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若瑟與《漢語札記》

作者：李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在明清來華傳教士群體當中，有一位以專門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而著稱的漢學家、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他因首度翻譯元雜劇《趙氏孤兒》而為世人所知，被稱為法國早期漢學三大家之一。

馬若瑟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隨白晉（Joachim Bouvet）神父來華，抵達廣州之時，選定了中國語言和文學為在華研究專業。在攻克日常語言關後，專攻中國典籍，以期能進一步探求漢語之學理，用十多年時間，「於十三經、廿一史、先儒傳集、百家雜書，無所不購，廢食忘寢，誦讀不輟」。就這樣，馬若瑟在他自身所擁有的歐洲學術傳統基礎上，吸收中國傳統「小學」的治學方法並加以內化，最終成為傳教士中首屈一指的漢學大家。到了晚年，他的漢語素養日臻成熟，不僅精通漢語語言的聽、說、讀，還能用中文著書立說，對中國古代文學與典籍更是如數家珍。憑著幾十年的學術積澱和治學經驗，馬若瑟在1728年寫出了代表早期來華傳教士漢語研究最高成就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書。

《漢語札記》是世界上第一部將漢語白話口語與文言加以區分並分別論述的著作。其引用的中文例句多達一萬兩千餘條，除語法知識，還兼論音韻、修辭、俗諺、文學、禮儀等內容，堪稱當時西方人有關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知識大全。該書在從完稿到正式出版之前的百餘年間，以各類手抄本的形式在歐洲各國漢學家之間流傳，19世紀在馬六甲出版後竟然一時「洛陽紙貴」，被譽為「19世紀以前歐洲最完美的漢語語法書」，甚為當時致力於學習漢語的來華傳教士和歐洲學者所倚重。法國漢學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在1822年的書評中曾說，「這是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矚目的一部，也是歐洲人迄今為止在漢語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

馬若瑟認為，語言與文學、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文學是知識、文化、思想的載體，具有豐富深邃的人文精神內涵。僅僅學幾條語法規則是不可能真正學好一種語言的，只有熟讀一個民族優秀的文學作品，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才能真正掌握這個民族的語言。在這種認識指導下，馬若瑟主張通過大量閱讀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來積累提升漢語的知識和修養，強調語言學習與文學閱讀之間相互促進、融會貫通的關係。因此，在這部語法書中，並不強調對語法規則的機械羅列和死記硬背，反而另闢蹊徑，指導學習者從了解中國文化內核、閱讀古代名家名篇入手，來展開對漢語的學習。所以，書中除了語法知識，也對漢語所根植的中國傳統文化作了很多介紹，包括歷史典故、風俗禮儀、文學藝術、價值觀念等等。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看來，對於西方人學習漢語，仍具有指導意義。

馬若瑟在寫作時已將全書分為兩大部分：即通俗漢語（白話）和古典漢語（文言）。白話部分的例句主要選自質樸通俗、具有白話語體色彩的文學作品，如元雜劇、明代白話小說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說，包括《元人百種》《水滸傳》《畫圖緣》《玉嬌梨》《好逑傳》等。這些白話作品反映了不同時期民間所用的口語，文本通俗易懂，有很多完全口語化的語言和生動的俚語俗諺，富有表現力，貼近日常生活。馬若瑟認為，學習白話可以幫助傳教士提高口語聽說的能力。

《漢語札記》的文言部分，例句選自中國古代的典籍文獻，如四書五經、先秦諸子散文、唐宋名家名篇等，這些文言作品語言精練，寓意深刻，長於概括和寫意，對學習者理解中國古籍文獻和用中文寫作及翻譯都大有幫助。

在具體做法上，《漢語札記》開篇就不談語法，先論文學。他根據古代文獻成書時間、作品可信度和寫作風格，建立了一個分9個級別、含49部經典的中國文學典籍分類表，在這個基礎上討論漢語語法，這在西方人編寫的漢語語法書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對於18世紀早期的歐洲讀者而言，馬若瑟的工作使他們對中國文獻的認識大大超出早期來華傳教士翻譯的《四書》或《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類的譯著，當他們通過馬若瑟看到這樣一個幾乎囊括了中國古代文學和典籍的重要作品簡介時，感到相當震撼。馬若瑟評價這些作品「論辯有力，文辭雋永，是千古流傳的美文」。馬若瑟書中第二編文言部分所使用的語料，大部分以這份文學作品簡介為基礎。他所使用的例句來源，上溯至先秦，下探至康熙本朝，不拘於一朝一代一門一派，既有儒家經典，也有先秦諸子散文，通過考察漢語中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語言風格和語言結構，從中揭示出漢語語言典型的語法現象和主要特徵。

書中除了介紹中國的古代典籍，在白話部分還有專章列舉大量諺語、熟語和成語，從中國小說、戲曲中選取了166個例句，集中展現了明清時代白話淺顯易懂、明快直白的語言風格，體現了當時中下層民眾的自然口語風貌。這些俗語主要以諺語為主，也有少量成語和歇後語。例如「家醜不可外揚」「遠親不如近鄰」「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等等。這些里巷諺語，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人情世故甚至是世態炎涼，有的雖然粗鄙，卻包含著很多人生哲理，這是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經驗總結，反映著他們樸實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漢語札記》文言部分偏重於介紹古漢語的修辭，通過選取四書五經、先秦諸子散文及唐宋名家作品中所摘錄出來的大量例句，不僅進行翻譯，還著重分析文句的押韻、修辭格以及虛字的各種用法。馬若瑟認為，漢語中語法和修辭渾然一體、難以分家，特別是修辭極大地增強了漢語語言表達的氣勢與力度，因此講語法時兼顧修辭，才能使外國人真正掌握漢語的特點並加以靈活運用。例如他提到中國文學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大量使用「對比」。但這種對比不是西方修辭學意義上絕對的對立，而是指相反相對，有時又意味著和諧與統一。他指出這種「對比」修辭的源頭在《周易》那裡，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既相互對立又和諧統一的哲學精神內涵。比如「乾」與「坤」，它們既完全相反，又彼此契合，永遠離不開。馬若瑟說這其實就是中國文學藝術的技巧所在，很多中國作家在寫作中都用這種方式組織語言與音韻，支撐起一篇美文的骨架。

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曾說：「語言有一個底座……語言也不脫離文化而存在。」學習一種語言，就是理解一種新的文化。馬若瑟在《漢語札記》中不是刻板地描寫語法規則本身，而是將文學、文化因素糅合進語言分析中，在介紹中國語言的同時也向西方傳播了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這個特點十分突出，反映了300年前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理解上的真知灼見。在早期西方人編寫的漢語研究著作中，《漢語札記》首次向18世紀的歐洲人展示了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學和典籍寶庫，書中所介紹的中國文學常識，除了供西方學習者閱讀提高之用，更重要的是旨在讓歐洲讀者了解到學習這門語言的最終目的是能夠去理解和研究這些中國的經典，從而體會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若瑟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典籍西傳的開拓者，在今天仍值得我們銘記。

《光明日報》（ 2018年03月12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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