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余華的《活著》再思索
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余華的《活著》再思索
01
2013年03月25日，我讀完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在我的讀書隨筆中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看了《活著》我曾經感慨萬千，看了《許三觀賣血記》我也頗有感慨，但看了《兄弟》我什麼也不說了。現在不看作者，看了余華的作品我就會知道是余華寫的，《兄弟》和《許三觀賣血記》太多的相識，風格對一個作家來說很重要，但走不出自己，複製自己，也是一個作家的悲劇。
其實那些年我的隨筆評論或許有失偏頗，余華這幾篇小說的主題是沉重的、壓抑的、灰暗的。社會現象在文學中的呈現應該是多角度的，余華無疑選擇了一個沉重的呈現方式，無論是《許三觀賣血記》、《活著》還是《兄弟》。
02
據說《活著》是余華創作的一個分水嶺，余華放棄了先鋒小說的試驗，改為現實小說的創作。
「活著」是一種狀態，是社會和人類逃不脫的主題，一個冷峻的作家余華關注在動蕩的變化的極端的歷史條件下的生存狀態，《活著》看似個例，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人幼年時多喜歡幻想未來，青年時可以大把的揮霍現代，但老年時卻多留下回憶。少年時無需考慮活著，青年時或許會想到活著，老年時才需要真正的體味活著。《活著》有著這樣一道輪迴，幼年的福貴，青年的富貴和老年的富貴，冥冥之中其符合某種寓意某種暗示，等待著不同讀者的解讀。
余華筆下的《活著》具有一定的社會主體，一個作家絕不會去呈現一個極端的個案，作家一般都是在冷峻思索後，敲定所選擇材料的主體，把內心所關注的問題用故事方式呈現，這是一個嚴肅作家內心的煎熬的產物。是對歷史一段的再思索，《活著》絕不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怎麼好的活著的思索。
從小說第三章中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
和富貴相遇，使我對以後收集民謠的日子充滿快樂的期待，我以為那塊肥沃茂盛的土地上富貴那樣的人比比皆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確實遇到了許多像富貴那樣的人，他們穿得和富貴一樣的衣褲，褲襠都快耷拉到膝蓋了。他們臉上的皺紋里積滿了陽光和泥土，他們向我微笑時，我看到空洞的嘴裡牙齒所剩下無幾。他們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時常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麼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淚流而出，然後舉起和鄉間泥路一樣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淚，如同彈去身上的稻草。
可是我再也沒遇到一個像福貴這樣令我難忘的人了，對自己的經歷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講述自己。他是那種能夠看到自己過去模樣的人，他可以準確地看到自己年輕時走路的姿態，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這樣的老人在鄉間實在難以遇上，也許是困苦的生活損壞了他們的記憶，面對往事他們通常顯得木訥，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過去。他們對自己的經歷缺乏熱情，彷彿是道聽途說般地只記得零星幾點，即便是這零星幾點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記憶，用一、兩句話表達了他們所認為的一切。在這裡，我常常聽到後輩們這樣罵他們： 「一大把年紀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這讓我想起了剛剛看過的一則新聞：「你們擁有這麼多財富公平嗎？比爾蓋茨夫婦這樣回答」有著這樣一段。
「你們的影響力這麼大，這公平嗎?」
蓋茨夫婦：不公平
Q1：為什麼你們不在美國本土投入更多？
梅琳達：我們不會比較不同人所遭受的苦難孰輕孰重，因為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但是，我們會斟酌自己阻止不同苦難發生的能力。
其實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說什麼，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但是，我們會斟酌自己阻止不同苦難發生的能力。這是一句多麼鏗鏘有力的回答，而對於那些製造苦難的人，情何以堪！
03
當親人離去，當一個能夠坦然的面對生死，當一個人所謂的看穿生死，只活在靠回憶度日時，其實其所呈現出的只是一種活在的狀態——近於死亡的活著活著說行屍走肉般的活著。
福貴的悲劇有著沉重的歷史原因，也有著個人原因，許多作家筆下呈現的是對社會對人性的思索，在余華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展現的社會另一面，文明和道德的退化，這並不是說作家刻意為了呈現出社會反面，而表現社會的陰暗。恰恰相反的是作家要通過社會反面的呈現，喚起人們對社會正面，包括德道、包括文明的反思。余華不惜大量的筆墨在《許三觀賣血記》、《活著》和《兄弟》呈現雷同的主題，足見作者對這一主題傾注的心血和力求達到所探索的深度。
《活著》所呈現的歷史背景是新和舊兩段，但在《活著》里並沒有因為兩段社會所謂新舊的不同而改變了福貴得命運，新與舊的交替中福貴反而把墜落的過程看成了幸運的過程，否則龍二的歸宿就是自己的歸宿，社會的偶然導致了一段不正常的過程，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歷史事件的得與失，歷史探索的直與曲。或許將來我們從更遠的角度去回望《活著》所呈現的歷史，我們更能理解作者的匠心所在。
當一個民族沒有正義的聲音呈現時，民族將徹底的墜落或民族化的文明消失，當正義的聲音逃離時民族將失去前進的動力，只有關乎人性關乎民族、關乎文明的思想在不斷的閃爍著光輝時，一個民族才有前進的希望和驅動的動力。
