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思考及三個基本原理

我認為只有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有深刻的理解，我們才能具體地運用統計的方法。如果沒有這種基礎知識支持的話，統計方法是沒有太大用途的。很多人認為社會科學方法就是怎麼樣搞統計。懂統計固然重要，因為我們如果不懂統計、不會使用電腦的話就很難有成果，但是搞電腦、搞統計必須基於你對社會科學方法有很好的理解。今天的講座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基本原理。

我認為在社會學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最重要、最偉大的人物就是Otis Dudley Duncan。Duncan以前是我們學校的一位社會學家。我和他的想法很接近，所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三個基本原理」是在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他說：「社會學不像物理學。世上惟有物理學像物理學，因為對世界上的任何物理學的理解都已成了物理學的一部分。」把社會學當作物理學的一個延伸是完全錯誤的。社會學不像物理學，也不能像物理學。如果社會學是像物理學的東西，那麼，既然已經有物理學了，還要社會學做什麼？喜歡物理學的人可能不贊同這個觀點，但是假如你理解社會學和物理學的差異，就會知道其中的道理。

我先介紹一下術語的定義。我講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指定量的社會科學研究；「基本原理」是指可以普遍適用於實際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由實際研究（即使是經典的研究）提供的結果。

我以前是研究科學史的。這一領域被自然科學史所主宰，大概80%-90%的科學史都是關於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你要是讀自然科學史，就能體會到柏拉圖對西方科學和哲學有極大的影響。Alfred Whitehead，一位哲學家、數學家曾這樣說：「歐洲哲學傳統最可靠的特徵是，它是由關於柏拉圖的一系列注釋所組成的。」所有歐洲傳統的東西甚至包括牛頓的東西，都是對柏拉圖的註解，他就把柏拉圖上升到一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2.15-1947.12.30），英國數學家、哲學家。他出生於英國的肯特郡，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逝世。「過程哲學」的創始人。

為什麼柏拉圖在西方科學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柏拉圖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區分了本質的世界（world of being）和形成的世界（world of becoming）。這兩個世界對柏拉圖來說是很重要的。柏拉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區分呢？柏拉圖說，你想做一個好的哲學家（也就是科學家），就要有很好的理解能力。你必須超越你能夠觀察到的世界，即當前面對的這個形成的世界，這樣你才能對本質的世界有很好的理解。你不能看表面而要看實質，實質就是你看不到的東西，也是永恆的東西。對柏拉圖來講，真實的知識存在於普遍而且永恆的法則之中。對柏拉圖來說，這就是真理。真理是普遍的、永恆的。真理不是存在於一個具體的事物之中。他把本質的世界分出來，就是說看世界不能看具體的東西，研究具體的東西你就不能看到實質。我們中學時候都學過幾何，研究過圓。圓是什麼？在歐氏幾何里，圓是一個平面上離一個點距離相同的點的集合。誰見過圓？比如說我們看見那個鐘是圓的。但是對於柏拉圖來說那不是圓，因為它不可能是理想的圓，它不是由到定點等距離的點組成的。圓是抽象的，對柏拉圖來講，要研究圓的特性，你就不能研究那個圓（鍾），即不能研究任何一個能夠看得到的東西。圓的特徵是永恆的、不變的、穩定的。這個特徵只有在哲學家的腦袋裡才有，具有這個特徵的只能是抽象出來的東西。所以說，柏拉圖讓我們做的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要把形成的世界忽略，而把本質的世界看透。

為什麼這樣好？因為你一旦看透了本質的東西，就可以把它應用到生活中的任何方面。比如說，圓的特性你已經知道了，那麼儘管有無窮無盡的具體的圓，但它們都遵循著同樣的規律，就是你已經知道的圓的特性。這就是科學的一個很大的用途。為什麼科學那麼神聖？為什麼大家都在講科學這個、科學那個？歷史上，科學在中國文化裡面並不是佔據很高的地位。在西方的哲學裡，從柏拉圖開始，科學就從哲學中分離出來，這是因為科學是永恆的，它的永恆性和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柏拉圖認為法則是存在的，它有一個創造者。他這裡的創造者不是宗教意義上的創造者。因為有了這些法則的存在，我們才可以發現。大家可以理解「科學發現」這個詞實際上有需要推敲的地方。什麼叫發現？發現意味著本來就有東西存在於那裡。假如沒有東西在那裡，就應該叫做發明。發現是指以前就有一個人很聰明、很偉大，很早就把東西藏在那裡，然後等我們去發現、去整理。那些被藏起來的東西是很好的、很有規律的東西，也就是普遍的、永恆的真理，是關於圓、關於三角形、關於世界的所有的科學的東西。牛頓也好，愛因斯坦也好，把原有的美滿、永恆的真理髮現出來，這就是科學的發現。

