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年青春走出抑鬱，這個礦區青年如何自救？

徐州市東郊，權台煤礦。

近年來，抑鬱症趨於低齡化，很多孩子發病後一蹶不振，消極、退縮，陷於網癮，讓父母操碎了心，但雙方都不知道這就是抑鬱。趙偉獨自走完了這個歷程，本文即記述了他用十年青春對抗抑鬱之路。

撰文及攝影/  張進「穀雨特約撰稿人」

編輯/  秦旭東 周雙玲

支持/ 穀雨計劃 騰訊公益

青春對抗

對趙偉的採訪，是在一座廢棄的煤礦進行的。

趙偉今年27歲，抑鬱已有十年。他在高三時發病，可以說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是在抑鬱中度過的；但他又是極有毅力的，自小志向遠大，對自己有要求，有期許。

為了走出抑鬱，他探求至今，幾乎窮盡了各種方法和手段。儘管大多數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屢敗屢戰，不認命、不服輸，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初發抑鬱，他把原因歸結為自己心理素質差，於是下決心鍛煉意志品質。

他有意識地自找苦吃，比如一個人爬上荒山野嶺過夜；認為飢餓也是鍛煉意志的方式，故意少吃飯、不吃飯；為克服「愛面子」，他在學校門口擺地攤，在人多的地方喊叫；放假回家特意坐慢車，有時還買站票……飢餓訓練、體能訓練、野外求生，各種能想出的稀奇古怪的辦法他都嘗試過。

「意志戰勝法」失敗後，他去做心理諮詢。

諮詢師告訴他，他抑鬱的原因在於「追求完美」，這讓他吃了更大的苦頭，因為他不知道「追求完美」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只能在諮詢師的提示下，深挖思想根源，批判自己「想高人一等」「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然後要求自己「放下」，接納現狀，做一個平凡的人……但這和他的三觀又發生了衝突，整個人變得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茫。

他當然也嘗試過藥物治療。從老家到北京，遍訪名醫，還申請過專家會診，用過多種藥物，承受過各種難熬的副作用，最終未收到明顯效果。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四年前，他持續了幾年的心理治療宣告失敗，不得不轉到北京尋求藥物治療。那次會面，他就和我談起對 「追求完美」的困惑，眉頭緊皺，糾結不已。

回老家後，他不時和我聯繫，後來成了「渡過」的作者。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學習心理學、藥學，用盡方法自我療愈，病情漸漸好轉，終於平穩下來。

討論採訪計劃時，他提出可以帶我到他小時候長大的煤礦看看。我問為什麼，他說，他的抑鬱和這個煤礦有關——這是他未曾和我說過的。

他出生在一個煤礦工人家庭。姥爺、姥姥是第一代礦工；1980年，媽媽接姥爺的崗，是第二代礦工；他的很多小時候的玩伴，後來接班成為第三代礦工。

在中國很多地方，一個煤礦就是一個小社會。從小到大，他的社會支持系統比較穩固。有姥姥、姥爺的愛護，有爸爸、媽媽的陪伴，有表兄妹一起玩耍。

後來，因為環境資源原因，煤礦關井，棚戶區拆遷，熟人們紛紛搬向城市，整個煤礦從繁榮走向衰落。這個過程，正伴隨他的青春期、叛逆期——他認為，人際關係歸屬感的斷裂，也是他抑鬱的一個緣由。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採訪的第二天，我跟他去了他從小生長的煤礦。

這個煤礦叫權台煤礦，在徐州市東郊，隸屬於國有特大型企業徐州礦務集團，始建於1958年，是這一帶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上世紀七十年代新建的東大井，俗稱「八一大井」，是方圓幾十里最高的建築。煤礦年產量最高達200萬噸，職工最多達7000人。

可是，當我們來到煤礦時，礦區已經空無一人。那煤礦的外觀仍在，是上個世紀經典的建築樣式：暗紅色的磚牆、青灰色的地面、斑駁的巷道；鐵路橋、電車道；井口、天輪、罐籠；煤灰、銹斑、青苔……

趙偉帶我在礦區漫步，「長大後，我經常獨自騎自行車到這裡轉悠。熙熙攘攘的人群早已不在，只剩下空曠的球場，停止運轉的機器，和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鐵路。」

