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選讀——《菊與刀》

魯思·本尼迪克特，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1887年6月5日生於紐約，1909年畢業於瓦薩爾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亞斯專攻文化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其代表作《菊與刀》。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文化與人格理論（心理人類學）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認為，人類文化各有其不同的價值體系和特徵，呈現出多樣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給人們的各種行為以意義，並將各種行為統合於文化整體之中的法則。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為各種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

美國全力以赴進行的所有戰爭中，與日本的戰爭是最讓他們感到頭疼的。在和其他國家打仗時，根本不用花太多時間來考慮兩個民族在思維方式、習慣上的差異。比如在1905年的美俄戰爭中，美國的對手就是一個在文化上不屬於傳統西方陣營、同時又很精銳的民族。西方人覺得，即使是在戰時，也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符合人性的戰爭慣例，但在日本文化里是沒有這些概念的。因而，美日在太平洋上進行的戰爭就不僅僅只是島嶼海灘的登陸行動問題，也不僅僅只是後勤供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了解「敵性」成了最核心的問題。要對付日本，我們必須首先了解日本人的行動意圖。

這其間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打開緊閉的國門已有七十五年了，如今人們提及日本人時，仍對他們一系列令人極為迷惑的「但是，又……」等詞句記憶猶新。這類詞句極高的使用頻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任何一個嚴肅負責的人文社會學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在談及其他民族時是不會一方面說這個民族彬彬有禮，同時又加上一句說：「但是，他們又很蠻橫、傲慢」；他也不會既說這個民族頑固不化，又說：「但是，他們也蠻適應激烈變革的」；同理，他也不會既說該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命令；不會既說該民族忠誠、寬厚，又宣稱：「但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不會既說他們勇敢無懼，又描述他們如何怯懦；不會既說他們在做事時很照顧別人的感受，又說他們其實更關注自己潛意識裡的思想；不會既講他們規規矩矩遵守軍隊中的規則，又描述他們是如何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亂；也不會既講該民族如何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的頑固保守。任何一個嚴肅負責的觀察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是不會在一本書渲染該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視演員和藝術家，如何醉心於菊花栽培；而在另一本書中卻筆鋒一轉，大肆描述該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劍和武士的榮譽。

然而，所有上述這些矛盾卻成了日本論著中縱橫交織的經緯。而且，這些矛盾都實實在在地存在於現實生活之中。刀與菊便是這樣一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的；是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的；是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的；是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的；是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的；是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的；是既勇敢而又懦怯的；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他們十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而當別人對他們的劣跡毫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擊倒。他們的士兵規規矩矩，但骨子裡他們又生性叛逆。

既然了解日本人已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就不能再對上述相關的令人煩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一系列棘手的問題正等著我們解決。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日本是否會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日本的皇宮？從日本戰俘身上，我們可以找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對日軍和日本本土人民我們應採取哪種輿論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國人的生命，又消磨日本人那種頑固抵抗的意志？這些問題即使是那些所謂的「日本通」也會眾說紛紜。如果戰爭結束，為了保持世界和平，我們應該對日本人實行永久的軍事管制嗎？我們的部隊是否準備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與那些瘋狂的頑固分子決一死戰呢？在戰爭還未結束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類似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如果發生，誰將領導這次革命呢？如果沒發生，那是否意味著日本民族只有等待滅亡？對這些問題的預測肯定是千差萬別的。

我的工作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美日兩國正在打仗，往往在戰爭中很容易詛咒和痛罵敵軍，但要真正了解敵人卻並不是那麼容易。而這正是我進行研究的目的。核心問題是日本會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地會如何行動。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訴自己必須把日軍在戰爭中的一切行動都看作「正值」，即有價值的資料來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也就是不利條件來看待。對日本發動戰爭這個事件本身，我應該把它當作一個文化問題來研究，而不是當作一個軍事問題來看待。與在和平時期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人的特點。那麼，日本人在對待戰爭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呢？看看日本的將領都在做些什麼吧！他們在鼓舞士氣、消除疑慮、激發潛能——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在戰爭中他們把什麼視為最核心的資源？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只有這樣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美日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的研究造成影響——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的念頭，而這種調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去日本，也無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親自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酸甜苦辣；我無法親眼目睹他們作決定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當時唯一一部有參考價值的書就是人類學家約翰·恩布里(JohnEmbree)的《須惠村》，但我們在1944年所遇到的許多關於日本的問題，在那本書里卻還未涉及。

儘管困難很大，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卻相信，還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險的方法——即與被研究的民眾進行直接接觸來進行研究。在美國有一些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通過與他們交流，我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戰爭的，他們的觀點給了我很多啟示；我想，這種啟示對每一個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類學家都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其他的社會學家多是通過採用分析圖書文獻、歷史事件、統計資料，及日文的報紙來從事日本研究的。但我深為確信，我們真正想要知道的東西，更多是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的。因此，從生活在那種文化的人開始研究，收穫可能會更大一些。

然而，這並不意味我不去查閱資料，也不意味著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過的外國人請教。通過大量閱讀有關日本的文獻以及傾聽西方日本專家的意見，我的研究工作開始初見成效。這些優勢是那些研究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地的人類學家們所沒有的，因為這些民族基本上沒文字，不能用文字、筆墨來記錄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對這些地域風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民族的歷史，這意味著實地調查的學者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先驅學者的幫助下，探索這些民族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層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卻有許多學者的遺產可以繼承，文獻中有許多對現實生活細節詳盡的描述：西方學者詳細生動地記載了他們的生活經歷，日本人自己也寫了不少自身不尋常的心路歷程的書。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強烈描寫、剖析自我的衝動，他們既寫日常的生活瑣事，也寫他們宏偉的全球侵略計劃，其露骨程度實在讓人驚訝。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這樣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時經常會忽略一些關鍵性的東西，可能這些對他們來說太熟悉了吧。就如同呼吸的空氣，已經習而不察、視而不見了。美國人在寫美國時也是一樣。儘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較喜歡剖析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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