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法的理想維度與制度擴展

2018修憲不是改革以來若干次修憲的簡單延續，而具有根據中國發展及世界演變的總體情勢提出更為明確之中國憲法的世界觀，以及規劃切合這一世界觀之具體治理秩序的開創性意義。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圖源：新華網）

【編者按】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

2018年的全國兩會，是十九大之後首次全國兩會。黨的十九大精神將如何得以貫徹落實？怎樣理解新時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政府將如何帶領老百姓邁向美好生活？中國論壇網推出2018全國兩會系列解讀文章，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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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2018修憲是對八二憲法體制的合理髮展，將2004年修憲以來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共識、新制度予以正式的憲法化，確定為中國憲法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

憲法修改內容頗多，涉及中國憲法從指導思想、理想原則到具體制度的多層次修正與發展。從對中國憲法秩序的理想性提升及制度性發展的角度來看，有三個重要議題值得觀察分析：其一，「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張揚了中國憲法的普遍主義品格；其二，「監察委」入憲對國家機構改革及反腐法治化做出了重要推進；其三，地方立法權主體適度擴容對深化地方治理創新與制度競爭具有激勵意義。

從比較憲法來看，一國之憲法的主要功能在於建構本國優良政體及安排本國人民之權利保障與共同發展。通過憲法規定超出國家範疇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全球治理目標，在憲法史上並不多見。但是，一個大國之憲法在其序言或文化中載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價值主張及制度規劃，將本國政治秩序的建構作為一種「代表性秩序」，亦有先例。大國憲制秩序規劃，具有承載文明、通達內外、塑造秩序的全球治理責任擔當，有其歷史合理性與政治正當性。

具體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體現出當代中國憲法理想性維度的結構拓展，標誌著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的價值理解、政治實踐與憲制規划具有了融合東西方智慧的進步性和比較優勢。

監察委入憲則不僅解決了國家監察立法之憲法依據的問題，回應了監察立法過程的有關學界意見與社會意見，而且結構性推進了中國國家機構體系改革及其理性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對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有著重大影響：第一，建立了全覆蓋的權力監察體系，整合成了統一的監察權，全方位，全體系，全天候，無死角，實現了將權力關進「制度鐵籠子」的法治承諾；第二，實現了紀委權力與國家監察權力的適度法治融合，在法理與法律程序上探索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具體結合方式；第三，在政府體系中引入監察委，形成了「一府兩院一委」的權力格局，行政機關與檢察院職能與權力總量有所精簡，法院維持不變，是國家機構改革史上最大的變化之一；第四，在人大與監察機關關係上，監察機關既由人大產生並對之負責，同時又對人大工作人員包括領導實施依法監察，豐富了我國權力監督的形式與深度。

地方立法權適度擴容是中國地方治理改革的重要制度進展。此次修憲允許設區的市享有立法權，是對2015年新《立法法》擴展地方立法權這一改革的確認和發展，其意義在於：

第一，屬於「兩個積極性」憲法條款的具體化及制度實施，通過對地方立法權更多主體及更大範圍的憲法賦權，增強地方自主性與積極性，增強地方規制一般性事務的法律地位與能力，適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及深化治理現代化改革的需要；第二，地方可以在憲法與法律授權下因地制宜，開展適合本地情況與發展需要的立法，促進本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三，進一步放開地方立法權有助於促進地區間法律地位平等、公正配置及普遍分享改革開放制度實驗的成熟成果；第四，更廣泛的地方立法權有助於強化地方制度競爭及合理的制度模仿，促進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地方制度創新性及活力的釋放，同時也有助於國家法治在總體結構上的統一與協調；第五，放開地方立法權還有助於加強和改善地方人大制度的實際權威和領導力，提升地方人大在地方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這也是中國人大制度改革發展的重要方向。

總之，2018修憲不是改革以來若干次修憲的簡單延續，而具有根據中國發展及世界演變的總體情勢提出更為明確之中國憲法的世界觀，以及規劃切合這一世界觀之具體治理秩序的開創性意義，本質上構成一種「新憲法秩序」。對這一新憲法秩序的理解與實踐，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和平發展的整體前途。當然，新憲法秩序還需要更加健全完備之憲法監督與合憲性審查制度的建構與支撐，才能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與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憲制性保障。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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