「我的青春記憶斷裂於此。」趙偉說。

中學發病

從小學到中學，我一直是老師和同學心目中的好學生，對未來也充滿期待。這個優越感在我高二期末考試時戛然而止。

那次考試，第一門考語文，我發揮得不錯；第二門考數學時，突然覺得思維卡殼，該會的都不會了，只考了六十多分。班級排名也從最前列掉到最後。

進入高三，狀態繼續下滑。老師不像以前那樣器重我，上課不叫我回答問題，曾經的優越感消失了。我拚命學習想挽回尊嚴，但長期的壓力引發焦慮，導致明顯的軀體障礙。

有幾天，我覺得腹部持續疼痛，害怕自己得了大病；越擔心，腹部越疼。到月考前，所有的焦慮集中爆發了，好像有上千隻螞蟻在身上爬，肌肉萎縮、胸悶、呼吸困難。那天是周三，學校澡堂開放，我去洗了個澡，對著鏡子照了照，感覺自己的身體好像縮小了，離死快不遠了吧？

下午最後一節課，我實在支撐不下去了，向班主任求救。班主任聯繫了學校的心理老師，她認真聽了我的講述，沒說出個所以然。她說，如果覺得心裡堵得慌，可以大聲喊出來。回家的路上人多，沒敢喊；回到家我站在窗口向外面吶喊，但沒覺得有什麼改善。

焦慮造成軀體障礙，軀體障礙反過來加重焦慮，過度焦慮使我學習效率下降，看不進去書，上課跟不上老師節奏。我變得悲觀，形成負面思維，看到任何事情都往壞的方面想。我嘗試自我調整，比如找家人同學傾訴，做深呼吸，在紙上列出自己的長處……效果都不理想。

再往後，情緒由焦慮變成抑鬱。上體育課時，和同學一起打籃球提不起興趣；上樓梯時，突然感覺內心空虛，會站住不動。早上五點半起床早讀，坐在教室里，久久無法進入狀態。晚自習練英語聽力，大腦一片空白，只能一遍遍抄寫著單詞。深夜，每當困意來臨，焦慮恐懼一次次讓我驚悸，整夜失眠，白天更加萎靡，連做廣播操都閉著眼睛。上課注意力無法集中，學習效率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12月底，高三第一次模擬考試即將來臨，我發現還有很多內容沒複習到：數列、三角函數……考試前一天中午，我再次崩潰，班主任通知了我媽媽，她趕來看我。我和媽媽坐在操場的草坪上，那時已步入冬季，凝視灰色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是暗淡的。晚上回家，我突然感覺全身無力，不能行走。上樓梯時，媽媽只能用瘦小的身體架著我，我在黑暗中一步步往上挪，彷彿用盡了一生的力氣……

一個月後， 堅持到把二模考完，我再也無力支撐，只能休學。那天晚上，爸爸媽媽去學校接我，拿著行李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感覺落魄極了。我怎麼這樣？連走路都力不從心，我廢了嗎?

回到家，我不敢出門，怕遇到熟人問我為什麼不上學。又熬了幾個月，高考來臨。無論如何，都得去試一試。我鼓起勇氣走進考場，堅持考了下來。幾個月沒學習，成績是不敢指望的，最後勉強考上江蘇無錫一所專科學校，學汽車檢測與維修。我對這個專業毫無興趣，不過總算是上大學了。

找錯了病因

我希望大學是一個新的開始，暗下決心，要通過吃苦鍛煉意志品質。那時我不知道自己病了，只覺得是自己不能吃苦、意志差，才導致狀態不佳。

開學第一個月是軍訓，我非常努力，被評為「優秀個人」；食堂招勤雜工，我報名負責收拾餐桌；每天早晨起來，我去操場跑步，在宿舍樓爬樓梯，或者在陽台上蹲馬步。早飯通常吃兩個饅頭，或者不吃，用飢餓來鍛煉意志。

課餘，我還會去學校門口擺地攤，賣水果和手機掛件。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克服虛榮心。

後來我想了一個更絕的方法：我不是好面子嗎？那就去操場上大喊大叫，讓別人來嘲笑我。於是，我每天早晨去操場上喊；午飯後回宿舍的路上喊兩嗓子；晚上下自習後再到操場喊幾嗓子。每次喊完，路過的人都詫異地看著我，以為我是神經病。為了鍛煉意志，我顧不得那麼多了。

我還一個人到荒郊野外過夜。有一次翻過欄杆，闖進學校的後山，一邊爬，一邊大喊著，給自己壯膽。就這樣從乾枯的樹叢中攀上山頂，直到半夜才摸著下山。

就這樣，凡是能夠提高意志力的方法，我都嘗試過。堅持了四個多月，發現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並沒有提高多少，絕望感、焦慮感也沒有減退。我對這個方法失去信心了。