在柏拉圖的哲學思想中，真理是永恆的而不是變異（variation）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就是柏拉圖自己也知道變異是存在的。所有的圓都是不一樣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任何事情要是做比較的話，你都會發現變異和差異。柏拉圖對變異的理解是什麼呢？變異是對本質的世界的拙劣複製。比如說我們有個藍圖，要做一個零件，你不可能每個都做得一模一樣。雖然藍圖上說是5公分，但是做出來的零件不可能剛好是5公分。根據柏拉圖的觀點，這就是形成的世界和本質的世界的關係。本質的世界是一個真理，它排除了差異，但是你複製的時候總會出現變異。比如說你做這個鐘，圓的直徑是多少，你按照這個把它做出來。一旦你先做出一個模子，這個模子必然不是標準的，這就發生了變異。模子造出來之後再去造具體的鐘的時候，還是會發生變異，最終導致現實的差異，也就是每個鐘的直徑都不一樣，每個鐘的快慢也不一樣。

在柏拉圖看來，這些變異都不好，也都是不重要的。在他看來，世界的本質是不連續的、抽象的、單一形式的，而具體的東西總是連續的，也就是說，各個具體的東西之間總有各種差異相銜接。物理學中的偉大成就就是遵循柏拉圖的類型邏輯思維的結果。類型邏輯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就是說類型是最重要的，真理存在於物與物之間類型的差別上，而不是存在於量化的差別上，也不是存在於具體的物的差異上。柏拉圖的哲學也同樣解決了科學和宗教的潛在矛盾。舉個例子來簡單地說明一下。有人說哥白尼的天文學是對宗教提出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實際上，哥白尼的天文學是受到宗教影響的。哥白尼為什麼要提出日心說？因為日心說比地心說更加簡化、更加理性化、更加漂亮。漂亮的世界一定是上帝創造的。而地心說的數學模型非常複雜，哥白尼認為這不可能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他對科學的解釋不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簡單。科學的可信性在於簡化。科學的東西、美妙的東西一定是簡化的。伽利略、牛頓對科學的解釋與哥白尼是很相似的。

哥白尼繪製的宇宙圖

偏差（deviation）是什麼？按照類型邏輯思維，偏差是不好的東西，是我們不希望得到的結果。通過抽象思維把這些偏差忽略掉之後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識。比如說你研究具體的圓，因為它不是標準的圓，所以得不到真理，但是如果把偏差忽略了，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知識。你想想，中學的時候，老師畫的每一個圓其實都是不圓的，但是我們把那些不圓的表象都忽略了。

在統計學方面，有兩個很偉大的統計學家：一個是Jacob Bernoulli，他最大的貢獻是大數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另一個是Pierre-Simon Laplace，他的最大貢獻是中心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他們提供了測量不確定性的數學方法。比如說剛才那個做零件的例子，現在假設有一個零件實際上是5公分，讓20個學生用很精確的儀器來測量。每個人測出來的一定不是5公分，有的多一點而有的少一點。這就奇怪了：為什麼對同一個東西會測量出不同的常數呢？這裡就存在一個誤差（error），這個誤差是人為的。怎麼辦呢？把所有的誤差加起來平均一下，平均數的基數越大，平均數就越可靠，與真實值也就越接近。這就是大數定律的內容。現在假設每次都隨機地找n個人來測量，從而每次都能得到一個基數為n的平均數。如果n比較大，但是相對於總數來說又很小（這個例子中總數是無窮大，因為你可以讓無窮多的人來測量），那麼做了無數次的平均數之後，就會形成正態分布，它們的平均值就是真實值。這就是中心極限定理的意義。實際上這個例子中的誤差是真實的誤差。為什麼這樣說呢？真實的常數只有一個，因為很多人在不同時候、不同溫度下測量，所以結果不一樣，這種誤差可以通過統計補償（statistical compensation）來抵消。

