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譜系及全球接力賽

一件事物，但凡和主義沾邊，便意味著有極大的可能會導致人們各說各話。民族主義自然也不例外。

在光譜的一端是構建派，也即認為民族和國家是被政治力量和想像的行動所「構建」的，而非像活的生物體那樣生長起來的。而構建派內部也並不同意，基本上又分為三派。

一派以人類學家、哲學家歐內斯特·蓋爾納為首。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和城市化及工業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蓋爾納指出，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早期的歐洲，以及 20 世紀 30 年代後的亞洲和非洲，正是聚集在新的城市中心的人們，才最可能把自己描述為統一的民族，並要求國家的地位。比如，正是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和義大利人在 19 世紀維也納的混戰，以及他們對資源和工作崗位的競爭中，才使這些「種族」間的區別固定化，並推動了他們對國家自治的要求。

可以說，蓋爾納的理論是一個現代化版的民族主義理論。在這種理論看來，民族主義隨現代化的腳步從西方傳到東方，再傳到南方，最後來到 20 世紀的非洲，這個最終被資本主義和城市化所滲透的「最後的大陸」。

但蓋爾納的理論有比較明顯的 bug，因為也有許多例子表明，生機勃勃的民族主義運動出現在工業化水平很低的社會中。對這些案例的解釋，霍布斯鮑姆的解釋更為有力。霍氏認為，民族主義是國家自身的產物，完全是權力原則運作的結果。換言之，民族主義在國家之後到來，而非相反。比如，拉美的民族主義是在 19 世紀二三十年代獨立國家建立後形成的，而非在此之前產生的。而比利時的民族主義，也是在比利時王國從一系列語言混雜的北歐地區脫穎而出後，由政府所扶植起來的。

在這種民族主義範式中，新的政治精英通過有意識的政策創造了民族主義。國家推動了大眾教育，劃定了公民身份及其稅收，與此同時創造了「他者」——排除並囚禁了一些民眾。製造民族主義的緊迫感，被資本主義的需要、社會主義的崛起、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和對動亂的恐懼所加強。這一時期政府開始進行常規的人口普查，並通過使用護照制度來控制移民。所有這些政策都有意或無意指向加強民族主義感，使人們不得不選擇一個民族國家。

但這個理論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在那些既沒有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城市主義，也沒有建立強大國家的地區，人們依然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又該如何解釋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散發著人類社會學觀點的民族主義發生論應聲登場了。它強調想像和共享感而非權力和資源的變化，在民族主義發明中所起的作用。民族是「印刷資本主義」創造的「想像的共同體」，書籍和報紙在全世界廣為擴散，在那些精英以及後來閱讀書籍、報紙的普通人的頭腦中刻上了一種歸屬感。

很有解釋力。但在亞洲、中東和北非這些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民族主義運動大都在現代工業城市化和印刷資本主義的廣泛傳播前就產生了。在這些社會中，城市化在 19 世紀結束前很少超過 10%，男性的識字率可能僅有幾個百分點。其實，即使在歐洲社會，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推動作用，可能也不如安德森想像的那麼強大。有資料顯示，1848 年歐洲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份，主要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報紙僅僅訂出了 250 份。

或許這就是主義們的宿命，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涵蓋所有的事實，遑論處於光譜一端的理論。在有些情形下，在光譜另一端的「舊式愛國主義」樣式的民族主義，也不乏解釋力。19 世紀晚期思想家和「愛國者」認為，民族主義很早就存在於語言和宗教方面相對同質的社會，也因此現代民族國家更多脫胎於那些早期有著共同語言和文化的社會。今天大部分文化民族主義者仍持有這種觀點。

對於那些構建民族國家隊伍中的後來者而言，這種「愛國民族主義」也頗有解釋力。構建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努力有成有敗。一些亞非地區的統治集團之所以能在 19 世紀末彙集更積極的民族主義，是因為這些民族主義紮根於一種早已存在的共同目的感中，並在共同的語言和古老的地區聯繫中得以反映，而且這種民族主義經常被相對長命的中央集權國家和有效力的政府傳統所加強。

