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其章：民國藏書家周越然的幾則軼事

周越然有一個生年，兩個卒年。一說（1885——1946），一說（1885——1962）。現在確定後一個是正確的，但是網路上排在最前面的周氏生平介紹，還是沿用錯的（1885——1946）。這也難怪，周越然這個名字及其藏書事迹被提起被讀者了解，仍是年頭未久呢。最早（上世紀80年代末）公開提到周越然的是知名藏書家姜德明先生，他在《言言齋談書》里寫道「現代藏書家中，喜歡寫書話的，其中有一位言言齋的主人周越然。他長期生活在上海，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擔任過英文科長，因編輯《英語模範讀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書而聞名，同時也給出版家帶來不小的利潤。他熟悉海上書林掌故，喜歡收藏線裝古版書及英文版本。又有人說，在他的藏書中有不少中外文學的禁書，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寫的書話里，果然有《西洋的性書與淫書》、《外國〈金瓶梅〉》等類似的題目，證明外界傳言之不假。」

周越然之所以成為富甲一方的藏書家，他的第一桶金來源就是上面說的《英語模範讀本》。周越然拿的是版稅，此書越暢銷，他得的錢越多。憑著版稅，周越然蓋得起藏書樓，「言言齋」既是他的齋號，也是藏書樓的名字。周炳輝在《瑣憶祖父周越然》里寫道「祖父的藏書樓，名曰『言言齋』。那是一棟中西合璧的建築，原位於上海閘北天通庵路三省里，前有花園，後有菜園，兩旁植樹，全地佔二畝半。」

周越然於「言言齋「之深情，好比豐子愷於「緣緣堂」之厚意。這兩座書樓有共同之處，均為主人親繪圖樣，監理施工；落成後均未多享用，皆為日寇炮火所毀。豐子愷悲憤不已，寫有《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周越然在日記中寫道「一個月前車夫小虎往閘北窺探視，見三省里房屋尚未全毀。入門，見書桌上余常用之《牛津袖珍字典》尚無人盜去，即取之而出。今日（言言齋已證實全毀矣）靜坐無聊，余在其封面後，護頁上作一短跋如下：『余藏西書約二千餘種，內有絕版者數十冊，閘北之戰，余家首當其衝，所有三省里五號自建房宇，中西書籍，及一切日用之品，均被焚毀。此僅存之西書也，留之以作紀念。』」（1932年3月11日）

當時的報紙也對言言齋遭轟毀作了報道「英文專家周越然先生，在商務印書館供職，任函授學社副社長及英文編輯主任。其著作尤以《英語模範讀本》為當世所傳誦。居恆儉樸無嗜好。二十年辛勤從事於著述，所集酬資悉數採辦中西典籍。近數年來，所得中西名貴古書尤夥，收藏於閘北通庵路五號自建寓所。據聞滬變後，全寓被炮火所毀。該寓佔地三十九方六，其藏書出名言言齋，藏有宋元明清精本約二千數百種，計一百六七十箱，西文三千餘冊，內有絕版者百餘種，古玩二百餘件，及太平天國文件等，悉付劫灰。」（1932年3月23日《時事新報》）

言言齋被毀，卻留有少少殘值。周越然在1932年10月26日的日記中記有此事，「閘北三省里焚餘牆壁及鐵門，鐵柵等，由庄百俞君經手代為售去，得價六百五十元。承購人先付二百元，其餘言明月底付清。言言齋為余半生心血所成，其房屋及其內容，共值十餘萬元，而收回者只此細數，真煩悶亦可笑也。」

周越然的藏書盡付一炬了么？好像言言齋還存有相當燼餘之物。1944年11月1日，上海，《雜誌》社舉行「掌故座談會」，出席者有：內山完造，包天笑（69歲），松平忠久，周越然，徐桌呆，福間徹，錢芥塵。另有《雜誌》社人員魯風，吳誠之，吳江楓。三位日本人中，內山完造不必介紹大家都知道；松平忠久在廣東嶺南大學讀過書，能說廣東話，北京話和上海話，對於中國各種戲劇尤有研究，時任上海日本使館事務所報道部長。福田徹居上海多年，曾於上海同文書學院讀書，時任上海日本使館事務所副領事。

包天笑乃在座最年長者，由他作開場發言，談清末的作家和文壇掌故。包老說清末最享盛名的四大小說《孽海花》《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曾孟朴、劉鶚、李伯元、吳趼人四人，「只劉鐵雲先生不相識。」若說擺老資格，這就是了。包天笑說到李伯元編輯《繡像小說》，這撞到周越然強項上了，他接著包的話茬道「說起《繡像小說》，我還藏著全部，共七十二期。現在外間很少見，彌足珍貴的了。它是用拷貝紙印，鉛字排的，繪圖非常精緻，每月出版一本，彷彿月刊的樣子。我知道商務印書館倒沒有這樣全部的繡像小說了。」好一副藏書家慣用的口吻。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於「一·二八」損失慘烈，計算金額高達一千六百萬元。

