語言和思維是一體化的。語言的方式就是你所在的生活群體的形象。其實，或者說，是你個人思維形式的外現。
一個寫作者，讓他的人物穿什麼衣，做什麼樣表情，說什麼樣的話，什麼樣的腔調，什麼樣的詞語，都需精心的安排。因為，你必須在你的語言中表達人物的全部情感。
我們經常說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是現代小說的鼻祖，客觀、冷靜，極為清晰、準確地捕捉現實生活的內部和人性的景觀。其實，還有另外更重要的一個層面，那就是，他賦予這個庸俗的、被小資產階級情懷所敗壞的女人最基本的人性。正如波德萊爾所言，在虛偽不堪的永鎮上，「唯有她，具有英雄的種種氣度」，[7]飛蛾撲火般地撲向她以為的愛。即使包法利，這個石頭一樣毫無個性的男人，福樓拜也給他留有空間，那就是對美麗聖潔的愛瑪的愛，他拒絕接受任何對愛瑪的指控。反而是那些庸人，福樓拜沒有留任何空間。[8]
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面，福樓拜精準又充滿嘲諷地描述現實生活，包法利夫人做作的虛榮和膚淺，誇張的腔調和對法國世俗生活和庸人的嘲諷，同時，在這嘲諷中，又夾雜細微的其他旋律，樸素的同情、憐憫，剎那的純潔和悔悟，等等，如包法利初次見到愛瑪時那落在肩膀上的光。虛榮和天真，膚淺與深刻，誇張與真摯在文本中同時存在，相互衝突，又互相消解。你會發現，我們對人物的情感和判斷常常會受制於嘲諷卻又為樸素的純真所動，它們之間形成一種張力，使得讀者很難對人物作出單一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喜歡包法利夫人，但卻很難憎惡她。
換句話說，這正是包法利夫人的情感形式。即使她說的全是俗不可耐的、從浪漫小說里模仿而來的情話，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其內部的純真和勇敢。
在寫《梁光正的光》時，我一直在琢磨，一種什麼樣的語言能夠表達冬雪和一家人那種黏稠的、無法分割的關係？最後，我選擇了一種怒氣沖沖的、激憤蕪雜的、滔滔不絕的語言，幾乎全是無主語，指涉模糊，即使她只對勇智說話，你也能感覺出來，她同時在和這個家庭的所有人對話。在她的思維中，過去和現在、歷史和現實同時疊加在一起，它們共時存在。
勇智，是一種微諷的語調，冬竹，她嘟嘟囔囔，從來沒有說出來過一句完整的話，冬玉，以清晰的冷靜的話語試圖遮蔽她仍然在顫抖的心，她始終沒有從那場災難中恢復過來。他們彼此傷害著，但都渴望著，並以自己的方式試圖維護、尋找以為失去的愛。
唯有死亡才能炸裂這冰封的表面，才能讓那一盆「白膩膩油乎乎的……誰也分不清誰，誰也無法離開誰，好像一群逃難的人，被霜打得有氣無力，擠擠挨挨，無處可去，又相互厭惡」的燉菜認清彼此，並找到各自的情感。
這也是小說最後那場葬禮的源由。
當然，也有讀者指出，你就是偏愛寫死亡。也許吧。
六
好像還要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為什麼要寫？為什麼要寫這個，而不是那個？這個話題如此古老，幾乎像一個謎語。
我又想到里爾克。這個最敏感又最自相矛盾的詩人，他和卡夫卡，都有著一雙被火焰包圍了的或者即將被海水淹沒了的眼睛。火焰或洪水倒映在眼睛裡，他們一眼不眨，盯著即將到來的災難，無限恐懼又無比冷靜地記住這末世的每一細節。
里爾克這樣回答，「只有一個惟一的方法。請你走向內心。探索那叫你寫的緣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盤在你心的深處；你要坦白承認，萬一你寫不出來，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你要在自身內挖掘一個深的答覆。若是這個答覆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夠以一種堅強、單純的『我必須』來對答那個嚴肅的問題，那麼，你就根據這個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尋常最細瑣的時刻，都必須是這個創造衝動的標誌和證明。……用深幽、寂靜、謙虛的真誠描寫這一切，用你周圍的事物、夢中的圖影、回憶中的對象表現自己。」[9]
「萬一你寫不出來，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我也藉此問我自己，有沒有達到如此的地步？想起寫《梁光正的光》時那種衝動、煩躁和不安，我一天都不能等了。每一天的瑣事，每一刻的推遲，都像毒藥一樣，我急著坐到書桌前，沉浸到梁光正的世界中，以跟著他一起開始行程。
站在創作的角度，也許太過任性。「不得不寫」不是來自於理性，而是來自於直覺和衝動。我始終無法繞開那些衝動，它們在我的胸腔來回衝撞，要是不坐下來拿起筆，我真的會生不如死。
但我真的熱愛這樣的衝動。
我想，這也是一種愛。這愛，成為具有強大動力的孵化器，就像《星球大戰》中的能量棒，熱烈地催生一個個人物，一串串話語，就像一朵又一朵花，次第開放在原野。不管美醜，不管馨香還是平常，它們都有火熱的內核。正是這一內核，讓梁光正生光，並因這光而照出生活內部的種種景象。
【注釋】
[1]（捷克）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孟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頁。
[2]（南非）庫切：《恥》，張沖、郭整風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頁。
[3]（英）格雷厄姆格林：《權力與榮耀》，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
[4]（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死者》，王逢振譯，《都柏林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262頁。
[5]（奧地利）里爾克：《1904年4月15日給莎樂美的信》，葉廷芳選編，《里爾克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204頁。
[6]梁鴻：《中國在梁庄》，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
[7]（法）波德萊爾：《論包法利夫人》，郭宏安譯，《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頁。
[8]（美）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申慧輝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14頁。「『福樓拜』筆下的『布爾喬亞』這個詞指的是『庸人』，就是只關心物質生活，只相信傳統道德的那些人。福樓拜使用的『布爾喬亞』指的是人的心靈狀態，而不是經濟狀況。」
[9]（奧地利）里爾克：《致一位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第一封）》，葉廷芳選編，《里爾克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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