此外，19 世紀晚期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現象，也不僅是國家或其精英塑造的產物。來自貧窮和下層群體中的人們尋求一種他們自認為是自己國家的邊界。有時來自國家邊界之外的移民在激發統一國家領土的熱望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到美國或澳大利亞的愛爾蘭移民，以及到夏威夷和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對愛爾蘭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出現分別起了重要的作用。

處於光譜中間的則是戰爭導致民族主義起源論。可能因為左右逢源的緣故，這種「戰爭民族主義」似乎可以貫通從舊式愛國民族主義到城市化、國家和印刷資本主義版的民族主義，並能從戰爭的角度將歐洲及非歐洲地區的民族主義連結起來。

這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是 19 世紀戰爭、叛亂和國際衝突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國家、城市化和印刷資本主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戰爭是民族主義的起源，雖然到後來民族主義也日益成為戰爭的根源。

在戰爭導致民族主義戰爭起源論者看來，1780-1815 年和 1848-1865 年這兩場相互關聯的世界危機大大推動了初始的民族認同的產生。

首先來看第一次世界危機。比如不列顛的身份認同是在同法國的長期戰爭尤其是 1780-1820 世界危機期間形成的。拿破崙在歐洲的征戰刺激了德國、義大利和俄國民族認同的產生。同樣，法國和俄國的入侵使奧斯曼人、埃及人和其他北非人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弱點，從而決定重組自己的社會。

接下來，1848-1865 的第二次社會危機進一步催生了全球範圍的民族主義構建。美國迅速的社會變革和聯邦的重建，形成一種更加旺盛的美利堅民族感。1860 年前，在美國就一直有一種愛國奉獻的理想，然而是內戰以及美國後來對國際事務的日益參與，才培育了一種更加強大的美國民族主義。在歐洲，兩個新的民族國家德國和義大利的出現，以及另外兩個國家法國和奧地利蒙受的恥辱，打破了歐洲大陸在其疆域內關於外交和軍事競爭的平衡，促進了新一輪民族情緒的高漲。

而 19 世紀中期發生在歐亞大陸的戰爭，使日本德川幕府晚期的精英確信要自強。在印度，1857 年大起義和英國新的入侵迫使沿海地區的商人和專業人員重新思考他們在帝國中的位置。接下來，日本的統一、英國在南亞咄咄逼人的統治，以及歐洲對中東的進攻，在亞非的精英和商人中產生了新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繼而在殖民地政府中產生了新的公開的對自治的要求。

這種來自全球範圍的本土民族主義對殖民主義的反彈，和歐洲內部民族主義的競奪，又導致歐洲帝國建構的速度在 19 世紀晚期的加快——帝國擴張的新階段是與歐洲、美洲和日本的民族國家的完全出現及歐洲之外民族運動的崛起同時發生的。

接下來，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互動，民族主義又開始了新一輪接力賽。在東歐，1878 年巴爾幹戰爭後，被一個重樹自信的俄羅斯所鼓動的泛斯拉夫主義，開始把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部分分割成一些小的、好鬥的基督教國家。當英國在 1882 年佔領埃及時，他們面臨著一個軍官、伊斯蘭教士和地主聯盟的反對，這預示著在一個以前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南部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民族認同感。在亞洲，印度國大黨在 1885 年的成立，以及沿海和海外的華人在 19 世紀 90 年代對滿清政府的尖銳批評，都體現了新的亞洲精英建立「自己」萌芽中的民族國家的渴望。

當然，在戰爭導致民族主義起源論者看來，更高漲和更廣泛的民族感不僅是澎湃洶湧的全球戰爭的結果，它也反映了地區間交流和進行意識形態調適的新機會。在 19 世紀 20 年代，印度改革家羅伊能在加爾各答的英文報紙上閱讀關於後拿破崙時期歐洲革命的評論，並撰寫關於民族自決的文章。在 1914 年前，胡志明曾在他的法國教科書中閱讀關於美國建國之父托馬斯·傑斐遜思想的論著。

此外，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構建的思想和模式，也不僅僅是從西方傳到其他地區，到 19 世紀 80 年代，日本自己的混合現代性業已成為其他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者效仿的有力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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