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夫：從農民之子到國家副主席
原標題：烏蘭夫：從農民之子到國家副主席
王樹盛念到
「烏蘭夫同志去世
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時
習仲勛喊了停
「加個『最』字，是『最親密的戰友』」
1987年8月烏蘭夫率團參加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大慶期間，和身邊工作人員在新城賓館散步。烏蘭夫右後側為王樹盛。圖/受訪者提供
「紅色之子」烏蘭夫
本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43期《中國新聞周刊》
1984年盛夏，北京後圓恩寺6號院。78歲的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烏蘭夫穿著一件白色的長袖襯衣，坐在老式沙發上。窗式空調靜置著，怕烏蘭夫受涼，沒有開。
全國人大民委辦公室秘書處負責人底潤昆和烏蘭夫的機要秘書康增玉在烏蘭夫的上衣口袋別上一支錄音筆，開始為他做口述，以籌備回憶錄的寫作。
底潤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當時建議烏蘭夫，在口述環節可以自由地談，在寫稿環節再進行核實和把關。烏蘭夫同意了。
錄音筆打開，烏蘭夫從頭細述。
雲澤，字時雨
30歲以前，烏蘭夫並不叫「烏蘭夫」。
1906年，他出生在內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個蒙古族農民家庭。這是一個蒙漢混居的村子，他的父親雲二明亮是大字不識的莊稼漢，祖父雲根元小時候讀過幾天私塾，在村裡當「保十戶」。他是在迎春之際出生的，祖父就給他起名「慶春」，上學前，又給他取學名「雲澤」。
「我這個人從小自尊心就很強，不願意讓人背地裡說我什麼，做什麼事更是不甘心落在別人後面。」他回憶幼年時說。
在歸綏中學求學時，雲澤一米八幾的個頭兒很顯眼，參加遊行時總是前面打旗的那一個，還負責帶頭喊口號：「廢除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愛國民眾團結起來，堅決抵制日貨！」他平時不善言辭，但發表演講時卻如有神助，滔滔不絕，能把從《新青年》上學的道理都講出來。
1923年，雲澤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學習。這時，他有了個蒙語名字——烏雲達賴。
在這裡，他結識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學校發生了驅趕校長的運動，中共北方區委注意到了，這年冬，李大釗、趙世炎、鄧中夏等人來到學校，通過個別談心、介紹書刊、吸收聽講座的辦法，傳播馬列主義。年底，雲澤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按李大釗的指示創辦了刊物《蒙古農民》。刊物只辦了四期，在他離校時就停辦了。
1925年9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黨員。10月，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那是他一生中很快樂的一段日子。他學習勤奮，每天晚上12點多睡下，凌晨3點多就起床學習。他的俄文很出色，還是學校排球隊隊長，經常率隊與同在莫斯科的東方大學排球隊打比賽，幾乎場場不敗。
中山大學伙食很好，有牛奶、雞蛋、白麵包、香腸、魚子醬、點心，全是西餐，一日五餐。後來在學生要求下，改成了一日三餐，請了中國廚師做中國菜，中餐西餐自選。
雲澤的俄文名是拉舍維奇。他的同桌叫尼古拉，一口他聽不懂的江浙話。「這些江浙來的同學，他們關係十分密切，經常在一塊吃吃喝喝，說東道西，反正我也聽不懂，他們既不肯理我，我也不理他們。」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傳到中山大學後，全校師生連夜在大禮堂集會。雲澤是第四個跑上台發言的，沒有準備，也沒有發言稿。尼古拉也登台講話，情緒之憤慨、言辭之尖利，超過了其他任何人，並聲明要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直到這時，雲澤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蔣經國。兩人慢慢熟絡起來。他不愛吃白糖，蔣經國經常偷偷把他的白糖吃掉。
1928年，他從中山大學畢業，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做了一段時間教學翻譯，第二年6月奉命秘密回國。他帶回了一本俄文版《資本論》，從此終身攜帶在身邊。
回國後，雲澤以「雲時雨」的名字（他字「時雨」）在綏遠地區從事地下工作，秘密發展中共黨員，培養民族幹部。不久後，接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書記一職。
