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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義執言:不怕死的東漢太學生劉陶

原標題:仗義執言:不怕死的東漢太學生劉陶


仗義執言:不怕死的東漢太學生劉陶


東漢時的官辦大學己經具有一定規模了,當時稱之為太學,主要是為各級官吏培養後備人才。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是「舉孝廉」,所以能進這個太學校門的多是皇親國戚和士大夫階層。東漢的太學與朝廷,特別是與士大夫官僚階層的關係十分密切,所以太學生能夠直接參与議論朝政,這是一個能講話、敢講話的地方,也因此經常捲入朝廷的政治鬥爭。在東漢太學中,有一個叫劉陶的太學生,就是一個在朝議中,敢於仗義執言的典型人物。


劉陶,字子奇,又一名為偉,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濟北貞王劉勃之後裔。劉陶為人簡約,不拘小節。與之交友,必須志同道合,如果志向不同,既使是富貴之人也不與相交;如果志趣相投,既便是貧賤之人也不改結交之意。同宗賢德名士劉愷非常器重他。漢恆帝時,劉陶正在太學讀書。


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七月,全國有三十二個郡與封國,發生了蝗災及黃河水災,百姓因飢餓窮困而逃荒流亡的有幾十萬戶,其中冀州最為嚴重。於是,朝廷下詔,任命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因為朱穆是個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敢作敢為的人,所以,冀州官員聞聽朱穆要來上任後,解印棄官而逃的就有四十多人。朱穆到任以後,首先是上奏彈劾各郡的貪官污吏。看來,朱穆整肅貪腐的力度很大,貪官污吏有的自殺了,有的死在了獄中,官場風氣也開始廉潔了。此時,在宮中操弄朝政的大宦官趙忠的父親死了,歸葬在冀州管轄的安平老家,喪事辦得超規越制,安葬時使用了帝王才能使用的玉匣。朱穆知道後,命令安平郡守前去調查,官吏們都害怕辦事認真嚴厲的朱穆,於是,便掘墓開棺,出屍查驗。一貫在朝中作威作福的趙忠,如何受得了如此奇恥大辱,他氣急敗壞地跑去向漢桓帝告狀。桓帝聞之大怒,便下詔把朱穆押解到廷尉府(司法檢察部門)處理。結果,朱穆被判刑到左校去勞改做苦工。


這件事引起了太學生們的強烈不滿,以劉陶為首的太學生組織了幾千人到宮門上書為朱穆申訴(這比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要早一千七百多年),書中說:「我們看到己經成為刑徒的朱穆,是個辦事公正,憂國憂民的人,從陛下任命他為冀州刺史之日起,他就立志清除姦邪小人,懲治貪惡勢力。那些深得您寵幸的宦官,他們的父兄子弟都散布在各州郡,這些人依仗權勢,竟像虎狼一樣兇惡,隨意吞食小民百姓,所以朱穆為國為民懲治這些壞人,是順天意、得民心的好事。但卻使得宦官們對他十分仇恨,由是,他們誹謗攻擊、造謠污衊,竟用刑事罪判朱穆去左校勞改做苦工。天下人都認為,朱穆如同大禹、后稷一樣勤勞,卻遭到共工、鯀一樣的懲罰;若死去的上古聖人泉下有知,唐堯一定會在崇山發怒,虞舜一定會在蒼梧忿恨。當今的宦官近臣,竊持了國柄,他們手中握有封賞生殺的大權,他們口中說出的就是王命國法。他們的封賞,可以使快餓死的奴隸變成比季孫還要富有的富翁;他們的污衊,則可以使伊尹、顏淵這樣的聖人變成像夏桀、盜跖一樣的惡人。而朱穆一身正氣,為了懲辦這些壞人,不顧身家性命。這並非朱穆厭惡榮耀而喜歡受辱,也非朱穆厭惡活而喜歡死;是他感到了如今王法不振,從而擔心朝綱久亂,所以他滿懷憂慮、盡心竭力,他所辦的事都是在為皇帝作長遠打算。我們願意戴上腳鐐,接受黔刑,代替朱穆做苦工。」很有意思的是,漢桓帝看了劉陶如此激烈的奏章後,竟然赦免了朱穆。

事過兩年,即漢桓帝永壽元年(公元155年)二月,司隸、冀州發生饑荒,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太學生劉陶又向皇帝上疏陳事道:「上天與皇帝,皇帝與百姓,猶如頭與足的關係,必須相互依靠才能行動。陛下的眼睛看不見鳴條的戰事,陛下的耳朵聽不到戰車的聲音;陛下的肌膚不會在天災時受到痛楚,陛下的聖體不會在地震、日食、月食中受到損傷;所以就不在乎日、月、星出現凶兆的警告,從而輕視上天的震怒。我想到高祖初起之時,只是一個布衣百姓,他收聚散亡的民眾和受傷的士兵,最終克服困難成就帝業,靠的就是艱辛勤奮;這才使得帝位一代代傳下來,直至陛下。陛下既然不能給祖先增添治國的榮耀,又怎麼可以忽視高祖艱辛勤勞成就的這一份帝業,而隨意將大權予人,國柄亂授呢?宦官群醜有了生殺予奪大權,就可以任意傷害百姓。這是讓虎豹在麂場建窟,讓豺狼在春園乳崽;使商賈成為窮困的冤魂,使貧者成為饑寒的餓鬼;讓死者在墓穴中悲傷,讓生者在朝野間憂愁;這就是我為之悲痛,長懷嘆息的原因呀!秦朝將亡之時,正直敢諫者被處死,阿諛諂媚者受賞賜,規勸的忠言被堵塞,而國家的政令卻出自於奸佞之口;縱容閻樂在咸陽專權,授予趙高為中車府令,大權旁落而不知,國柄離身而不問。古今一理,成敗同勢,希望陛下能遠觀強秦之傾覆,近察哀、平之禍變;則得失禍福,一目了然。愚臣又聞聽,國家危難時非仁政不能扶持,社稷混亂時非賢智不能拯救。竊以為,前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的同鄉李膺,都是品行端正,高尚忠貞的人,確實是中興之良臣,國家之柱石,應召回朝廷,輔佐王室。臣膽敢在忌諱很深的當朝說這些不合時宜的話,猶如冰霜見到了太陽,必然會被消滅。臣開始還為天下之可悲而感到悲哀,而如今天下卻要為臣的愚昧感到悲哀了。」奏章上報後,漢桓帝沒有理睬。不過,對於這篇敢於直指皇帝的奏章,也確實讓人為太學生劉陶的勇氣所嘆服。


劉陶以後做了諫議大夫,照樣執言上書,抨擊朝政,揭露宦官的惡行,並指出天下大亂都是由宦官所引起的。到了漢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劉陶借西羌叛亂上書皇帝,指出國事之亂皆起於宦官,並揭露了宦官禍國殃民的罪行。宦官們隨即共同誣陷劉陶與叛賊有來往,並把他抓進黃門北寺監獄,進行拷打審訊,而且用刑一天比一天殘酷。一天,劉陶對皇上派來的使者說:「我恨不能和伊尹、呂尚同類,與孔子所說的商代三位仁人微子、箕子、比干為伍。如今,你們上殺忠心正直的大臣,下害苦難憔悴的百姓,這種局面是不會長久的,到時候你們後悔就來不及了。」說完後,竟自己閉氣而亡。「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見《後漢書.劉陶列傳》)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在中央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中,仗義執言、犯顏直諫的結果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在政治清明時期,可能會對促進國家的發展進步提供幫助;另一種是在朝政敗壞時期,非但無法改變國勢的頹廢,反而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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