Quetelet說，我們知道社會數據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測量理論來解決。任何一個現象的量數都有差異。比如人的高度，每個人的高矮是不一樣的。但我們把所有人的高度放在一起，就會形成一個分布，而且是一個正態分布。可能在今天和明天做的抽樣中，你和他的身高不一樣，但是所有人身高的平均值始終是一樣的。於是他提出一個普通人（average man）的理論。柏拉圖說真理是永恆的、不變的，那麼社會科學裡什麼是永恆的、不變的東西呢？Quetelet的辦法就是取平均值（mean/average），他認為平均值就是社會科學追求的那個不變的、永恆的真理。為什麼可以這麼講？這是因為測量理論可以應用到社會現象。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量數都是有差異的，但是這些量數的平均數是永恆的，這些量數都遵守正態分布。Quetelet說：「偶然原因法則是可以應用到個體和群體的一般法則，它支配著我們的道德、智力素質，正如它支配我們的身體素質一樣。」他關注的內容包括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組織、不同年齡間平均數值的差異。平均數是不變的，那是因為存在一個法則，它是不變的原因。他甚至把這個普通人上升到倫理學的角度，普通人應該具有善良、崇高、美好的品質，最好的人是普通人。我們一般都講最好的人是在金字塔最高處的人，先是最高領導人，然後慢慢下來，是院長、所長、組長。對Quetelet來講，最好的就是平均的，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既不富也不窮。

從柏拉圖的類型邏輯思維到Quetelet的普通人理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們是西方科學的主流，但是這個主流思想受到達爾文的總體邏輯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的挑戰和修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達爾文的總體邏輯思維。大家都知道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對生物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實際上，達爾文的貢獻對社會科學也非常重要。對達爾文來講，變異是真實的，不是令人不悅的失誤部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第一章里就寫《家養狀況下的變異》（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第二章就是《自然狀況下的變異》（Variation under Nature）。達爾文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變異。雖然父母都一樣，環境也一樣，但是每個個體的後代都是不一樣的。假如他們都一樣的話，就不可能有變異，更不可能有自然選擇。為什麼有自然選擇？比如說魚，生下來的時候有成千上萬條，這些魚都是不一樣的，如果這些魚都長得一樣就不可能有選擇，也不可能選擇出與自然環境更匹配的。變異特徵還可以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比如說在寒冷的海域，抗寒的魚活下來了，接著通過繁殖，它們下一代中有一部分就更抗寒。也就是說，下一代可能是很不一樣的，要不然的話就沒有自然選擇了。這個很重要，因為它說明了自然選擇的基礎——每個個體之間的差異性。而個體的差異來自每一代的繁殖過程中產生的豐富的變異。每一代的變異很多，但是只有少部分的變異能夠存活下來並通過繁殖複製自身。這就是總體邏輯思維，它和統計有什麼關係呢？在類型邏輯中平均數是主要的內容。在總體邏輯中重要的是差異，平均數只是總體的一個特徵值，是探討真實原因的手段，而不是原因本身。這是兩者之間很重要的一個區別。總體邏輯認為平均數只是總體的一個特徵值，而在類型邏輯看來平均數代表著真理。William Jevons說其實mean和average是不一樣的。比如說長度，同一個人的身高測量50次得到的數據是不一樣的，50個人的身高分別測量一次得到的數據也是不一樣的。前者是mean，後者是average。做這種區分是因為這兩組數據出現差異的原因不同。前者實際上是一個測量的誤差，它真實的東西只有一個；而後者則是50個人之間的真正的差別，這個差別並不是誤差，而是實際上的差異。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在於研究為什麼個體和個體有差異，而不只是比較平均數。當然，平均數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說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但是誰都知道有的女人的工資比男人高。我們也知道女性的平均壽命比較長，但也有女性早死。所以說平均的差異不能代表所有的個體和個體之間的差異，這是個很重要的概念。Francis Edgeworth也做過類似的區分。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變異是真實的

達爾文是生物學家，他沒有做過具體的社會科學的研究，那麼社會科學的研究是誰開拓的呢？是他的表弟Galton，也是英國人。他把總體邏輯思維引入社會科學。對他來講，平均數的價值是有限的，他認為個體差異是真正重要的東西，所以Quetelet的社會物理學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在社會科學中幾乎沒有什麼用途。對社會科學不了解的人就會和Quetelet想的一樣，重視平均數，他不知道平均數後面掩蓋了多少重要的東西。平均數並不代表一切。Quetelet在社會科學裡的影響相對來講是很小的。那麼社會科學的側重點在哪裡呢？應該看差異在哪裡，應該把重點集中在變異（variation）和共變（covariation）上。Galton是現代統計學的始祖，我們先講他的共變。假如不注意個體和個體之間的關係，你不可能討論這些東西。正因為考慮到了個體和個體之間的差異，他才提出了對變異和共變的測量。有這樣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關於父親高矮與兒子高矮關係的。如果父親高，兒子的身高也偏高。但是父親高有可能是因為運氣的原因，兒子可能沒有父親運氣那麼好，只是偏高，但是沒有父親高，這就是回歸（regression）。假如父親很矮，有矮的基因，那麼兒子就會偏矮，但是不一定比父親還矮。在每一個階段都存在重新再分布。也就是說，你的身高取決於你父親的身高，但你究竟有多高是不能決定的，只能是隨機的。

