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青：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兩次遷都之爭

北伐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影響深遠。近年學人對北伐的軍事、政治、外交與文化方面均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對與北伐相伴隨的遷都問題，學界的關注重點仍集中於定都南京前的寧漢紛爭等政治層面，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社會上的遷都之爭卻關注得很不夠。本人在翻閱近代報刊資料中，發現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北平統一的一年多時間內，南北輿論界卻集中引發了兩次熱烈的建都、遷都的討論，其所討論的主題，與其後的國民黨系列相關政策的出台有著密切的關聯。細緻分析這些遷都之爭的經過與影響，無疑會有助於加深理解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相關政策出台的社會因子，重新把握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家與社會的複雜面相。

一、武漢《中央副刊》的遷都之議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並且國民政府各部已開始在南京辦公，但各地學者文人仍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武漢《中央日報》下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場熱烈討論。在1927年5月下旬至7月初的一個多月時間裡，《中央副刊》先後發表了關於遷都問題的文章與通訊達二十多篇，引起了讀者與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副刊的主編孫伏園曾任北方新文化運動重要媒體《晨報》副刊的主編，曹聚仁回憶說：「北京的《晨報》副刊，那是新文化運動在北方的堡壘。孫伏園主編《副刊》，魯迅的《阿Q正傳》等都是在那副刊上連載的。」[1]169這種背景也使得孫伏園有很強的北京建都情結。

爭論的起點是孫伏園《計劃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作為首都選擇的多種可能性：「那麼所謂新都者也，當然要有若干個。廣州也，武漢也，南京也，北京也，都是。」[2]6換言之，對於不久前國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並不認同。隨後，他在文中羅列了北京讓人迷戀的種種理由，「凡是曾經住過北京，乃至曾經短期逗留的，一說到北京便都有些愛戀。也許各人所愛戀的方面不同：有的因為北京的天氣好，同武漢這樣三五天要下一次雨的天氣比，愈覺得北京的可愛了；有的因為北京的房屋好，在最冷的冬令，南方溫度自然高於北方，然南方比北方更難受，因為南方的房屋太沒有設備了；有的因為北京樹木多，有的因為北方民俗厚；有的因為北京的學術空氣濃；有的因為想到北京去做下層工作；有的因為捨不得天安門那塊國民大會的會場；甚至有的因為前門正陽樓的螃蟹與羊肉萬不可不吃。總而言之是多少人捨不得北京。」[2]6正是由於存在各種各樣的北京情結，在《中央副刊》編輯部的一間屋子裡，有一天他與陳啟修、唐維淑、林語堂在閑談中開了一個小小的會議，對計劃取得後的北京提出了七條整理方案：一、內外城之間的一帶城牆，連著所謂「前三門」，一概拆去。二、京漢、京奉接線地點在永定門，改內外城之間的鐵道為電車路。三、舊禁城南自天安門，北至地安門，東至東華門，西至本安門，連三海在內，絕對開放，作為公園，不準任何機關用作辦公處。四、禁城東西南北自由通車。五、全城植樹，尤注意于禁城與三海。六、中央黨部設在司部街司法部舊址。七、國民政府設在西長安街交通部和財政部舊址。[2]6－8這些方案中，前五條細緻而具體，多涉及北京城的城市規劃，後二條所言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則表達了首都遷回北京這一重要意願。這一點與南京方面剛剛宣布奠都南京唱起了反調，所以引起讀者的極大關注，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讀者致信《中央副刊》，稱伏園先生所言遷都問題「就好象有導火線著火一般，叫著許多胸中懷著北京的人們，連篇累牘的，發表出來了。」[2]6－8

《中央副刊》的這場有關北京與遷都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理想中的首都是北京還是南京、武漢？

何謂理想中的首都？討論者大都同意將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革命中心三方面綜合考慮，即「所謂國都，至少也要是：(一)政治的中心，可以在大約相等的時間內傳達命令於四極，(二)文化的中心，(三)革命的中心。」[3]7夢樓在回應孫伏園的文章時，稱北京雖不是革命的中心，依然是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的中心，「現在我們的革命健兒，在河南奮鬥了，會師鄭州，即在目前直搗燕京，依伏園同志說，當在五卅以前了！無論如何，七月一日，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才可以移置北京，這是我的最遲緩的預料。北京是我們將來的新都，在最近的將來，馬上就為我們的新都了。……北京，是我們的，革命的北京，美麗的北京，政治中心的北京，文化中心的北京，這是我們理想中的北京。」[4]7－8葛之全論證北京理所當然會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我們從地理上推論，北京的經濟發展，雖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中央政府，如果設在北京，北京當然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中國革命完成以後，進而做世界革命的工作，則北京就要由東亞的政治中心，而為世界的政治中心。」[5]7－8