1933年，蘇尼特旗扎薩克親王兼錫林郭勒盟代辦署理盟長德王發出「高度自治」通電，日本駐天津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與之會晤，有意扶持其在蒙疆建立「滿洲國」式的「大蒙古帝國」。雲澤參與領導發動了百靈廟武裝暴動，打擊了日軍利用蒙古族上層西進的計劃。
1938年4月底，雲澤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要他速去延安報告請示工作。他以前一直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接到電報後立即騎著毛驢前往延安，毛澤東親自向他布置了工作。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雲澤積極做工作，將以百靈廟暴動隊伍為基礎組建的蒙旗獨立旅擴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簡稱新三師），他擔任政治部代主任。「雲時雨」在部隊的聲望極高，是實際掌握部隊的領導人。這支部隊被稱為穿著國民黨軍裝的八路軍，被中共中央譽為「內蒙古民族中最先進、最大的抗日隊伍」。
在反共高潮中，根據中央指示，1941年，雲澤等身份暴露、影響較大的共產黨員離開部隊回到延安。
為了保護繼續潛伏下來的共產黨員，回到延安後，「雲時雨」化名「烏蘭夫」，意為「紅色之子」。
1947年4月，在中共的領導下，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雲澤被選為自治政府主席，成為內蒙古的地方最高領導人。當地政府向蒙古族群眾贈送領袖像，一張是毛澤東的，一張是雲澤同志的。
「在多年的曲折鬥爭過程中，內蒙古人民找到了他們自己真正的革命領袖——雲澤同志。內蒙古任何一個假仁假義的封建上層人物，在雲主席的革命立場、光榮歷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響。」《人民日報》在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時寫道。
「他們有衛星讓他們放去吧」
1949年12月2日，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決定，內蒙古自治政府改建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自治區政府機關由烏蘭浩特暫時遷駐察哈爾省會張家口，等待以後移駐歸綏市（即今呼和浩特）。
當時在察哈爾省工作的王樹盛從那時起就經常聽到「雲澤同志」的名字了。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50年春節，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給察哈爾省委機關送來了羊肉、黃油等過節禮物。領導招呼說：「雲澤同志給大家送過節的禮物了！」那年勞動節，張家口舉行慶祝大遊行，遊行隊伍打著馬恩列斯、毛澤東和各國共產黨領袖的像，內蒙古的遊行隊伍里還打著雲澤的像。
但在內蒙古自治區之外，人們已只知有「烏蘭夫」，不知有「雲澤」了。
早在建國前夕，在新政協籌備期間，「烏蘭夫」這個名字已經正式見於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名單之列，後面加上括弧，註明「雲澤」，作為過渡。而在內蒙古自治區範圍內，這個過渡的時間很長，具體什麼時候徹底改稱的，王樹盛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是50年代。
1958年5月，王樹盛調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處擔任秘書，開始直接在烏蘭夫身邊工作。
他印象中，烏蘭夫體魄魁偉健壯，愛穿中山裝，儀錶堂堂，舉止瀟洒。他工作很忙，作風明快，凡是需要他批的文件，送到他手上，很快就批。
王樹盛來到內蒙古不久，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就開始了。全國各地颳起了浮誇風，不少地方開始放「高產衛星」。烏蘭夫說：「他們有衛星讓他們放去吧，咱們沒有衛星，就老老實實地不要放。」
在大躍進的風潮中，內蒙古一直慢半拍。自治區黨委先是提出牧區暫時不辦人民公社，後來擋不住，就提出仍然實行生產隊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不辦集體食堂等。
三年困難時期，烏蘭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學者和專家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就以「參觀訪問」的名義，先後將葉聖陶、曹禺、老舍等幾十名知名學者請到內蒙古來。這些人戲稱，自己是來「抓膘」的。