期末考試時，抑鬱、焦慮再一次爆發。我不甘心，覺得訓練強度還不夠，於是每天晚上都徒步二十多公里。那段日子我像瘋了一樣，吃完晚飯，就背著書包開始徒步訓練。

有一天，心裡特別難受，打算繞東蠡湖走一圈，走著走著，發現不太對勁：周圍的環境很陌生，旁邊已經看不到湖面。我迷路了。那時已是午夜十二點，我已經走了整整5個小時。精疲力盡，絕望感又向我襲來。

我身上沒帶錢，沒法打車回去，而且這兒很偏，根本見不到計程車。向路人打聽，知道這裡是太湖新區，離學校有十幾公里。這時室友給我發了一條簡訊，問我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來，我告訴他我迷路了，他讓我盡量朝繁華一點的路段走，他打車來接我，才終於回到了學校。

寒假回家，我繼續採用這種瘋狂的模式，每晚都到小區花園裡步行一個多小時，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市區找兼職。那時我把兼職也作為訓練心理素質的辦法。我去酒店做服務員，端盤子，一個人負責五桌。盤子非常大，又重，經常五盤菜一起端，確實是對體能和力量的考驗。散席後，還要把桌上的餐具飯菜端給洗碗工，等統統幹完，常常衣服都濕透了。

吃了很多苦，但我的病情依然沒有起色。我向父母提出去參軍，認為只有參軍，才能提高自己，硬是被父母攔了下來。

軍訓，食堂當小工，校外擺地攤，在飯店做兼職，飢餓訓練，體能訓練，野外求生……各種鍛煉意志、提高心理素質的辦法都失敗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該相信誰，迷茫、空虛……

藥物治療失敗

患病之初，我對藥物治療是抵觸的。2009年底，高三上學期，爸爸曾帶我去當地醫院看病。醫生診斷我為抑鬱症，開了帕羅西汀。因沒有明顯效果，我並沒有嚴格按醫囑服藥，病情反反覆復，四年後自行停葯。

2016年元月，父親帶我去北京求治。我去了北京安定醫院，首診進行各項檢查、測試，顯示我處於中度焦慮、強迫、抑鬱狀態。醫生給我開了兩種葯：舍曲林和律康，並囑咐我：精神類藥品在大腦中起作用需要一段時間，舍曲林和律康聯合用藥可抗強迫。青年人的成長是一個動態變化過程，有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抑鬱症，有時和生活事件密切相關。

從這時起，我下決心開始足量足療程服藥。

不過，此次用藥沒有效果。2016年3月7日，我和父親再次來到醫院，換了一位有名氣的醫生。他看了我的藥單，說：「這還差一點，我再給你調調。」說話間新加了四種葯：文拉法辛、奧沙西泮、阿立哌唑和苯海索片。看著他自信的神態，我心裡有了底。之後幾次複診，我又嘗試了蘭釋、勞拉、欣百達等多種藥物組合。

6月20日，我再次來到醫院。排隊挂號時，耳邊傳來令人絕望的嘶吼。轉身望去，大廳一角站著一位二十齣頭的青年，穿著破舊衣服，雙手不停地抽自己耳光，震得臉蛋通紅，旁邊一對夫婦獃獃地站著。這一幕讓我心情沉重。

這次複診，醫生詢問我狀況是否有所改善，我搖搖頭，他無奈地調整了用藥方案：律康減兩粒；蘭釋中午增加到兩粒，晚上增加到四粒；直接停掉了阿立哌唑和鹽酸苯海索片。

從北京回到家，我按新方案服藥，感到特別困，身體乏力，這大概是藥物的副作用。又堅持了幾天，我再赴北京。這回醫生也表示無能為力，建議我向醫院申請聯合會診。

過了幾天，醫院為我安排了三位資深專家。經過討論，他們停掉了我之前服用的所有藥物，只留舍曲林一種葯，一天一粒。

我踏上了歸程。靠在車窗上，回想起半年多來數十次往返，花了幾萬元錢，嘗試了十幾種藥物，承受著各種副作用，卻沒有得到預想的結果，眼淚「唰」地流了下來，靠在爸爸的肩膀上嚎啕大哭……

心理治療錯位

藥物治療無效，我的心理治療之途也是布滿坎坷。

最初的心理諮詢，其實只是宣洩。當時我還在學校，心理諮詢室的老師給我講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說遇到負面情緒要及時疏通。於是我天天跑到她那裡訴苦，時間久了，心理老師也麻木了，我便不再去了。