遷都北京的確代表了一部分民眾的心理，絕大多數有關建都的討論集中於北京，有讀者對先前發表的北京與遷都問題有一總結：北京問題，在中央副刊上面接二連三不斷的討論，在這些文字裡面，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幾點：(一)北京似乎是不久將來的首都，武漢、南京都擯棄不要。(二)似乎只有北京有刷新、計劃的必要而其他——現在的首都武漢和不久以前決定的國都南京——卻可以不理。不過，遷都北京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經享頤是最堅定的反對者，他致書孫伏園稱：「遷都於北京，我是根本不十分贊成的，終覺暮氣太深，難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我們這次北伐勝利的結果，策略上或者要把中央機關搬去，但我以為最好也作為涼亭，不要認為安如磐石。況且現在又預備東征了，何妨提出『南京在目前』來討論一下。呵，隨便說說，不要生氣，不要生氣。」[6]6顯然作者本意借「涼亭」之喻，來說明武漢不宜作為永久首都，又以北京暮氣太重為由反對北京作為首都，所以是一個堅定的南京建都論者。同樣，易一葦也稱：「我們的黨，並且沒有決定北京為我們的國都……但是北京呢，地點偏在北方，政治上不容易管轄全國。文化則可以說是博物館，古物的中心點，一切文化都是表現著東方式的，和『老調子』式。至於革命中心更講不到，所以縱或有一個時期，我們的黨和政府，會以北京為國都，但是，我相信將來的國都，只有在南京和武漢中去抉擇罷！」[3]7－8在武漢與南京的二者之間，有讀者更是為南京叫好，「近來在本刊上討論北京問題的，五花八門，真是熱鬧極了！前幾天經享頤先生在本刊上提出『南京在目前』的題目，卻遠沒有看見什麼人物加入討論，又見大多數的同志，都有以北京為首都的趨向，對於蔣皇帝駐蹕的南京還沒有人注意。南京我們無論如何要去的，——不久就要去的，——況且先總理的墳墓在那裡，每個同志更有到那裡去瞻仰的必要。在那裡建都，據我看來，也不見得比北京壞，不講別的，單就建築方面說，就要比北京容易得多了！」並且文中還對於南京的文化中心建設提出設想：「東南大學已改成中山大學，當然不發生問題。我以為最好是把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金陵中學、基督女學、匯文女學、赫德女學、進修學校等，一古腦兒都收了回來，合併在一起，既可省了重建校舍的麻煩，又免得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不是一舉兩得嗎？」[7]4－5

第二，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後的北京？

對於傾向北京建都的人們而論，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北京的政治腐敗與落後。1926年10月在北京的周作人在給友人信中談及南北問題時，稱「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才對」，而且坦承「老實說，我們北方人聞道稍晚，對於民國建立事業出的力不很多，多數的弟兄又多從事於反動戰爭，這似乎也是真的。」[8]661927年春，原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張奚若坦言：「老實說，自辛亥至今日南北兩方從來也就沒有合作的可能性。因為合作須有一種合作的共同基礎，而南北兩派十數年來始終就沒有這種基礎。就大體說，南方所希望者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為舊專制；南方要實現平民主義、北方要貫澈武力統一；南方著眼在將來，北方注意在現在；南方為新進少年的活動地，北方為官僚政客的逋逃藪。」[9]可以說20年代中期以來，南方政治上的進步加深了人們對北京政治黑暗的印象。劉偉民撰文對於北京的政治黑暗一一指陳：「再次就是一些反動學閥，像開倒車的老虎總長，戴假面具的新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思想落伍的研究系，以死板的文學，亂七八糟的主義，放狗屁的新聞，來愚弄一班青年。最痛心，就是去年四月京師衛戍司令部，有宣傳赤化、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槍斃的戒嚴條例，令我現在猶在肉顫。」他將希望寄託於北大領導的學生運動，「國立八大校，就是其最高學府的北大，令一般求學的青年羨慕。」[10]8林語堂同樣對青年學生的政治運動寄予厚望，「希望北京的學生繼續做政治運動的領袖，做國民政府的後盾，做市民運動的指導者。」當然遷都北京，在他看來，「其他我們還有零碎的疑問：將來國民政府辦公室是衙門式的，還是民治式的也成一個問題。還有如《晨報》這種問題也得解決。梅蘭芳、胡適之也頗成問題，惟正陽樓及老便宜坊的舊藝術，自然千萬要保存也。」[11]2－4