當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區不少孤兒院里的孤兒嚴重營養不良。一次開會，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遇到了烏蘭夫，向烏蘭夫求援，問他能不能給孩子們搞一點兒奶粉。那時，內蒙古的很多乳品廠也都停產了。烏蘭夫就說，調奶粉只能解決一時困難，最好是把孩子們接到內蒙古交給牧民撫養。
在蘇聯莫斯科中山 大學學習時的烏蘭夫。 圖/受訪者提供。
1960年至1964年，內蒙古各地先後接收了3000多孤兒。年幼患病的孤兒先送到育嬰院治療，年齡大一點、身體好一些的直接送到牧區，讓他們上學，學說蒙古語，學騎馬、打獵。有的牧民家庭甚至收養了五六個，還有的從幾百里外趕來領養。烏蘭夫要求：「收一個，活一個，壯一個。」他每次到牧區檢查工作，都要了解這些孤兒的情況。
除了一直擔任內蒙古的黨政軍一把手，烏蘭夫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1960年重建大區中央局時為華北局第二書記），以及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成為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少數民族領導人。
1951年，21歲的底潤昆進入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辦公室工作。他記得，50年代初期，開了兩次會議，都是聽烏蘭夫作報告，談內蒙古經驗。民委向全國發布了一份《牧區工作經驗總結》，也主要是總結內蒙古的經驗。
不過，烏蘭夫很少在北京，他經常對另一位副主任劉格平說：「你們有事兒就商量下，有需要給我打個電話就行了。」
1954年，國務院成立，烏蘭夫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這一年，還成立了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底潤昆隨劉格平調到了全國人大民委。
那時，全國人大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經常一起開會，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1959年後又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經常在會上講話。他風趣幽默又能說，底潤昆和同事們都很愛聽。
1961年春節前夕，烏蘭夫邀請習仲勛夫婦等到呼和浩特過春節。習仲勛認為烏蘭夫在內蒙古的工作很有成績，他也提出建議，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漢族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都應加強團結。烏蘭夫很贊成這個意見。
最困難的50多天
1963年5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三次華北局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召開，部署華北地區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烏蘭夫參加了會議。
直到9月，烏蘭夫才下決心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卓資縣搞四清運動試點，但依然要求從實際出發，「慎重穩進」。
內蒙古行動遲緩，很快引起了華北局主要領導的注意。1964年三四月間，華北局特地到呼和浩特召開書記處會議，指導運動。這次會上，華北局領導多次插話，批評內蒙古。
在1947~1952年間，烏蘭夫提出，在畜牧業地區進行民主改革，「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後，內蒙古制定了對牧主經濟的和平改造方針，提出「政策要穩，辦法要寬，時間要長」。
有人將之翻了出來，問他：「過去『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現在『不鬥、不分、不劃』，那你以後劃不劃？」烏蘭夫說：「過去『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現在『不鬥、不分、不劃』，以後也『不鬥、不分、不劃』。他已經成為公私合營牧場的工作人員，牧主已經成為公私合營牧場的場長，他的牲畜已經是公私合營牧場的牲畜，還有什麼必要斗他分他？」
此後，烏蘭夫依然故我。1965年，內蒙古遭遇旱災。8月2日，烏蘭夫主持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人委會議，發出指示，決定重災區暫停「四清」運動，並把「四清」工作隊改為抗災工作隊，同時派出一大批幹部下鄉參加抗旱救災。