現在講社會科學中變異性的獨特之處。我認為社會科學的變異性比生物學的變異性更複雜，也更重要。這可能是一個新的觀點。許多變異，特別是達爾文說的變異實際上是指當個體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的變異。就拿剛才說的魚來講，一條魚是否通過變異產生了抗寒的性質是在出生之前通過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就決定了的。而我們所說的變異，不僅是指個體間的變異，也包括同一個體在成長過程中的變異。我們說的這個變異是指你不但和你的父母不一樣，而且你今天和明天也會不一樣。比如說你今天聽了我的課，雖然明天你人沒有變，你的基因沒有變，環境也沒有變，但是你的行為變化了。我們說的變異性除了指個體與生俱來的變異性外，還有個體在發展中產生的變異性。後面這種變異是受不確定因素影響的。人類行為的變異性不一定是可以遺傳的，而達爾文講的變異性是指可以從上一代遺傳下來的變異性。實際上我們說的變異性不一定是可以遺傳的，也不一定是有物質性載體的。比如說你到這裡來聽我的課，你學到的東西是遺傳不下去的，除非你教給你的子女，但這並不能說你可以通過基因的形式遺傳下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的一點，即人類能夠改變影響他們自身的環境，這就是我們講的社會運動和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造等等。下面一條，經濟學家很重視，就是說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人能以可以預期的結果作為行動的基礎。比如說上學，你認為上學對你有利，你才來上學。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就是以理性行為的理論獲獎的。他說婚姻就是理性的，結婚會有好處，如果不好的話，比如男性沒有錢、沒有經濟依靠等就不會結婚。結婚不結婚就以理性因素做基礎，上不上大學，來不來聽課，你和領導的關係，請客一吃飯等等，都有理性基礎。也就是說，所有的行為不是隨機的而是經過理性計算的。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性路徑依賴（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也就是說以前發生的事對現在還有影響。我們不可能把以前的東西取消重來。以前發生的事情影響將來，這是社會科學中變異性的一個獨特之處，即使是偶然發生的事情對將來也可能會有很重要的作用。結過婚的人可能知道，你當時認識你的愛人可能是通過非常偶然的機會，認識之後就發生了很多事情，以後就是你想改變也改變不了。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以後的事都是以發生了的事為基礎，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你聽了這門課，或者做錯了什麼事，也是不可能去掉重來的。這就是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路徑依賴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要講它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加里·貝克爾（Garys Becker，1930.2.25-2014.5.4），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學教授，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以上講的是社會科學研究中與哲學、與歷史有關的部分，下面我開始講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基本原理。

第一個原理叫變異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變異性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真正本質。我們不是研究類型的，而是研究變異和差異的。當然，差異也有可能是組與組之間的差異。比如說我剛才講了，男女之間的收入不一樣，假如說男女收入是一樣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認為性別在研究收入這個現象中是一個有趣的、重要的東西。我們之所以要研究性別收入差，就是因為有差別的存在。雖然這是一個組間差別，但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在差異上，比如說種族之間的差異、家庭背景之間的差異、教育的差異、家庭婚姻的差異等等。你仔細想一想，我們研究的東西是差異，而不是共性。類型之間的差異也是差異，只不過是一個特例而已。下面我就會講到，類型之間的、組與組之間的差異是隨著研究對象的變化而變化的。

下面講第二個原理：社會分組原理（Social Grouping Principle）。為什麼要分組？因為社會分組可減少組內差異。個體之間是很不一樣的，但是個體可以分成組，比如分成年齡組、性別組、家庭背景境況組等等。分組顯示了組與組之間的差異，這意味著每個組裡面有相對組外來說更高的共同性。如果一個組當中沒有共同性的話，那麼組和組之間就沒有差異性。如果女人沒有共同性的話，那麼就不可能有男和女的差異。同樣的道理，每一個組當中有相對來說比較相似的特點。我們分組是基於組員之間有一定的共同性，分組以後組與組之間就有差異性。