正是因為認定北京政治的黑暗，所以有讀者提出攻克北京後肅清反動政治工作是第一位，一到北京就應該辦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幾件：(一)歡迎被捕諸同志出獄。(二)國葬死難烈士。(三)肅清一切反動份子。(四)封閉反動報紙。北京最反動的報紙是研究系所辦的《晨報》、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辦的《順天時報》、其他如《益世報》、《北京日報》等也是這一流的傢伙。革命勢力到北京以後，這些東西當然不能讓他存在，應該一律封閉。不過其中如《晨報》等設備很好，我們很可以拿來辦我們自己的報。[12]1－2

認為北京政治黑暗，另一個理由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東交民巷使館就成了某種象徵。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要避開北京的使館，避開帝國主義勢力的包圍。遷都南京就是向土耳其學習，將都城從君士坦丁堡遷到安哥拉。這種理由遭到孫伏園的質疑，「中國的使館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方式，與革命前的土爾其差不多。本來抄襲土爾其舊文章的一頁也可以，盡讓使館放在君士坦丁堡，卻把都城移到安哥拉，你們要與政府交涉的便請你們駕驅安哥拉來，不然你們盡可永遠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使館界里。這個辦法，有一位美國記者曾經也推測過，以為國民黨的計劃一定如此。但是現在，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我們無論要不要遷都，總得先將北京收復，就是說我們的大熨斗總得先到北京去熨一熨，熨平了以後才能宣布定都何處的計劃。」[13]3－7顯然，他認為先收復北京、再宣布定都乃是一個正常的程序。

第三，如何建設文化中心北京？

在民眾心目中，北京作為理想中的首都，更有說服力的就是學術中心的獨特地位。這一點，成為遷都之爭中最重要的籌碼，「再從學術一方面說，中國人的腦力，實在不亞於白種人。最近七八年里，學術思想，尤以社會科學方面，西方人所有的，我們多輸入了。在國內紛亂的狀態里，尚且有如是的成績，將來革命完成，必定更加註意到文化一方面，那麼照過去的進步的速率計算，在最短時間內，中國一定成為世界文化的領袖。而中國文化的中心點，當然隨著都城跑，(在最近過去的中國，文化中心在北京。)所以未來的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還是學術的中心。那麼，北京發達的方向，雖不在工商方面，而在政治和學術方面，卻是居中重要的地位。」[5]8

北京向為中國的文化中心，如何建設文化中心，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對於北京國立九校的處置了。集中意見最多的是合併國立九校，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國立大學，至於校名，有人主張「國立北京中山大學」，有的主張「中央大學」，不一而足。夢樓主張：「說到大學呢！現在國立九校，自然改成規模宏大的國立北京中山大學，那是沒有疑問的。此外又要革命化，更是沒有問題的了！語堂先生說過，希望北京的青年人革命化，所以主張必有極有組織的青年部，來領導青年。我以為黨化的模範的將來的北京中山大學自然會達到這個目的——並且能夠使北京成為文化中心呢！[14]6－8同樣，辛遽亦贊成，「國立九校改作中山大學，簡直是天經地義。」此外他還主張整理泛濫的私立大學，「還有什麼專制的朝大，濫污的中央大，『接吻者再』的民大，張學良舅老的中大，吳秀才的東方大，江留學狗的南方大以及其他大小野雞大都是注一注意的。」[15]5孫伏園在此基礎上提出全國設立五個中山大學的主張：「國立九校合併，改成大規模的中山大學。許多位同志都有這樣主張，絕對沒有異議。廣州、武昌、南京三個中山大學，初改革的時候也都用全副精神的，畢竟因為軍事的關係，都不能盡量的發展。如第二期北伐的第二步成功以後，也許要略微休息，那時一切建設的準備都應提出來了，教育當然也是一件，連莫斯科的一個中山大學計算在內，世界上五個中山大學總應該好好辦理一下的。」[13]3－7如何建設新的北京中山大學，孫伏園提出以原有九校校址分配中山大學的各部分，一面在郊外覓地址，即刻動工建造。有的則提出各大學一律建築大學宿舍，取締公寓制，以免青年界人格的墮落。有的主張將後門的景山，撥歸北大作校園，取其近便，各學校當有同樣的設備。[16]1－2而常振岡提出更為宏大的計劃，主張新大學地點設在歷史上最有關係的頤和園，「建築的方式，我自談不上，不過我想那裡的地畝，是很夠分配的。那樣一個山明水秀的所在，比起繁華都市裡念書，自有天淵之別。同時還有許多做買賣的一定要跟去開設鋪店供給學生們的需求，那麼，來往的人一多，交通上盡可添設一路電車，無不方便之處。那時候政府和商家，大家出點資，建設一個極完美平民化的市鎮，叫做『大學區』，這是一定可辦到的。」[17]8