周越然接著說「我去年到日本去（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年會），看見他們的東方文庫，藏書極豐，我國各地的府縣誌，幾乎搜羅俱全，但是我故鄉湖州的武康縣誌卻沒有，武康縣誌在我國圖書館裡也找不到的，一共只有二部，由我收藏著，可是一部已經燒掉，現在只剩一部，真可謂碩果僅存了。」武康縣誌燒了一部，還有一部未燒遂成海內孤本，可知周越然不只言言齋一處存書。

《雜誌》社見周越然面有得色，也湊趣道「周先生藏著許多名貴的孤本，將來有機會可以開一次小規模的文獻展覽會，給熟人看看。」

周越然也不怕露富：「是的，我還有二百多張宋版的枼子，宋版的部頭書，難免是贋鼎，這些單張的葉枼子，倒都是真正的宋板。」按照古已有之「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演算法，周氏這二百兩黃金，是另一種擺老資格。謝希平在《記周越然》中寫道「廿一年閘北大火，損失不知多少，但是現在到過他的藏書室里的人，還是嘆為觀止，尤其是經史子集的單頁宋版和明本的金瓶梅一類的偉大收藏。」

周越然還有一種光榮，他作過胡適的老師，儘管只教了兩天，古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周越然說「胡適原名胡洪騂，曾在中國公學讀書，我教的是近代史。當時在中國公學教書很不容易，教師要講兩種話，一種是北方話，一種是廣東話，因為一半是北方學生，一半是廣東學生。我因為講得太快，一口氣教了幾頁，學生們吃不消，便請我不要教下去了。所以，胡適只做我二天學生，呵呵。」

詩僧蘇曼殊與周越然作過同事，周越然大揭詩僧老底「民國二年光景，我在安徽高等學堂教書，與蘇曼殊同過事，他性懶，專揀輕鬆的功課教，有時聽得上課鐘聲，反擁被而卧，不高興起來去上課。他喜歡吃蜜棗，雪茄煙，還喜歡嫖堂子吃花酒，到了妓院里，一個人自顧自酣睡，性情非常怪僻。」教過兩天的學生胡適之，同過事的蘇曼殊，現在的名聲遠勝周越然。周越然以藏書為勝事，勉勉強強今天還有極少的人記得他，出版他的書，周越然幾本談藏書的舊著有人出很高的價錢來收買，尤其是《書 書 書》印數僅一千，更為珍罕。

周越然的酒量也很有名，謝希平說「他每頓必需喝啤酒呢，每飲起碼要近一打，黃酒呢，也要五六斤，『醉』字在他的字典里是沒有的。可是現在酒價太貴了，周先生不但頓數改少，喝的時候，也加以統制了，有時竟可不喝。」

本來藏書之事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可是非常時期，藏書家欲潔身自好，也難。周越然在日據時期，發表了很多文章，拋頭露面，沒有像別的文人那樣學會韜光養晦。最致命的是周越然參加了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的兩屆，難免招來眾人的非議。雖然戰後周越然沒有遭遇像陶亢德，柳雨生等入獄判刑的更壞命運，但從此隱姓埋名，「藏書家周越然」無人再提。

「儒冠多誤身」，周越然太多書生氣，太少政治敏感。日據時期風頭極健的張愛玲，於政治卻最為清醒，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邀請張愛玲，你看張愛玲怎麼回答的「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

對待特殊歷史時期文人的言行，「同情之理解」是比較恰當的態度，另外兩種極端的態度和手段實不可取。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人們更加理智，更加客觀地審視歷史，但是另一種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十幾年前，當年參加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當事人自導自演了一出「南玲北梅」的鬧劇，當事人的心態既滑稽又是可以理解的。近來，又有關於周越然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綁架說」盛傳。《瑣憶祖父周越然》稱「直到祖父去世以後，我才從姻親王履模前輩（上海文史館館員）的口中了解到原委。據王老說，那年祖父去日本參加大會是被迫的，此前他被日本憲兵於深夜從家裡綁架到虹口的新亞大酒店，關了多天，威逼他領隊往東京，如不服從，後果可以想像。這真是生死的抉擇，他屈從了。」日本憲兵不把周越然往憲兵隊關押以威逼，卻往大酒店裡綁架，這個情節真像電影里表演的。

筆者存有當年出版的畫報，上面載有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東京舉行）的多幅照片，全體中國代表合影一張，周越然與日本代表握手一張，周越然大會發言一張。另有一張周越然手跡「我今天到了東京，我很快樂，我很歡喜……」下面是非常之不堪的話，恕不錄。儘管如此，周越然，——民國時期一位藏寫俱豐的傑出的藏書家是主流，那些逆流是歷史帶給個人的無力違抗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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