後來去醫院就診，碰到一位心理醫生。他告訴我，我的癥結是「缺乏鬥志，害怕失敗」。這也是我最初試圖通過「磨練意志」戰勝抑鬱的淵源。

畢業後，我找到一位諮詢師，接受精神分析療法，歷時兩年多，諮詢四十多次，花費幾萬元。收穫是了解到自己的疾病與童年經歷有關，對自己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第一次諮詢，他對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在表演自己？」我歸因於自我要求高，比如工作時擔心自己動作慢而被批評；和喜歡的女孩交往時，擔心自己不愛說話、缺乏情調被拒絕。特別是單獨約會時，雙方都不說話，於是費盡心思找對方感興趣的話題；又擔心說錯話，讓對方反感，每次約會我都筋疲力盡。

他接著向我提出：「為什麼過於恐懼別人的否定，在意別人的看法？」我說，希望超越身邊比我強的人。

他又問：「為什麼一定要得第一？」我談到以前很多同學都比我強，我得了第一名後，會有一種超越他人的優越感，得到家人和親戚的肯定。

他又問我：「這些要求靠譜嗎？」我承認我是想集身邊所有人的優點於一身，這種幻想使我愉快，所以我更害怕被否定。

於是這位心理諮詢師作出結論：我是過於理想化，導致害怕失敗；兩者互為因果而非並列關係。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做「放下」的努力。

要想全部放下，先從局部解放開始。兩年多來，我時刻提醒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接納現狀，做平凡的人。但是我整個人變得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茫。

兩年後，這位心理諮詢師得出結論：我把心理諮詢當成維繫理想化自我的手段，已無藥可救。並囑咐我，什麼時候領悟其中的內涵了，再去找他。這彷彿給我宣告了死刑，我再次陷入絕望。

時至今日，我認識到，這位諮詢師的觀點，從理論上說是有道理的，很多人得了抑鬱症，都可以歸因為完美主義，性格好強、要面子、對自己苛刻等。

有一次，和另一位心理醫生談起這個問題，他反問我：別人也追求完美，為什麼他們沒病？這句話把我從自以為是的治療中驚醒。

的確，「完美主義」本身沒有錯，這是人類對美好的追求和嚮往。也許差別在於，當完美實現不了時，有的人能夠適時調整期望值，而我不能。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他們的追求是有彈性的，而不是偏執地去追求達不到的目標。這麼說來，我的追求是一種逼迫。

那麼什麼時候該堅持，什麼時候該放棄？後來我讀到一篇文章《什麼是科學有策略地堅持目標》，其中談到：堅持與放棄，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極端，而是一個連續譜。在這個連續譜中，堅持可以表現為從一而終的追求、持久不變的努力；面對相同的目標，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去實現。我們可以堅持以某種方法實現某個目標，但目標的大小難易，或者實現的期限，是可以調整的。

彈性如何把握？尼布爾曾說過：「上帝，請賜予我平靜，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給予我勇氣，去改變我能改變的；賜我智慧，分辨這兩者的區別。」

智慧從哪裡來？我想應該從日常實踐中來，通過不斷嘗試來認識自己，認識環境，從而調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關係。

完美主義會使我們反覆思考同一個問題，這就叫「思維反芻」。如何避免？我的經驗是：首先考量這個事情的難度，在本子上列出關鍵所在，可能有哪些解決的辦法；然後給自己規定思考這個問題的時間，在規定時間內想不通就不再繼續，轉移注意力去干別的。由於人的實踐經驗及知識的局限性，很多問題現階段無法解決，當知識與閱歷到達一定程度自然就會解決。

更重要的是，完美主義要與自我實現相結合。馬斯洛談到，「自我實現的人是完全自由的，支配他們行為的因素來自於主體內部的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的人在其非常喜愛的工作中顯出巨大的潛能；自我實現的人是摒棄了自私狹隘的人；自我實現的人是創造性的最終體現。」

在這個意義上，完美主義沒有對錯之分。正是執著於所熱愛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才使一個人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而這也才能最終擺脫抑鬱。

在心理治療這一塊，我還接受過認知行為療法。

認知行為療法的原理是：影響一個人的情緒、生理反應和行為的是他對這件事情的認知，而不這件事情本身。一個人的精神障礙或者心理行為問題與其負面思維有關，如果能將其負面思維轉變為積極思維，就能改善癥狀。