不過對於「北京中山大學」的校名，也有讀者提出以「中央大學」為名來統一北京國立九校。常振岡提出：「打到北京以後，國立北京九校合併起來為中山大學，現在大多數人不是以為毫無疑義的嗎？合併起來是當然的道理，名稱我卻主張叫『中央大學』」。其主要理由是：(一)各國的國立大學，以地名的居多數，就如現今的北京大學亦然。革命成功以後，我們這個新京固然是要為世界各國的模範都城，一切應該只有別人來仿效我的，以地名早就不成問題了。這個新都，一定是新文化新學術的中心，為符這中心點的意義計，我們還是以名中央大學為宜，雖然這個中心仍是總理賜給我們的。紀念總理的方式很多：中山堂、中山亭、中山公園、中山圖書館，乃至中山大學……各地都可以建立的，都是頂好的紀念。惟中央的一個大學，正如中央政府不能名為中山政府一樣，似不妨稱中央大學。他如現在的天安門，則將來只有改為「中山門」，以「三一八」死難烈士合葬在門前，使每次群眾大會時，永示不忘。(二)中央政府所在地，有中央黨部，中央人民俱樂部，中央銀行……因此來一個中央大學，名義上是很堂皇的。中央大學內，應設盡各科，各科均有研究院，用以提倡著述與發明。(普通讀幾年大學，多半以時間的關係，科目仍不得專門，將來的學制，當更有一番革新。)[17]8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學之名，顯然隨首都一起，與文化中心直接牽連。這種心理直接影響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朝野各方對於合併後新大學的定位與命名。事實上隨著定都南京成為事實，「中央大學」一名稱最終與「首都」二字緊密相聯，成為東南大學改組後的校名。

孫伏園主編的《中央副刊》出版於「寧漢對立」時期的武漢，孫伏園本人政治上傾向於武漢國民政府，並且心理上眷戀北京，自然有關遷都之議傾向北京。但隨著政治形勢的明朗化，國民黨內部有關北京建都一事就淡化下來，「一個月以來，中央日報副刊上，關於建設新都的北京問題，可以說已講得很周詳了。現在我們要怎樣建設新的北京，恐怕還要耗些時日罷。因此一般革命同志的視線，都由北京向東南來了。所以這兩天的南京問題、上海問題，又有人提出討論，同時武漢問題，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18]6－7

民間輿論對於首都的關切與軍事形勢變化聯繫。1927年6月20日，北方的國民革命軍馮玉祥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徐州會議」，提出把首都遷到北京的議案。馮的建議立即遭到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反駁：「你可願意東交民巷的存在嗎？」吳稚暉這一問，使馮玉祥一時瞠目，無言以對。他的意思是說，東交民巷是外國列強侵華特權的產物，也是中華民族恥辱的象徵，如果首都建在北京，各國列強的特權將繼續存在，而建都南京則不存在這一問題了。儘管如此，隨著二次北伐的推進，首都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尤其是遷都北京成為人們的一種心理預期，正如1927年5月武漢《中央副刊》討論所言：「第二次的北伐我們相信是必定勝利的，則『到北京去』不久就要實現，那時候，怎樣布置新都也會成為問題。」[19]8