什麼是社會分組（social grouping）？我並不想在分組是唯名的還是唯實的之間有所選擇。組有可能是實在的，也有可能是唯名的。這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念不一樣，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關係建立在所有權上。我認為到底用名稱還是真正的物質基礎來劃分不是很重要，社會分組只有根據社會結果（social outcomes）來分才會是有意義的。我不是看你分組的原則是什麼，是真的還是假的，是符合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從統計的觀點來講，分組的意義在於它有利於研究社會結果的差異。我剛才講的收入，假如男女之間沒有收入差異的話，那麼對於收入而言，根據性別分組就不重要。我是研究人口的，比如我們要研究人的死亡率，這就要考慮性別，因為不同性別之間的死亡率差很多。反過來說，假如性別之間沒有死亡率的差異，那我們就不要考慮以性別來分組。分組的意義在於它是否能解釋差異，所以社會分組應用於不同的社會結果或許會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種族、民族、社會階層、家庭背景、黨派、政治面貌等很多分組，這些分組在不同的社會結果下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你的政治態度和你的死亡沒有關係，有關係的可能是政治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的關係，政治態度對你行為的影響。比如說，政治運動來了，你到底是參與還是不參與？這時你的政治傾向就和分組很有關係。而政治傾向和死亡率根本沒有關係，至少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只是偽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假如說我要研究你的政治行為，那麼你的政治態度和分組就很重要。

社會分組能減少社會結果的差異性，減少得越多，社會分組就越有意義。下面我會講為什麼會這樣。我剛才說了，社會科學所要理解和解釋的就是差異性。實際上社會科學最想做到的和柏拉圖提出的並沒有什麼兩樣，我們想提供的也是很簡單的、永恆不變的東西。我們能做到的話，很好，但是我們卻做不到。那做不到怎麼辦呢？我們只能做一個妥協，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訴人們，那麼就告訴人們大量信息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說有10億個人，有10億個信息，這麼多信息我根本不能告訴你，連我自己都不能夠消化。我只能把很大的總體中的一部分信息告訴你，用的參數越少，信息就越簡單，就越容易理解和討論。比如說平均數，它也是大的總體裡面的一個信息，這個信息可以理解，可以在相互之間傳播。當然，平均數是一個比較粗的信息，也可以不用平均數。我只用兩三個數值就可以告訴你男女之間有什麼不一樣，如受教育程度不一樣，死亡率不一樣，收入也不一樣。或者我就告訴你教育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有什麼關係，這只是一個參數。我想概括的總體的參數越少越好，與柏拉圖講的科學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告訴你的信息里參數數據越少越好，越精越好，這和自然科學是一樣的。但是你應該知道，這只是一種妥協而已。我們沒有辦法把大批量的、整體的信息告訴他人，就只好作妥協告訴他一部分。當然，告訴他的這一部分是有意義的一部分。在這種條件下，既想刻畫整個總體，又要用簡化的方法告訴對方很少的信息，在這兩個要求下作妥協，也就是說，我雖然只告訴你一部分信息，但是這一部分概括了總體。比如說平均值和方差，這兩個參數不能告訴你整個群體的情況，但是已經告訴你很多的情況。比如說性別社會分組能夠解釋的東西越多，它的分組就越好。如果世界上只有10種人，所有的人之間的差異都歸於10組中組與組之間的差異，而每組內部沒有差異，那麼我告訴你每個組的平均值，就能代表所有的人。可惜這是不可能的。社會分組能夠解釋的社會變異越多越好，但是組內差異永遠是存在的，你永遠不能把組內差異解釋窮盡，這是社會分組所不能解釋的差異性。

社會科學的複雜性就在這裡。我們想刻畫總體，但是我們不能把所有的總體的東西都刻畫出來，只能告訴你一部分參數。告訴你一部分參數就能告訴你很多關於總體的東西，但是還是有很多東西沒有解釋，這就是我們遇到的矛盾。分組以後，你知道組之間的差異，但組當中還有差別，怎麼處理？這就是下面我要講到的，由於沒有控制其他的變數，這樣做可能是粗糙的甚至是錯誤的。比如說，死亡率和政治傾向在表面上好像有關係，但是結果你會發現你解釋的也許並不是政治傾向，而是經濟地位，因為經濟地位與死亡率有關係，與政治傾向也有關係。這裡，簡化（parsimony）是一個很重要的詞。中世紀有一個神學家，他認為上帝是理性的，他創造的世界一定是簡化的，假如搞不清的話，你就用一把剃刀把多餘的部分從知識中剔除出去。我們社會分組的原則也是簡化。我剛才說了，一個總體有千千萬萬的信息，而我要告訴你的是一些簡化的東西。簡化會有代價，在社會科學當中就體現為誤差。這種誤差並不是自然科學中測量的誤差，不可以忽略不計。社會科學中的這個誤差是一個真實性的、理解性的誤差，是知識上的一個缺陷，是真實的而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就是和自然科學或者說物理學不一樣的地方。比如說，物理學的誤差經過測量許多次取平均數就可以忽略掉，而在社會科學中誤差就是知識上的缺陷。