認知行為療法強調，要把認知和行為改變作為切入點，打破惡性循環。以我為例，假設某次考試沒有取得理想成績（事件a），我覺得很丟人、羞恥，害怕下次還會失敗（認知b）；從而產生沮喪和焦慮狀態（情緒c）——這是一個常規的流程。

那麼，改變的思路可以是：「考試成績不理想，這不是壞事，它促使我反思，總結失敗的原因，及時改正，這或許是提高自己的機會。」這就可以有效地改變情緒。

這種療法似乎立竿見影，但後來我認識到，認知行為療法的精髓在於行動。僅僅調整認知當時也許會豁然開朗，可沒過幾天，負面思維又會再次佔領大腦。負面思維的消除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只有通過相應的積極行動不斷強化認知，促進內心深處負面情感的解凍和領悟，進而啟動自我發展和療愈的力量，才能最終收效。

苦澀愛情：陪你走向成熟會很累

和其他年齡段相比，青少年的抑鬱擋不住青春的腳步。升學、戀愛、工作……每一位抑鬱少年都必須面對。一步耽誤，步步被動。

因為抑鬱，學生年代我沒有談過一場戀愛。終於到2014年底，23歲，家人給我介紹了一位女孩，是我喜歡的類型。我鼓足勇氣約她見面，一起吃飯時，擔心冷場，強迫自己找一些話題，旅遊、電視劇、綜藝節目……還不忘給她夾菜、倒茶。至於說了什麼，我都不記得了。把她送上車後，我才長出一口氣。

後來我每天給她打電話，中午打一個，晚上打一個。內容大概都是：吃了嗎？工作忙不忙？然後向她彙報我的工作情況。有時她會問問我的家庭，聲音很小，我把手機壓在耳朵上還是聽不清，只能回答：「嗯……是的……」每次聊完，額頭上全是汗。

上班的時候，腦海里會浮現她的樣子。我鼓足勇氣買了一捧鮮花，在她家門口等她。那天，她陪我一起去玩，回去後發信息：謝謝你送的花，很好看。

聖誕節快到了，我尋思給她買一件特別的禮物。在一家超市偶然發現一個心形禮物盒，用來裝蘋果她應該會喜歡。平安夜那天，我用袋子把禮物包好，還放了幾個冰糖橘子。一起吃飯的時候，我把禮物給了她，她表示感謝。

但她對我依舊不冷不熱。年底的一天，我早早到她單位門口等她下班。我們並排走著，我嘗試牽她的手，她鬆開了，半天沒說話。晚上我給她打電話，問她對我是什麼感覺。她說覺得我太單純，不會哄女孩開心。我說我正在走向成熟，她說陪我一起走向成熟會很累，她想找一個能懂她、關心她的人。

掛了電話，我一個人坐在地板上，待了很長時間。

從那之後，我的戀愛觀發生了改變。我不再刻意追求愛情，要在不斷完善自我的過程中等待那個對的人出現。我對自己說，要不斷學習，提升自己，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

先養活自己，再實現自己

青春期抑鬱是不幸的。人生的關鍵幾年，一步跟不上，就會被拋出生活的軌道。幸好我沒有頹廢，還在努力適應社會，這或許是我能最終走出抑鬱的重要原因。

大學畢業後，我在汽修廠、4s店做過維修工；嘗試過做銷售、為節目配音；想過經營奶茶店；又遵從家人建議，自學臨床專業。最後都不了了之。

我曾在親戚的公司幫忙，後來選擇離開，獨立進入社會。很快找到一家超市收銀員的工作，邊干邊學習心理學。雖然收入微薄，但我願意從基層做起，靠自己的努力生存。

工作不複雜，但帶著癥狀的我，必須全力以赴。每天，我會提前一個小時上班，做好各項準備。先預習工作流程，清洗打掃，領零錢、密碼紙、發票，備好塑料袋。顧客來了，輸入顧客會員卡號，商品逐一掃碼，解磁扣，收錢，找零；下班前，我請會計核對我的收銀報表，沒有誤差再走……回到家做個小結，工作中存在哪些問題，列出解決方案；哪些方面取得進步，給予肯定。

不久我換崗，調入倉庫煙酒科。我從頭學起，先用鏟車把成堆的飲料拉到後倉，再把每箱飲料搬上倉位，多餘的飲料打成堆轉到外倉。每天下班，紅馬甲上布滿了汗漬。這麼大的工作量，我的身體難以承受。於是我每天增加兩個小時的力量訓練，也不管用，苦撐半個月後不得不選擇放棄。