二、1928年春南北遷都之爭再起

1928年5月，在二次北伐即將成功之時，南北軍事集團對於建都北京還是南京仍存在意見分歧。5月31日，有記者往石家莊訪閻錫山，閻稱北伐完成後，東省滿蒙之應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北京為便。[20]當即國民黨內部有人提出尖銳批評：「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居然有人主張遷都北京，說是為了國防和外交的便利。我們要知道民國十餘年來軍事的紛亂和政治的腐敗，就是因為定都北京的關係。帝國主義者政治上的操縱和生活的腐化，已經是爛熟在那兒，無論誰去，不能不受影響。孫老先生見到此點，所以力主定都南京，一班國民的心理也是體諒他老人家的意思。大家都歡喜南京。至於講到軍事方面，我們可以設置重兵，外交方面我們正要使館南遷，縱不能南遷，也可以郵電往返。總之客聽主人的安排。我們不能徇客人之請而失去主人之主權。所以這兩個問題都無理由。中央黨部的執行委員居然蔑視總理的主張，指逆國民的心理，來主張遷都，我們不能不注意，恐怕他的後面還有軍閥和帝國主義在說話呢。」[21]2吳稚暉6月4日在南京市黨部「總理紀念周」演講中，重提一年前馮玉祥的遷都提議，語氣十分肯定的申明：「南京建都是總理理想的主張，總理還要將遺體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無問題。」[22]隨後他並以國民黨元老身份再度撰文，重申建都南京的四大理由：其一、建都南京是孫中山的一貫主張，總理遺教不可違；其二、從地理位置上看，如果計算中國的海疆，南京同樣是在中國的中央；其三、北京古城雖整齊，不過是歷史陳列物，乃封建帝都的標誌，不能成為革命新時代的首都，而南京雖暫時簡陋，但臨近上海，有巨大的投資來源，建設容易；其四、上海是中國的國際大都會，又是中國的輿論中心，定都南京，上海更可作為傳達處，更是好上加好。

儘管元老派吳稚暉的意見一再表明國民黨南京當局對於遷都一事的態度與決心，然北方輿論仍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異議。1928年6月7日國民革命軍前鋒直抵京郊，天津《大公報》隨即發表「社評」，「北京既得，中華民國現在已無第二政府存在。自金元明清以來之燕都，事實上首都資格，將暫時廢止。此與歷史上及今日政治上，自有絕大關係。」[23]「社評」似乎也承認了北京首都資格的消失。但在第二天，《大公報》「社評」《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卻有細微的變化，首先，回溯北京建都歷史，即北京之名始於明永樂。明之正式遷都北京為永樂十九年，即西曆1421年，距今507年，「明清兩代以來，皆巍然稱中國之首都，未嘗間斷也。」其次，分析當前的形勢，「今者以南京為首都之國民革命軍入京，北京之首都地位，事實上遂暫告廢止。」最後，也是「社評」的落腳點，對國民黨改遷新都的原因，即所謂外交束縛、積習腐敗而思藉以解脫、以資刷新等由，提出不同的意見：「雖然，中國首都問題，是否因此簡單理由，改遷南京，自尚有待於國民會議之解決。吾人之意，卜都建國為義甚廣，地理關係歷史關係固屬當然，而於今後建設國家事業之大方針，亦須積極著想。若果國民會議，認為北京較為相宜，或南京北京外尚有適宜之地，均無不可。不可拘泥成見，謂一都北京，外交束縛便無法解脫，積習腐敗，便無法刷新也。何以言之，吾人當認定今後之中國，為新中國，無論何地，外交束縛，皆應求解脫，積習腐敗，皆應予刷新，豈僅北京一域，則又何改小之乎專以北京為慮哉？」[24]雖然用語委婉，但其用心之處顯然是極力為遷都北京製造輿論。