第三個原理是社會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 Principle）。群體變異性的模式會隨著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的變化而變化，這種社會情境常常是由時間和空間來界定的。也就是說，社會情境不一樣，變異性就不一樣。比如說，教育對收入的影響是每個社會都有的，教育高，收入高，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教育高收入一定就高。大街上，有些小學、中學沒有畢業的人也有可能比你還有錢，這就是差異，但教育對收入的影響可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一樣。比如說社會制度，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後就不一樣，中國和英國不一樣，美國和日本也不一樣，中世紀的英國和現在的英國也不一樣。比如說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快的話，教育的回報率高，為什麼？因為機會多。教育高，知識多，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而社會經濟停滯不前，就會有飽和的現象，回報率就會降低。我想講的是，隨著社會情境的變化，變異性的規律和模式也會變化，我下面講的一些統計模型會用到這些。

社會情境不同於社會分組。因為社會情境是有邊界的，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系統，比如說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美國和英國，以前的中世紀和現在，而社會分組是沒有邊界的。男女生活在同一個家庭，在一起工作，是沒有界限的，只是因為社會研究的統計和調查的需要把他們分次來。那麼，社會情境的邊界是怎麼來的呢？邊界有兩個：一個是時間，一個是空間。社會科學經常要用到時空的概念。時空很重要，達爾文講進化論的時候也用到了時空。他不可能找到物種以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歷史已經發生了，他可能找到一些諸如化石的東西，但是他不能證明。他不能找到時間的差異，那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找到空間的差異。南美可能有些東西還沒有進化，與歐洲、非洲的不一樣。再比如，想看看以前經濟不發達的中國是怎麼樣的，可是在中國的發達地區已經找不到這樣的地方了，那就到落後的地方去找。這就是說時和空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你要知道社會情境對社會關係的影響可能是不一樣的，就是因為時和空是不一樣的。我會講一些具體的、實際的方法，但是今天只是給你們一個關於時和空的槓桿，使你們得到一些你們本來不能得到的東西。比如，你們只有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總體數據，不知道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收入的影響，怎麼辦？那就去找一些不同的點、不同的地區。如果你認為深圳更市場化一些，有些地方保留更多的計劃經濟特徵，你不可能接觸到將來，但是假設其他地區以後會像深圳這樣，那你就做一下地區之間的差異的比較。這個差異可能會幫助你預測將來其他地區會怎麼樣，當然，這樣做你還必須做很多假設。

個體變異的模式可以被個體之間的關係所支配，這也是社會分組無法解釋的。社會分組只是講把一部分人擺在一起，把另外一部分人擺在一起。而社會關係可能隨環境而變，有些關係不是個人的，而是一個系統的屬性，比如說社會制度，這是社會這個系統的屬性而不是個人的屬性。人們居住在一起可能採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法律，擁有不同的文化，這都是環境的屬性而不是個人的屬性。所以，個體變異的模式也可以被宏觀的條件所支配，比如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這些條件也許是間斷的，即在某段時期內是確定的，但在時期之間是跳躍的。比如通過一項關於婚姻的或是關於社會制度的法律，再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都是一下子發生的條件變化。而這些條件作用的結果是連續的、不斷變異的。說結果是連續的有兩層意思：第一，任何一個確定的條件下的結果都是一個連續體，也就是說結果是各種各樣的，不可能是單一的；第二，在條件突然發生變化時，結果的變化並不都是一下子顯現的，而是可能和條件變化在時間上相分離的。有一些社會條件是突然變化的，不是確定會發生的。人的行為可以導致宏觀條件的變化和人們關係間的變化，這就是社會變遷的主要來源。這是生物學沒有的。我們是理性的，我們在一起可能會做一些或者理性或者看起來是不理性的事情。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系統之中，有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人們之間總是會有矛盾的，在這個時候，人們的行為會引發法律、政治和文化的變化，這些變化會造成社會變遷。

節選自謝宇《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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