烏蘭夫的處境日益變得困難。
1966年5月1日晚，他被召去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不久後，華北局工作會議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同政治局擴大會議交錯進行。烏蘭夫在會上遭到批判。
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的王樹盛陪同烏蘭夫參加了華北局會議，並奉命住進了他的家中。
烏蘭夫在北京的家位於北總布衚衕2號，是一棟歐式建築，他和夫人云麗文住在這裡，身邊只有最小的孩子、還沒上學的雲柯。工作人員中，機要秘書和警衛員都回呼和浩特「鬧革命」去了，只剩下了一名炊事員和一名司機。一開始烏蘭夫擔心王樹盛以後也會反對他，王樹盛向他保證不會。
在王樹盛看來，這50多天里，是烏蘭夫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每天白天，他陪烏蘭夫在前門飯店聽「揭發」、接受批判，晚上回家幫他寫檢查。
王樹盛問烏蘭夫檢查怎麼寫，烏蘭夫說：「都是顛倒是非，怎麼寫？」他說，對那些民族、宗教和社會的上層人物，解放後只處理了其中極反動的，把包括清朝的親王、偽滿的省長、國民黨的將軍都爭取了過來，變成了朋友。如果一定要說這叫「階級投降」「招降納叛」，那也是敵人向我投降。更何況，這些都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同意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關係內蒙古的歷史，要涉及到很多人。到現在我也不認為是錯的，怎麼檢查呀？這咱們兩個需要好好考慮，動動腦筋。」
王樹盛將會上的「揭發」歸攏出題目，烏蘭夫一一答辯，他再整理出來，寫出了檢查。
8月16日，烏蘭夫被撤銷中共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等一切職務。他成為「文革」期間全國最早被打倒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之一，也是定性很嚴重的一個，被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三頂政治帽子。
隨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奎璧，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黨委統戰部部長吉雅泰，書記處書記畢力格巴圖爾等一大批蒙古族幹部受到牽連，被打成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成員。
烏蘭夫被監護起來，不準返回呼和浩特。此後，他再也沒回到內蒙古工作。
「王爺」
1971年，烏蘭夫被解除監管，從湖南回到北京。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又在四屆全國人大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等機構已被精減或撤銷。周恩來提出，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先成立一個民族政策研究組和一個宗教政策研究組，指定烏蘭夫為民族組組長。
民族組和宗教組的辦公地點在已停止對外開放的民族文化宮的底層，民族組在西邊一排，宗教組在東邊一排。
當時，烏蘭夫還沒有進政治局，很多工作要報請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決定，或者請他轉報中央。
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烏蘭夫一家搬進了民族文化宮三樓西側的一套高級公寓。
1977年6月，烏蘭夫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經批准，他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兩個研究組的人員帶到了中央統戰部。兩個研究組的工作，有時單獨進行，多數是共同進行。
中央民族工作逐漸恢復。1979年，中央為「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內人黨」三大冤案平反。
1980年前後，烏蘭夫一家搬進了後圓恩寺衚衕6號院。
這是一座標準的老北京四合院，紅色大門樓，青磚鋪地，灰瓦屋頂起著龍脊。第一進院落南側一排房子住著警衛人員、司機和服務人員，北房是會客廳、秘書辦公室。第二進院落的東廂房住著保健醫生和秘書，西廂房住著烏蘭夫的家眷，北面的正房就是烏蘭夫的書房和卧室。
烏蘭夫的鄰居，是習仲勛。兩家一牆之隔，兩個院子由一道月亮門互通，時有走動。習仲勛戲稱烏蘭夫為「王爺」，經常託人給他送一些陝西土特產，烏蘭夫則會送黃油等內蒙古土特產給習仲勛。
