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民國女作家嗎？
我曾經統計了100位新文學女作家（標準：在1919年到1949年間從事現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情況，然後得出了一個結論：所謂作家，本不應分「男作家」與「女作家」。這個結論也不新鮮。錢杏邨先生早在1930年就說過：
「我們固不能說女子不配談文學，但也不能說女子特別富於文學的天才。文學乃是研究人類的內心生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的。男子與女子同樣的在社會中生活，也同樣各有其不同的內心生活。用文學的手段表現出來，一樣的可以成為文學作品。女作家這個名詞本來是不通的，因為作家就是作家，固無男女之分也。」
錢杏邨說這段話時，中國的女作家還「不過一二十人」。現在我們可以用數據說話。新文學女作家的籍貫、學歷等關鍵指標分布，都和整個新文學界的數據無異，單獨統計了無意義。以籍貫而言，在筆者統計的100位女作家中，江蘇籍有19人，浙江籍有15人，湖南籍、安徽籍、四川籍、福建籍的女作家都在5-10人之間。這個數據有何意義呢？事實是：上述幾個省份的作家佔到了整個新文學界的大半、江浙籍的作家佔到整個現代文學的半壁，女作家的籍貫數據，只是這個結論的一個具體反映而已。如果我們去統計左翼作家的籍貫分布，或者某十年活躍作家的籍貫分布，也會得出一模一樣的結論。
關露主編《女聲》雜誌
對女作家的學歷統計也是一樣。100位女作家中，曾在大學學習（包括因故肄業的）有74位，其中4位女作家擁有博士學位（巴黎大學博士馮沅君，里昂大學博士張若名，克萊蒙大學博士陳學昭，巴黎大學博士羅玉君），7位女作家擁有碩士學位（芝加哥大學碩士陳衡哲，愛丁堡大學碩士袁昌英，韋爾斯利學院碩士謝冰心，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蔡葵、黃慶雲、程育真，里昂大學碩士羅淑）。這又是一個無聊數據：新文學作家是同時代人中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多數擁有大學以上的教育經歷，其中不少人還有留洋和研究生經歷，女作家當然不例外。
還有一個常被人提到的無聊結論：民國女作家多數與男作家結合。新文學作家總數或許有五六百位吧，筆者這裡統計的100位女作家多數都與男作家、學者結合，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從男作家的角度統計，許多人的妻子也都是新文學作家。比如（此處以女方在前）：
陳衡哲與任鴻雋，袁昌英與楊端六，白薇與楊騷，許廣平與魯迅，馮沅君與王品青（戀人），馮沅君與陸侃如，謝冰心與吳文藻，凌叔華和陳西瀅，蔡葵和陳望道，石評梅和高君宇（戀人），孫祥偈和台靜農，羅淑和馬宗融，付竹因和汪靜之，陸小曼和徐志摩，宋若瑜和蔣光慈（戀人），吳曙天和章依萍，林徽因和梁思成，丁玲和胡也頻，安娥和田漢，陸晶清和王禮錫，彭慧和穆木天，沉櫻和馬彥祥（離異），沉櫻和梁宗岱（離異），鬍子嬰和章乃器，馮鏗和柔石（戀人），關露和王炳南（離異），葛琴和邵荃麟，陳秋帆和鍾敬文，楊絳和錢鍾書，沈蔚德和陳瘦竹，蕭紅和蕭軍（離異），蕭紅和端木蕻良（離異），鳳子和孫毓棠（離異），白朗和羅烽，王瑩和謝和賡，草明和歐陽山，袁靜和孔厥（離異），梅志和胡風，武桂芳和金性堯，曾克和於黑丁，李納和馮牧，張愛玲和胡蘭成（離異），黃宗英和馮亦代……
徐志摩與陸小曼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女作家的情感生活都比較複雜。婚前的情感生活是個人私事，沒有對錯之分；而在婚姻生活中不履行義務的，男作家比女作家多。上述標明「離異」的婚姻有8處，其中關露、王炳南涉及黨的問題，不予討論；其餘7處，馬彥祥、梁宗岱、孫毓棠、胡蘭成都是出軌的一方，孔厥更是從革命作家墮落為涉性犯罪分子。在此背景下，女作家們毅然選擇離婚，恰是對正確婚姻觀的捍衛。
其實，像梁宗岱這樣留學法國、長期從事新詩翻譯與創作的知識分子，居然在出軌後妄想過三妻四妾的生活，並對堅持離婚的沉櫻糾纏不休；像孔厥那樣受黨教育多年的革命作家，居然多年、屢次犯下涉性重罪；像某些論者，認為丁玲有多段婚姻就是「風流」，非要她在胡也頻犧牲後「守節」；這些人的價值觀才真是令人震驚。五四運動快一百周年了，清醒一點！
那麼，女作家是否有必要作為一個獨立的作家群體單獨討論呢？竊以為，如果做些簡單的數據分析，然後得出幾個「江蘇女作家最多」之類的無聊結論，當然不必要；但如果能找到女作家創作傾向上的共性，將之作為現代文學的一個側面加以研究，仍然是有價值的。三十年代，錢杏邨、賀玉波等評論家曾經認為「女作家描繪的東西往往為男作家難以想到」，就是一種角度。
沉櫻畫傳
在新文學希望達到的種種啟蒙目標中，性別平權（或稱「婦女解放」）可說是女作家們的共同追求。就對自由戀愛與「性」的描寫而言，最開放的左翼作家內部尚有很多爭議，但自「新女性派作家」橫空出世，無論是站在革命陣營的丁玲，還是被意識形態論者劃為資產階級女性文學代表的沅君，還是十餘年後在淪陷的上海從事「漢奸」創作的蘇青，她們描寫情與愛，都有一種直接、熱烈的開放態度，這似乎成為了一種無關立場的女性共識。
與此同時，新文學男作家則存在嚴重的分化。左翼作家不必說；其餘的，滬上流行作家以及有留洋經歷的暢銷作家，也能在「桃色」作品中傳達積極的平權觀念。為左翼不齒的劉吶鷗就是「鴛鴦蝴蝶派」中不物化女性、能描寫都市男女正常戀愛生活的代表之一。另一位在抗戰時期飽受左翼批判的留法博士徐訏思想更為先進，《鬼戀》《吉卜賽的誘惑》體現的平權觀念甚至超過了同代的左翼作家。
但在與女性、左翼、上海、留洋四個詞無關的作家中，我們很難找到支持性別平權的人物。自詡「京派」的沈從文在《戰國策》上的傾向就很明確。而作品中嚴重物化女性的卜乃夫和列躬射能夠流行一時，說明新文學的讀者中還存在一個隱秘的「落後」群體。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女作家在成家後很快「退回了廚房和客廳」，不再從事創作，而存在類似情況的男作家很少。如果這是作家的個人選擇，那無可厚非；但如果其中存在著舊觀念的束縛、大家庭的壓迫，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這方面，我們不能不敬佩馮沅君：在民國知識分子夫婦男方普遍比女方強勢的情況下，馮沅君一直能維持著比男方更高的地位，實屬不易。馮沅君對於生育的觀念也很值得今人注意。解放之初，山東省政府曾請兼任婦聯主席、沒有兒女的馮沅君收養孤兒，馮沅君的回答是：「我不想養，如果作為政治任務，我就養。」到最後，她也沒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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