後來又找到一個維修公共自行車的工作。剛開始，因不熟悉站點位置，維修任務重，我情緒有些焦躁，回到家總是很累。後來，我把工作分成「緊急」和「非緊急」兩類，緊急的優先完成；再把剩下的工作分成「有難度」和「容易」兩類，先處理容易的，等有時間再靜下心處理有難度的。遇到無法處理的問題，及時和同事、上司溝通，尋求解決辦法。就這樣逐漸適應了工作。

這幾年，我做的工作沒有一樣是自己喜歡的，但磕磕絆絆中也學會了不少東西。在4s店掌握了簡單的電氣維修；維修公共自行車開車到處跑，對本地城市道路熟記於心，將來說不定可以做計程車司機。在社會上獨立生存，為我今後考研、學習心理學提供了保障。

這話說的似乎很辛酸，但現實就是這樣殘酷。大學畢業時會有遠大目標，但當夢想無法實現，或者還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時，首先要做的是能獨立生存，不靠父母養活。

重塑社會支持系統

回過頭看，我抑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社會支持系統的斷裂。

小時候，我的社會支持系統是良好的。我在煤礦長大，兒時的記憶充滿快樂和溫馨。那時我最喜歡過年，不用看書寫字，和小夥伴們一起放鞭炮、做遊戲。大年初一，礦里的球場上舉辦各種表演，大人們圍在一起觀看，小孩子擠在裡面湊熱鬧。

後來，棚戶區拆遷，煤礦關井，本礦勞動力向外輸出，整個礦區從繁榮走向衰落。我家也搬到城市，親戚同學之間離得遠，見面機會少，關係逐漸冷淡。左鄰右舍幾個星期才見一面，寒暄幾句便消失在視野之外。我站在小區的樓下，過往人群從我身邊經過，幾年過去，依然記不清他們的面孔。

恰在那一段時間，我抑鬱了，變得自卑、膽怯，不敢與人交往，尤其是熟人。畢業後同學們各奔東西，我的工作不斷變動，和社會隔閡愈深。

很幸運在這時，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兩個契機，其中之一是加入了「渡過」大家庭。

2016年初，我關注了「渡過」，是公號的第一批讀者；而後我給公號投稿，進入作者群。這個群有患者、患者家屬，也有精神科醫生、心理諮詢師、學者、公益人士。他們有科學嚴謹的思維、開放的態度、人性的關懷，給了我強大的支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傳奇故事，堅強、勇敢、智慧，給予我無私的守護與愛。這是我重建社會支持系統的起點。

另一個契機是我開始跑步。我在「渡過」公號上讀到一篇文章，《如何通過跑步治癒抑鬱症》。作者患病後，千方百計尋求自救之道，效果都不理想，最後嘗試跑步，歷盡艱難，終於治癒。這篇文章給了我很大信心。

2016年9月，我下決心開始晨跑。最初缺乏經驗，有次跑完後洗澡，著涼感冒，頭暈，渾身無力。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堅持工作，感冒未愈又拉肚子，這期間抑鬱有加重的跡象。我意識到身體健康對情緒的重要性，決定病好後恢復跑步。

10月初，我的身體逐漸好轉，重新起跑。起初只能跑2公里，漸漸地，3公里、4公里……一個多月後，能跑5公里，對自己有了信心。一位熱心的朋友給我分享了兩篇文章，談如何做跑前跑後的熱身和拉伸，以避免受傷。我按照視頻上老師的動作演示，一步步跟著學。

進入2017年3月，春暖花開，萬物復甦。我在湖邊慢跑，身體重心略微傾斜，作為前進的動力；收腹，挺胸，抬頭，雙眼平視前方，大腿和臀部肌肉拉起小腿，雙臂上下垂直擺動，雙腳與地面輕盈接觸，均勻地呼氣吸氣，所有動作逐漸趨向於同一個節奏。

在不斷奔跑的過程中，我能感受到內心積壓的負性能量，通過呼吸一點點被清空。此時跑步已不再需要毅力去堅持，相反被輕鬆愉悅感所吸引，不想停下來。一望無際的湖面，星星點點的嫩葉，微風吹過臉頰，此時此刻我享受著當下，心中的焦躁感逐漸消失，情緒慢慢趨於平靜。

這時你能感受到胃腸道在蠕動，想到跑完步去吃些什麼美食，或者聯想到跑完後把運動數據分享到朋友圈，得到夥伴們點贊支持。收到一些素未謀面的朋友的鼓勵，內心會有一絲欣喜。