北京克複後，國都問題的討論「甚囂塵上」(報刊用語)，社會上(尤其是北方的實力派與輿論界)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希望遷都北京的心理。6月20日，「中央為貫澈定都南京的主張計，以舊京兆特別區之京兆二字與直隸省之採用直接隸屬於京師之義，均為不當，乃於中央政治會議第一四五次會議議決，改直隸為河北省，舊京兆各區各縣併入河北省，北京改為北平。」以最高政治會議的決定來變更「北京」為「北平」，其用意顯然是要切斷朝野遷都北京的任何幻想。然而，首都之爭卻並沒有隨著北京改名為北平、歸屬於國民政府而平息下來，相反引起了南北輿論的進一步關注。北方的《現代評論》一刊專門發表《北京下了以後》一文，提出有兩個重大亟需決定並宣布的問題：一為國民會議，二為國都問題。對於後者之所以緊急，原因在於：「在軍閥盤踞北京時代，黨政府奠都南京，自屬理所當然。北京下了以後，國都是否仍在南京，亦遷往北京，馬上成為黨國的大政問題，再也不容我們避而不談。」然而決定此問題，卻是一件至難的事，亦不可否認。作者具體分析了定都北京與南京的理由：「就革命的立場上說，國都在北京，於使北京革命化，於增進北方文化，確有便利。而且北京之地位，在全國較適中，尤其對於北方政治上軍事上較易牽制。此為主張定都北京者之主要理由。而在他方面，舍北京而定都南京，則除掉總理主張外，現在尚有兩種實際理由。第一從關外至京津，沿路駐有外兵，尤其敵視國民革命的日本軍隊的駐在更為危險；黨政府把首都定在北京，適自陷於帝國主義者之重圍中而受其壓迫；第二，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勢力，是我們的大敵，今後首都離開北京而定於南京，便是間接取消東交民巷使館區域的特權，打破外交團勢力之一個最有效的方法。」[25]3－4對北京建都的理由，這是北京克複後一次比較集中的陳述。雖然對南京建都理由的表述與南京中央有諸多合拍之處，但這只是純粹學者的言論，不足以影響當局的決定，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國民黨江蘇省省委委員馬飲冰撰文，力挺政府定都南京，理由有三，一、「可以表示黨的權威」，即繼承中山遺志，他並引用蔣介石在中央軍校演說——「國都問題，不應拿來討論，總理早已確定，總理以為國都應以事實為根據，一是海都，一是陸都，海都為南京，陸都為西安或蘭州，在南京是因為工商業文化交通較好的關係，在西安或蘭州，是為因中國海軍力量太弱的關係，至於在北京，毫無理由。」二、「可以表示獨立自主精神」，針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抵制。三、「可以表示革命精神」，革除舊都的腐敗勢力。[26]

7月6日國民革命軍既奠北平，蔣介石親往西山碧雲寺公祭孫中山先生，並發表《克複北平祭告總理文》，藉機回答社會上對於國都問題的疑慮，特別重申建都南京的決心不動搖，他宣稱：「溯自辛亥革命，我總理即主張以南京為國都，永絕封建勢力之根株，以立民國萬年之基礎。以袁逆為梗，未能實現。我同志永念遺志，爰於北伐戰爭戡定東南之日，即遷國民政府於南京，而建立中華民國之國都。今北平舊都，已更名號，舊時建制，悉予接收，新京確立，更無疑問。凡我同志，誓當擁護總理夙昔之主張，努力於新都精神、物質之建設。」[27]4174可見借中山遺願來增強建都南京的說服力，一直是主張建都南京派的主要策略。

不過，蔣介石等借總理遺囑來主張定都南京，並沒有完全說服北方的實力派。京津地區統一於青天白日旗後，北方重要勢力閻錫山出任京津衛戍總司令，坐鎮北京，隨即重提遷都之議，並指派一批北方文人炮製文章，大造輿論，公開主張定都北京，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北遷。為此，以北方的輿論重鎮《大公報》系下的《國聞周報》為中心，北方學者文人紛紛撰文，公開提出國都問題，再次掀起遷都問題的論爭。

首先發難的是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白眉初，7月他發表《國都問題》一文，從歷史觀察、地勢評判、外侮應付、現狀宏隘四個方面比較南京與北京建都的優劣。首先他以歷史地理專業學者的身份，比較了中國歷史上五大古都——長安、洛陽、南京、開封和北京的建都時間，並且聯繫國運來討論，總結出建都北京則國運長久、建都南京則國運短暫的規律。他先後考察在南京建都十朝，即吳、東晉、宋、齊、梁、陳、楊吳、南唐、明(太祖和惠帝)、太平天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南京十代國都，其特點所在，非偏安，即年促。」具體說來：「平均之，每代不過四五十年。」「除朱明以外，皆為偏安，而無一能成統一之局者。」其次，就地勢和現狀而論，北京居於國疆的上游，「表雄視八方之概」，「今環擁北京之民族，西則秦隴，南則燕趙，東北則滿蒙，東南則徐淮。此等民族，受氣候之影響，而北京居乎其中，誠具雄武之氣象也。」相比之下，南京則無天子之氣，不過是「就其附近狹小之形勢而言也。苟合大江南北百里內外觀之，則一平原四戰之區耳。」就外侮而論，南京則因為溫暖潮濕等氣候因素，造成人民體質柔弱，不能比於北方尚武民族強健。最後，白眉初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建都北京，文末提出「假令總理生至今日，亦當幡然改計，以建都北京為宜也。」[28]