烏蘭夫身體一直不錯，自己說是多年騎馬鍛鍊出來的。早年在內蒙古，他經常打籃球，投籃很准，常有遠投命中。他食慾旺盛，有時幾分鐘就吃完一頓飯，保健醫生總是勸他細嚼慢咽。他愛喝紅毛酒，愛吃羊雜碎，吃飯喜歡加一些小菜和鹹菜，醫生提醒他注意鹽分攝入超標。閑暇時，他愛一個人在家看武打片，大部分是港片。
他和工作人員相處得很好，底潤昆從沒見過他發過脾氣。家裡有工作人員要複員，如果他在地方有認識的人，就會打個招呼，但不封官許願。
那時，內蒙古幹部常給他寫信反映對內蒙古的發展意見，來北京也多會來拜訪他。常有人問底潤昆，傳說中的「蒙古王」烏蘭夫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後人，底潤昆告訴他們，生活中的他並不是讓人感覺厲害的人，和成吉思汗也沒有關係。
主持民族區域自治法起草
1980年，彭真提出，全國人大對憲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一併由烏蘭夫主持。民族區域自治法起草小組成立，烏蘭夫任組長。
那年盛天，烏蘭夫去北戴河休養，把起草小組也帶到了北戴河。他住的那棟樓是為西哈努克修建的，西哈努克回國後主要供烏蘭夫使用。大家每天上午開會，下午一起下海游泳。
彭真帶領憲法修改起草小組也在北戴河，他派秘書許孔讓參加了民族部分的大部分討論。在此基礎上，憲法民族部分的修改首先完成。
回京後，烏蘭夫又召集《民族區域自治法》起草小組成員和有關人員開會，討論草稿。起草小組在北京宣武區的東方飯店工作，很多研討會議也在這裡召開，烏蘭夫每天晚上到這裡「加班」。形成草案稿後，開始徵集意見。
1987年8月，身穿蒙古袍的烏蘭夫(右)和習仲勛率中央代表團參加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 周年慶典。圖/受訪者提供。
草案稿中有一條：「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事業單位在招收人員的時候，要優先招收少數民族人員；並且可以從農村和牧區少數民族人口中招收。」勞動人事部對這一條有不同意見。原因是，為了解決當時比較突出的知識青年返城待業問題，勞動人事部做出規定，全國企事業單位不許到農村和牧區招收職工。對此，烏蘭夫的態度很堅決。他認為，政策是短期的，法律是解決長遠問題的。勞動人事部回復：完全同意。
對一些重大問題，烏蘭夫親自出面同中央其他領導交換意見。針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否寫、怎樣寫「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他專門寫信給彭真，反映少數民族幹部的意見。
1954年憲法中寫的是「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但在「文革」中，很多少數民族幹部被扣上「地方民族主義」的大帽子被批鬥。烏蘭夫認為，這說明實際上主要強調的是「反地方民族主義」。
他的意見被採納。改後，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都表述為：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四年間，草案17次易稿，每次烏蘭夫都親自主持。
底潤昆回憶，早在1954年，他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上班不久，民委就接到了任務，根據《憲法》起草民族區域自治的有關法律。但改到第8稿時，反右鬥爭讓立法被迫停滯。因此，連這8稿在內，到1984年5月《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一共是25稿，前後共30年。
「他走到哪，人們就追到哪」
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名李先念、廖承志分別作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選人。然而，在正式選舉前8天的6月10日，廖承志突發心臟病逝世。
中央政治局緊急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烏蘭夫作為替補候選人。6月18日，烏蘭夫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唯一一個少數民族出身的國家副主席。這時，他已經77歲了。
當時，習仲勛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並主持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兩位老友在民族和統戰事務中密切合作。習仲勛後來在回憶與烏蘭夫的交往時說：「在幾十年的長期相處中，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對貫徹和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問題，都能坦誠交換意見，互相幫助，密切配合。」