2017年初，有朋友建議我參加跑團。跑團每周六約跑，有專業教練帶我們跑前熱身，熱心人士提供貼心補給；跑步過程中，大家三五成群，按照自己熟悉的配速跑。跑完後，大家暢所欲言，交流跑步心得，越來越像一個大家庭。

堅持跑步一年，我的身體素質明顯提高。過去抑鬱加重，多半是身體不適引起。現在身體狀況好轉，心情愉快，食慾增加，免疫力提高，形成良性循環。

因為「渡過」作者群，我感受到溫暖和肯定，不斷發掘自身潛能；因為跑團，我增強了體質，改善了焦慮抑鬱狀況。這兩大群體重塑了我的社會支持系統。

人生最好的禮物

時至今日，我的抑鬱症已經好轉，同時也在反思：我的病因是什麼？又是怎麼好起來的？

我想，我不是獨特的個案，而是「80後」的縮影。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國傳統家庭格局改變，一家一孩，人物關係單一。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一出生就被裝在一個盒子里，呵護著，封閉著，承載著父母和家族的希望。

從小學到大學，成績成了家長、老師評價孩子的唯一標準。在這種只注重學習、不關注能力培養的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缺乏認識自己、與人溝通、調整情緒的能力，心理不健康的種子就此埋下。

等這批孩子長大到17至27歲，進入人生劇烈變動期，面臨高考、選擇專業、就業、結婚、建立社交圈等各種挑戰，卻突然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決策過，而面對的問題已不再是考試那麼單一，每一項決定都會對未來有著深刻影響。此時的他們，迷惘、惶惑，心智尚不成熟，缺乏社會支持，價值觀很容易倒塌，精神疾病多在這一階段發生。

青少年精神障礙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只能多管齊下，尋求綜合解決方案。就我而言，藥物、心理、社會、運動，我都嘗試過。

首先，儘管服藥效果不明顯，但肯定是有用的。記得最後一次在北京聯合會診，醫生覺得我用藥無效，乾脆大幅度減葯，只留舍曲林一種。沒想到，減葯後我的狀況反而慢慢好轉。我後來才認識到，我的病，不是抑鬱症，而是神經症；我的焦慮、強迫等神經症表現，存在一定的生物因素，目前藥物無法根治。

這就是說，我是由神經症引發的抑鬱癥狀，抗抑鬱藥物只能緩解抑鬱，不能去除焦慮；用了大量的抗抑鬱葯，其副作用會影響情緒，加重各種癥狀。這或許是為什麼減葯後，我反而逐漸好轉的原因。

從剛開始排斥用藥，私自停葯；到重新治療，尋找適合自己的葯；再到大劑量聯合用藥；再到單葯維持——這是我的全部用藥經歷。

我不後悔當初接受藥物治療，畢竟藥物不是對所有人都有效。在黑暗中摸索，從失敗中吸取經驗，這個過程是艱辛的，必須懷著一顆勇於嘗試的心，敢於承擔藥物無效和副作用，才能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案。

其次，心理諮詢對我是必要的，但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諮詢師，很不容易。後來我自學心理學，做自己的心理諮詢師，反而逐漸有了效果。

具體而言，人本主義是我運用的主要理論；精神分析讓我了解到疾病的深層原因，以及童年成長經歷與疾病的關係；森田療法讓我不過度關注自身癥狀，全身心投入生活；認知行為療法讓我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每當陷入自我否定時，我會寫進步日記，列出最近取得的成就，防止對自己苛責。

目前我最常用的是認知行為療法。遇到問題，先行為激活，以正面積極的狀態替換抑鬱消極的狀態，獲得可掌控感；繼而實施認知改善、思維監控、情緒條件反射，同步做家庭作業；最後解決導致抑鬱的心理創傷、人格問題。這是一個系統化的集群技術。

再一個經驗，就是獨立謀生，融入生活。這些年，我從來沒有因為抑鬱放棄工作。我知道，一旦脫離社會，只能離正常的生活漸行漸遠。哪怕工作不如人意，哪怕遭受冷眼和蔑視，我也得咬牙堅持。

這些年我自學心理學，很喜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他把人類的最高需求定義為「不斷實現潛能、智力和天資」「完成天職、命運或稟性」「在個人內部不斷地趨向統一、整合或協同動作」，我由此想到，生存只是我的最低需求，只有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活著才談得上價值。