白眉初的主張得到了北方輿論重鎮《大公報》社的呼應，其社評中稱：「按北京有七百年首都之歷史。在文化上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而控制滿蒙，在地理上終占國防重鎮之地位。邇者政府都南，完全受一時黨議所劫持，永久大計尚待研討。謂北平便成廢都，一時尤難遽斷，是則目下冷落之狀，或未必竟為長局歟。」[29]正此熱烈討論之際，國民政府已決議建設新都南京的費額為五千萬元，其中中央支出一千五百萬元，各省支出三千五百萬元，建設期限為六年。對此，《大公報》的社評提出質疑：「以今日中國之財政而論，以今日中國建設事業之緩急情形論，殊不能不令人有所驚疑耳。民國元年，中山先生蒞京，頗主張開新都於西山一帶，移置政府於熙和園，別建設各官署於圓明園附近。既可掃除北京城內數百年來腐敗之積習，亦可脫卻東交民巷數十年來惡劣之環境。論者韙之，而卒以格於經費，認非亟務，未能實施。及今思之，彼時之政府，較諸今日之政府，其缺少勇力之程度，為何如耶。」至於首都問題，「吾人不堅主北京，然亦決不堅主南京。以歷史論，地理論，政治論，經濟論，中國之首都，自宜偏北，不宜偏南。惟應斟酌東北與西北之別而已。故若決舍東北之北京，亦宜慎選西北之某地。近逼上海遠離蒙疆之南京，在力謀統一之國家，急求發展之民族，實無作首都之永久價值。國人中抱此意見者，蓋不鮮矣。若謂為外交關係，長江外艦縱橫之壓迫，未必減於京奉。若謂為腐敗關係，上海浮華惡習之傳染，或更甚於平津。此種立論，尤易攻破，故南京是否可為中國永久之首都，遲以歲月。」[30]這種論證不能說沒有識見，從後來歷史的發展看，多少應證了南京作為首都，在軍事上、國防上的虛弱性。

《大公報》這一論點，得到北方學者葉叔衡的支持。孫中山生前指定南京為首都——這是主張定都南京所依據最大理由，葉叔衡則質疑其合法性，他認為此點不是不能更改首都地點的理由。他強調，民國元年孫中山主張奠都南京時，袁世凱尚在北京；而1925年孫中山立下遺囑時，北京仍在北方軍閥勢力控制之下，所以，孫中山主張定都南京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再三考慮還是北京為宜：「就全國形勢與國家的大計說，首都應在北京，固無疑義；即就國民政府說，亦未嘗不可建都於北京」。葉在文章後還提出何不效仿明朝永樂皇帝，舍南京而遷都北京的做法，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國之基」。[31]

這場爭論引起了北大教授李四光的注意，他在《現代評論》上撰文，從學理的角度，對南京作為首都在國防上的價值提出質疑：「中華民國的國防，究竟應從何處下手，這就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事實上這進攻的民族，不待說，一個就是日本人，從東三省來，還有一個就是俄國人，從蒙古新疆來……首都設在金陵，為的是暫時避開他們鋒鏑，好往前進攻，若是大家祗看見江南的美女玉帛，不到朔北的風沙中打出一條生路，將不忍看見南渡以後的宋，重見在中國歷史上，嗚呼殆矣。」[32]3－5這的確是驚人之論，其理論依據是英人科尼西博士的《世界國都通考》(Dr. Cornish: The Capitals, A Historical Geography，1922倫敦出版)一書，即「凡國都之地位，恆與敵人之方向，針鋒相對，且在第一道防線之內，所以然者，即不欲示弱於敵人，至其他之條件，如國都常為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形勢之險固等，均屬次要云云。」[33]

