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陸權文明的特徵來看待明朝為什麼衰亡
陸權文明的特徵表現為大一統的專制集權，集權包括了世俗行政權力的集中和思想上的大一統。皇帝或者蘇丹成為帝國的領導核心，最高統治者既是世俗行政權力的擁有者又是宗教神權意志的繼承者。東亞地緣板塊的農耕文明在陸權時代建立了成熟的世俗官僚集權制度，位於西亞北非的伊斯蘭建立了成熟的宗教集權制度，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遲遲未能建立有效的集權制度，內部地緣環境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在陸權時代，專制集權制度越完善的國家生產力越發達，陸權時代世界文明的引領者在東亞的漢字文化圈。要深入理解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集權政治結構，我們就必須從當時的地緣環境和經濟特徵出發來解釋專制集權制度在陸權時代存在的必然性。
首先，陸權的特徵決定了必須進行專制集權。由於陸權的封閉性、獨立性和連通性，各個不同的地理單元容易形成一個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不同的政治實體相互割據混戰不斷，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下方的表格形象地對比了陸權和海權不同特徵對制度帶來的影響。
陸海權特徵對比
不論是邊緣地帶的農耕經濟還是心臟地帶的畜牧業經濟，在生產力發展不足的情況下，帝國內部誕生於不同地緣環境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都會為了更好的耕地或者更好的牧場大打出手。在東亞的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農耕文明內部表現為家族械鬥，在廣西存在數百年的土客大械鬥就是為了爭奪更好的耕地而產生，政府權威在這裡不如家族權威；游牧文明內部表現為不同部落之間的仇殺，成吉思汗的軍事天賦恰恰誕生於不同部落之間的仇殺，部落仇殺訓練了早期強大的蒙古軍隊和軍事制度。內部爭鬥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為了保證秩序的穩定和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更為發達的邊緣地帶文明建立了完善的宗教集權制度或者世俗官僚集權制度；生產力相對落後無法供養龐大官僚集團的游牧文明則建立了鬆散的部落聯盟，依靠政治強權人物來保證生產秩序的穩定。
其次，陸權時代的經濟為農業經濟，不管是處於邊緣地帶的種植業經濟還是位於心臟地帶的畜牧業經濟，二者都以首先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為特徵，農業經濟最大的弊端在於農業產值還無法完全滿足帝國境內所有人民的生存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邊緣地帶國家普遍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能夠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生產不至於因為有過多的人口從事商業而陷於崩潰。心臟地帶的游牧文明處於生產力更加不足的階段，游牧文明無法通過限制牧民從事商業的方式來保證生存資料的供給，相反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他們掠奪邊緣地帶發動戰爭的經濟基礎。集權制度可以將低效的生產力組織起來興修水利工程設施保證農業生產的發展，處於季風區和熱帶沙漠氣候灌溉區的農耕文明必須通過興修水利工程來促進農業的發展，沒有集權制度將分散於各個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水利工程的興修也就無法進行。為了對抗成熟的農耕文明，游牧軍團也必須通過內部整合將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才能保證在發動對邊緣地帶的戰爭中取得勝算。
長期存在的農耕—游牧文明對抗是集權制度在陸權時代得以建立的外部條件。歐亞大陸內部的聯通使得游牧文明的地緣整合更為容易，游牧軍團龐大的地緣體量使得他們在對陣分散的邊緣地帶文明中能夠具有先天的地緣體量優勢，他們既可以向東衝擊東亞地緣板塊的農耕文明也可以一路向西攻擊歐洲地中海文明或者西亞的伊斯蘭文明。為了對抗游牧軍團的攻擊，邊緣地帶文明必須通過成熟的集權體制將全國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對抗心臟地帶游牧勢力的入侵。建立了成熟集權體制的漢武帝動用全國的力量打垮了北方匈奴，將漢文明越過長城的界限傳播到了西域；未能將全國財力集中到中央的明朝則在內部農民起義和外部游牧文明的軍事打擊下滅亡。
明朝眾多的藩王皇室掌控了地方的財權，地方藩王和商業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壟斷了地方商業貿易，二者利用手中的特權嚴厲打擊了中央政府的世俗行政機關，中央集權的權威在商業資本家和朱家皇室宗親的眼裡不值一提。許多的明朝地方藩王同時也是巨大的商業資本家，他們的東林黨利益代言人在中央政府大進讒言，誘使中央政府加大對農民和軍人的剝削，剝削軍人使得邊境安全難保，外部環境惡化；剝削農民導致帝國統治的經濟基礎削弱，激化的階級矛盾引發了下層人民和上層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嚴重對抗，惡化的邊境形勢使得大明江山岌岌可危。
可惜的是，明朝後期的當政者沒有一個深刻認識到帝國內部矛盾癥結所在的皇帝，崇禎皇帝不僅大力削減集權體制的必備行政機構還對東林黨的讒言言聽計從，殺死了嚴厲打壓商業資本家的魏忠賢。魏忠賢一死，掌握了世俗行政權力的東林黨立馬取消了礦產稅、商稅等一系列剝削商業資本家利益的稅種，東林黨一上台，農民和軍人立即受到打壓，遼東局勢和國內局勢迅速惡化，明朝在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打擊下滅亡。明朝的東林黨事實上是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當明朝的統治者允許商人參與科舉考試時，帝國官僚集權的不穩也就開始了。擁有大量商業財富的資本家擁有更多資源來參與科舉考試，他們的後代更容易通過社會關係在極易發生腐敗的專制集權制度下進入帝國的官僚集團。商業資本家利益代言人組成的龐大官僚集團大肆阻止崇禎皇帝欲圖向資本家徵稅的政策，他們以政府不當與民爭利來阻止崇禎的行動，缺乏魄力的崇禎最終淪落到了向諸位大臣祈求捐款來維持財政開支的地步。
此外，建立了完善集權統治的邊緣地帶國家通過重農抑商政策阻止了商業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專制集權體制限制了古代中國的資本主義變革。無論是宋代高度發達的商業文明還是明末清初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強大皇權制度壓制下的中國商業文明始終無法形成能夠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中國的資本家在嚴密的封建制度監管下只能將大量的資本投入土地，通過土地兼并把自己變成社會地位更高的地主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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