那麼，我的方向在哪裡？自我審視，患病這十年，正處在青春期，經歷了高考、就業、建立社會關係等各方面的挑戰。我艱難地走完了這個歷程，有義務和那些還處在抑鬱漩渦中的弟弟妹妹們分享一些經驗，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確立了人生方向：自學心理學，通過考試拿到學士學位；再考心理學研究生，把青少年抑鬱作為主攻方向，實現自我價值。

抑鬱讓我深刻思考生命的意義，如果沒有抑鬱，也許我永遠無法知道自己為何而活，未來將走向何方——這正是抑鬱帶給我的最好的人生禮物。

生活在繼續

我們在礦區邊走邊聊，不知不覺過了兩個多小時。整個礦區走了一遍，多年盛衰盡收眼底。

準備離開礦區時，趙偉說了一句：「我姥姥和姥爺還住在這裡。」

我一愣，問：「不是都搬走了嗎？」

趙偉說，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大多數都走了，還有一批老職工戀舊，不願意離開；有的搬進城，最後還是回到這裡。比如他姥姥、姥爺退休後，礦上給他們在城裡安排了房子，但老兩口把房子讓給兒女，自己回礦上住。他是姥姥姥爺帶大的，現在隔三岔五也會回來看望姥姥姥爺。

時間還早，我提議去看看，趙偉就帶我來到了煤礦工人村。

在中國，煤礦是個勞動密集型企業，特別是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老礦，職工人數眾多，要配套各種生活福利設施。權台煤礦也是這樣，礦區之外有生活區，職工宿舍、食堂、醫院、學校、郵局、糧站一應俱全，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小社會。

來到工人村，發現這裡比廢棄的礦區要興旺得多。一排排筒子樓、平房，雖然年久失修，呈現出老舊破敗的模樣，卻人煙稠密，只是很多人家已是外地的租戶。

趙偉說，那時他家在村西頭，屋後是勞保辦，老年人總在那娛樂，小時候隔著窗戶就能聽到姥爺打牌的喧鬧；姥姥家住在村東頭，旁邊就是學校，每天上學他從姥姥家門口經過時，總要吆喝一聲：「姥姥，我走了！」……

姥姥看到我們突然到來，意外且高興。這是一座有了幾十年歷史的老宅，房間狹小昏暗，擺設都很陳舊，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感覺。老人家八十多了，身體康健，衣著整齊，白髮梳得一絲不亂。看到趙偉，滿眼都是慈祥。

趙偉又到裡屋看姥爺，老人躺在床上沒有動靜。姥姥說，他聽不見，過去在井下挖煤，打眼放炮，把耳朵震聾了；後來又得了矽肺病，喘氣費勁，只能在床上躺著。

兩個80多歲的老人這樣生活著，我心情很壓抑。但趙偉的姥姥卻是快樂的，也許是看到我們高興吧，她一刻不停地說著話，中氣十足。這麼健康樂觀，多少讓人覺得些許安慰。

說話間，姥爺在裡面叫喚，姥姥趕緊去照顧。趙偉對我回憶起小時候的場景：姥姥推著四輪車，他坐在車前頭，姐姐坐在車後頭；再往後，姐弟倆大了，小推車帶不動了，姥姥改成拉貨車，他在前面跑，姥姥在後面推著；有一次他生病，姥姥見他放學沒來，知道他在醫院了，端著熱氣騰騰的飯菜送到他面前……

正說著，樓外突然傳出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震耳欲聾。在這昏暗得空氣似乎凝固的小房間，聲響雖然吵鬧，倒也顯出生氣。

又坐一會，我們就告辭了。趙偉的姥姥送我們出來。一出樓，見到陽光麗日，外面圍滿了人，熱熱鬧鬧。這天是雙日子，小小的工人村有一家在辦婚事。新娘新郎身著盛裝，款款而行；一長串黑色的轎車，排場一點不比城裡差。

煤礦衰落了，但生活在繼續；那滿地的紅色鞭炮紙屑，就像是鮮艷的梅花。

（本文自述部分為趙偉所作、張進整理）

本文作者張進六年前患重度抑鬱，病癒後開始研習精神健康問題，先後出版了《渡過：抑鬱症治癒筆記》、《渡過2：接納是最好的治癒》。2015年創辦了精神健康公號「渡過」。2017年，騰訊穀雨計劃支持其在全國範圍內啟動抑鬱症患者尋訪計劃，完成新著《渡過3：治癒的力量》。

（歡迎關注穀雨實驗室「ID:guyulab」微信號，跟我們一起聊聊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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