04
郭亞明在他的《新時代小說的文學構建與嬗變》中有著這樣一段話： 余華不是刻意製造寫作的陰謀，他希望讀者最終能接受他的故事，希望個人的思考邏輯的荒誕性與社會關係的真實性最終的統一在他的小說中，所以他總是在申述小說的真實在於引導人們發現日常生活邏輯的表現型和虛偽性。這也導致他在進入90年代之後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風格轉變：這些小說在描寫低層生活的血淚時仍然保持了冷靜的筆觸，但更為明顯的是加入了悲天憫人的因素。（見《新時代小說的文學構建與嬗變》 郭亞明/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8月第一版 P153頁）
所謂悲天憫人，就是對混亂的時世感到悲傷，對困苦的人民表示憐憫，當然這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用一個獨立的視角去旁視，其實小說《活著》的本身余華也是用這樣的視角呈現出故事的真實性，而隨著作者呈現的故事與現實緊張，或使作者處於一種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從而彰顯了作者選擇的創作的態度。余華在《活著》序言中寫道：
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像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會輕微得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
事實上我只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作家，我始終為內心的需要而寫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寫作，正因為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家。
這是作家對作品本身內心的真實呈現，也是許多現實主義作家的在寫作中的掙扎和堅持。余華接著寫道：
我和現實關係緊張，說得嚴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當然這是余華的態度，作品本身的敘事會呈現出不同的解讀，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塑造偉大的藝術作品，讓讀者去完成自我的思索過程，從而達到教化、愉悅或樂趣。
05
《活著》沉浸在悲劇的氛圍中，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梅琳達的這句話何其貼切的詮釋了《活著》。
社會動蕩、戰爭、貧窮、疾病，讓社會管理失范，禮教退化，幾代人辛勞積累的田產被兩個敗家子給揮霍了，悲劇從此開啟。
故事在徐福貴的口中娓娓道來，讓悲劇的本人敘述悲劇的過程，是一種殘酷的自我解剖似的殘忍，就像外科手術師，拿起一把手術刀劃開自己的肚子，在自我解剖並展示給別人，給讀者一種殘忍的震撼！同樣也達到了悲劇的震撼效果。
徐福貴活著，好像就是為了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死去。敗家氣死了父親，從此厄運降臨在這個家族之上。在後面的日子裡，講述者徐福貴親手埋葬了自己的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和年僅7歲的外孫苦根。他身邊的人一個個死去了，而他卻沒有這種「幸運」，他還活著（作者殘忍的安排他活著），這是他的命運，一頭牛在犁完所有該犁的地之前，一個人在挑足他應挑的擔子之前，上天是不會讓他的生命提前逃離的。就像福貴開頭說的：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哪只牛不耕田？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生命就像那頭老牛，註定的牛、狗、和尚、雞、女人命運只能低著頭走、走、走，平淡的走到生命的盡頭。
殘忍的結果並不是死亡，而是品味死亡，眼一閉退一伸，所謂眼不見心不煩，但余華卻讓徐福貴對悲劇的過程清醒著。
可是我再也沒遇到一個像福貴這樣令我難忘的人了，對自己的經歷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講述自己。他是那種能夠看到自己過去模樣的人，他可以準確地看到自己年輕時走路的姿態，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這樣的老人在鄉間實在難以遇上，也許是困苦的生活損壞了他們的記憶，面對往事他們通常顯得木訥，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過去。他們對自己的經歷缺乏熱情，彷彿是道聽途說般地只記得零星幾點，即便是這零星幾點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記憶，用一、兩句話表達了他們所認為的一切。
在這裡，我常常聽到後輩們這樣罵他們： 「一大把年紀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余華所崇尚的只是敘述，用一種近乎冰冷的筆調娓娓敘說一些其實並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緒就是在這種娓娓敘說的過程中中悄悄侵入讀者的閱讀。這樣說來，《活著》以一種滲透的表現手法完成了一次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這一段引自網文）
《活著》其實是一種人文情懷的作品，死亡隨時都在身邊發生，並非悲劇張力的唯一動因，但當厄運大面積的降臨，具有一定範圍的共性時，我們不能不反思造成這些厄運的真正原因，「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哪只牛不耕田？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活著》喚醒了我們對生命的再審視，「這自古就有的道理」，也應該到了我們懷疑的時候了！
完於201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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