烏蘭夫和習仲勛相交很深。烏蘭夫雖較習仲勛年長，但很尊重習仲勛，很讚賞他的領導水平。習仲勛則認為，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像烏蘭夫這樣的少數民族馬克思主義者很少，各級都要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幹部。
1986年12月23日，烏蘭夫80大壽，習仲勛親自送來用菠菜做的「翡翠長壽麵」為他祝壽。
198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中央決定派出高規格的中央代表團參加慶祝活動。代表團由烏蘭夫任團長，習仲勛為副團長。這是烏蘭夫最後一次回內蒙古。王樹盛和底潤昆都作為隨行人員參加。
王樹盛感到，烏蘭夫和習仲勛配合非常默契。烏蘭夫考慮到自己長期在內蒙古群眾中的聲望，經常在有外出活動時託詞不與習仲勛一同前往，以便讓習仲勛成為群眾注意的焦點，自己換個時間再去一次。習仲勛則每次出去，都會說一句：「我代表烏蘭夫同志來看望大家來了！」
這是底潤昆第二次陪烏蘭夫回內蒙古。第一次是在197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30周年時，烏蘭夫擔任中央代表團副團長，團長是陳錫聯。但烏蘭夫卻永遠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他走到哪，人們就追到哪。
烏蘭夫視察剛剛落成的內蒙古彩電中心大樓時，工作人員向他彙報：「總控室已經和各個盟連上了，烏蘭夫同志想和任何盟說話都能說上。」烏蘭夫對底潤昆說：「怎麼事先沒跟我說，老底快給我起草個稿子！」底潤昆邊隨著陪同的隊伍前行，邊趴在窗檯等地方寫，半個鐘頭後為烏蘭夫起草出了一份簡單的講稿。
「是『最』親密的戰友」
進入晚年，烏蘭夫最關心兩件事：家鄉和回憶錄。
他始終記得，統戰部老部長李維漢曾在病中對他感嘆：「我的回憶錄怕是寫不完了，你可要抓緊時間把回憶錄寫出來。不然的話，我們的黨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會缺下一塊。」
1986年，時任中國檔案出版社社長的王樹盛接過烏蘭夫口述錄音的整理稿，開始編撰烏蘭夫回憶錄。他幾乎每天都要去見烏蘭夫，給他念稿子。
王樹盛曾幾次聽烏蘭夫回述生平。第一次是1965年，為了兩年後的內蒙古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烏蘭夫專門請來一批專家、學者、新聞界人士，回顧了自己早期革命活動，總結創建內蒙古的經驗。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間，幫烏蘭夫寫檢查。第三次，就是在回憶錄籌備期間。
烏蘭夫晚年送了王樹盛一幅字：誠為人，實謀事。他曾對王樹盛說：「我這個人不會說假話，也討厭別人說假話。」他說，在革命戰爭時期，不實事求馬上就要吃苦頭，因為敵人要教訓你；勝利後就不同了，像50年代末的「大躍進」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多人說假話，造成了吃不上飯和十年動亂的災難，所以人在什麼時候都得實實在在，不能說假話，自欺欺人。
烏蘭夫晚年十分懷念和他同期入黨的那些戰友。他提到最多的是早年犧牲的兩位烈士，一位叫多松年，是當年北京蒙藏學校少數民族黨支部書記，就義時年僅22歲；另一位叫李裕智，是黨支部的老大哥，犧牲時年僅26歲。烏蘭夫說：「托馬克思的福，我這個人命大。」
1988年底，烏蘭夫住進了醫院，準備做前列腺手術。12月6日，王樹盛去成都開會前去醫院看他。兩人商定，等王樹盛出差回來，再念新一章節的定稿。烏蘭夫說：「我要出院了，你回來了咱們在家裡見。」
沒想到，王樹盛到成都的第二天，卻突然從四川省委辦公廳得到消息，烏蘭夫去世了。
當時，底潤昆正在湖北恩施參加一場座談會。發言時，有人給他遞來一張紙條：烏蘭夫同志去世，請你速回京。
後來，他們得知，烏蘭夫本來要在12月8日上午出院，醫務人員說：「吃完午飯再走吧。」結果，這頓飯沒吃上，他就突然去世了。
至今，底潤昆總覺得想不通、更無法接受烏蘭夫的驟然離世。
也是在烏蘭夫去世的前幾天，習仲勛要去廣東考察工作。行前，到醫院看望烏蘭夫。他見烏蘭夫精神很好，勸他安心治療，等健康完全恢復再出院工作。烏蘭夫也要習仲勛多保重。沒想到，竟成永訣。
烏蘭夫病逝一周年時，王樹盛找到習仲勛，請他寫一篇紀念文章，習仲勛同意了。文章由王樹盛起草，寫完後，在統戰部討論。
王樹盛念到「烏蘭夫同志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時，習仲勛喊了停：「加個『最』字，是『最親密的戰友』。」
值班編輯：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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