對於北方學者從歷史、地理、天時、國防諸方面來論證遷都北京，南方的文人和政要紛紛發言，進行批駁。南方學者張其昀亦據科尼西的理論，認為「今日之金陵，雖時代不同，而亦針對帝國主義進攻之方向，且在第一道防線(即海岸線)之內，孫總理欲定都於此，實欲表示我民族大無畏之精神者也。」[33]顯然這是對北平成為國都提出間接反質疑。更為直接的回應是上海《申報》總編輯國民黨人龔德柏，他在長篇回應文章中，指責白眉初對於近代國都的意義毫無了解，竟以18世紀以前的理論來論證現代國都，根本上已屬錯誤。強調南京建都已成定局，絕不為書生一兩篇文字所左右。他抨擊白文中的「論列強之侵略」與「使館保衛界之糾葛」等言詞，與「日本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轍」[34]，意指葉是為外人做說客，為帝國主義作走狗。這一論調明顯超越了學理之爭的範圍。龔德柏以政府代言人身份為白文戴上大帽子：「白君大著，曲學推崇北京，不惜犧牲一切」，是「荒謬絕倫之議論」，「圖欺世人」、「貽誤國家」。[35]

從雙方所爭的內容上看，北方學者主張建都北京，所持理由無非是南京為六朝金粉，地近上海，腐敗萎糜之氣太重，是亡國之都，而北京則是元、明、清以來中國的傳統都城，在此建都一向興旺發達。而南方才子則引經據典，大談南京是孫中山生前指定首都，總理遺訓不能違背等等，進行有力回應。除了歷史、地理因素外，建都之爭還包含了權力與利益之爭。文人所論背後都有政治集團的派系支撐，政治與文化在此已經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換言之，在這場南北建都爭論的背後，顯然是當時幾股國民黨政治軍事勢力爭奪地區控制權的鬥爭。

時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本是北洋軍閥中的直系，長期依附於北洋軍閥，北京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建都北京，有利於他們控制中央政權。而蔣介石集團主要代表江浙財團的利益，上海乃其大本營，其勢力範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堅持建都南京。而在建都問題上，南方兩廣的李濟深等派系則附和蔣氏集團。在南北學者文人紛爭之際，南方的湖北、江西、四川、雲南等省國民黨黨部不少要人紛紛發表通電，支持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則以政府命令的方式，下令改北京為北平，使其不再成為「京師」。這場南北建都之爭，最終以蔣介石和兩廣集團為首的勢力佔了上風，閻錫山、馮玉祥等北方集團只好偃旗息鼓，建都之爭暫時平息下來。

三、結語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其合法受到各方挑戰，這不僅僅表現為政治上的寧漢紛爭等政治事件上，還有一個廣受社會輿論關注的北伐成功後如何安置北京的問題，並引發過兩次集中的遷都之爭。《中央副刊》的討論，可謂集中代表一批迷戀北京為首都的文化人的理想與方案。二次北伐的成功，南北之間新的遷都之爭，更為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政治文化集團的分歧，體現不同團體的觀念差異與利益訴求。這兩次源自民間的遷都之爭均因政治力量的介入、壓制而暫告平息，但政府與民間對定都的巨大認知落差，成為日後政局變動下遷都之議再起的一種潛因。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從民間而起的遷都之初，充分顯示出國民黨上台執政初期國家與社會分裂的基本格局。國民政府雖在其後在一定程度上順應輿情，在處理新舊兩都上出台了一些補救措施，諸如加強新都南京的政治、文化和市政建設，重樹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形象，在故都北平大力倡導文化區建設來安撫人心，但受制於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和外部國際環境的壓力，成效卻大打折扣。雖然國民黨宣傳力量為化解南北分隔不斷強化宣傳機器，但社會各界對此卻反應不一，顯示出政治統一後南京國民政府在思想的統一上還任重而道遠，這亦成為三十年代國民黨文化統制政策出台的內部原因之一。

注釋：

北伐對於近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多重影響，羅志田教授有多篇論文論及，可參考《北伐前夕北方軍事格局的演變：1924－1926年》，《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無道」：北伐前夕南方的軍事整合及南北攻守易勢》，《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4期等。有關定都南京前遷都之爭的最新研究，可參考李玉《蔣介石與1927年遷都之爭》，載《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這一情形見吳稚暉在1928年6月4日上海黨部的演講。吳說：「記得去年在徐州，遇見了馮玉祥同志，他說我們將來還是遷到北京去吧。我說很好，不過你可願意東交民巷存在嗎。」(《國都問題》，《大公報》1928年6月12日，第3版。)

《首都與國民會議問題》(十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市黨部講)，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卷七「國民與黨務」，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1969年，第646－648頁。吳這一講話當時就被收入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印《新都南京的認知》(1929年3月12日，第82頁)，成為南京建都重要的宣傳品。

《建都二周年紀念宣傳大綱》之第一部分「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經過」，《中央周報》第45期，1929年4月15日，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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