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 | 意識形態與歷史: 近 50 年來農戰史研究之檢討

原標題：王學典 | 意識形態與歷史: 近 50 年來農戰史研究之檢討

作者簡介：王學典，山東滕州人，長期致力於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現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等多部專業學術著作。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

從極熱到極冷,近 50 年內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經歷了對比強烈的炎涼兩重天。大體說來, 前 30 年即從 1949至 1979 年,是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極熱階段。近 20 年特別是近十幾年,這一研究則進入了極冷時期。以致於有人驚呼,農民戰爭史這一學科在最近十幾年已從史壇上突然消失了 (董楚平: 《農民戰爭與平均主義 · 自序》, 方誌出版社 2002 年版)。現在看來, 極熱固不正常,極冷似乎也值得注意。

農民戰爭史研究從一個與時代主題高度契合的研究領域轉而成為一個與現實走向直接衝突的 學科,可能是此一研究由熱到冷由以發生的基本 原因。其中的關鍵,是這一領域與主流意識形態 之間長期以來所結成的特殊關係。———興於意識 形態,也衰於意識形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由熱到冷,自始至終可能都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事件。這一事件所蘊涵的豐富社會史內容看來還有待於學術史家們的深入發掘。

應該承認,改革開放前的 30 年是一種「革命黨理論」即「革命意識形態」在中國佔主流地位的 30 年,而農民戰爭史研究就是在這一意識形態背景下興盛和繁榮起來的。認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 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的任何造反行動都是近代意義上的「革命」,而「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 級的暴烈行動; 下層民眾的暴力反抗在任何形式 下都應當肯定,上層統治者的政治改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起正面作用; 等等。這些信條,形成了 這種佔主流地位的「革命意識形態」的基本預設。而崇尚造反、鼓動流血、讚美暴力、渴望反叛,則成為這一革命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這一意識形態 的核心,實際上是把歷史發展的希望寄托在「貧民」、「賤民」、「流民」和「遊民」身上,認為歷史是由這些人創造和推動發展的。應該看到,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黨」理論而不是「執政黨」理論,是「打天下」的造反理論而不是「坐天下」的建設理論,這一理論在 20 世紀前半期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可以說巨大無比的社會動員作用,為一場「新式農民戰爭」的成功提供了足夠的歷史合法性。在這一意識形態背景參照之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運動自然就取得了崇高的歷史地位: 「中國的歷史 長期以來基本上是一部農民戰爭史」( 《周恩來選 集》(上卷) ,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3 頁),而「吾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 《毛澤東書信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30頁),以至連那些零星的反社會行動如「打家劫舍」、 「斷山劫路」、「落草為寇」、「佔山為王」等, 在這一背景下也取得了「革命」的身份。農民戰爭史研究就這樣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這些都毫無疑問是整個社會把「暴力」、「造反」等行為「偶像化」的結果。1949 年後,我們本來不該繼續強調這一理論,在意識形態上本來應該完成從「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調整, ———認識到「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 「『打天下』可以使用『革命意識形態 』 ,『治天下』則必須使用那些保守的而非激進的,建設的而非『破壞』 的意識形態。『打天下』可以『衝破羅網』 、『越亂越好』,『治天下』 則應該強調秩序名分、『穩定壓倒一切』 。『打天下』可以考慮依賴那些處在社會最低層的人、邊緣人、拋出正常生活軌道的人、『梁山好漢』、 『綠林豪傑 』甚至反社會分子等,『治天下』 則應走人類文明發展的正道,以該社會的精英分子和中產階層為基本隊伍。 」(王學典: 《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 山東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383 頁)學術界、思想界對「革命意識 形態」的反省事實上早在 80 年代初就開始了,但已有的反省並未形成廣泛的共識。進入 90 年代後,知識界和整個社會才普遍認識到「革命是不得已的事情,最好不要革」、「馬上打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一股被稱為「保守主義」的思潮於是席捲天下。「農民戰爭史研究這一學科在最近十幾年的突然消失」,實際上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背景在短期內發生了巨大轉換所致。提倡了幾十年「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人們彷彿突然意識到: 當日益深入的改革所導致的利益調整造成大批失業者出現、當「三農」問題日趨尖銳、當貧富懸殊日益 加大和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漸趨緊張的時候,我們還在堅持以那種「革命意識形態」來解說、 詮釋中國歷史,還在強調以農民的暴力反抗為主要內容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出路所在,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社會政治後果是顯而易見的。

「革命」、「暴力」本身長期以來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一種價值,一種追求,一種榮耀,一種時尚。推崇農民戰爭,農民戰爭史成為前 30 年史 學界歷久不衰的「熱點」,現在看來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暴力認同」的一個集中而突出的表現。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熱與冷,當然直接源於它所依託的 這種意識形態的熱與冷。時過境遷之後,我們看到,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意識形態化,不僅表現在這一學科本身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更表現在這一學科內部所提出的引髮長期論戰的幾乎所有「問題」,也無一不具有或強或弱的意識形態命題的性質。也許只有後面這一點才更足以顯示某一學科被意識形態化的深刻程度。

稍加考察近 50 年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實況,就可以發現一個問題: 半個世紀以來,這一領 域其實並未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關注焦點放在「研究」上,而是一直放在了「評價」上。幾乎所有論戰都圍繞著如何「評價」而展開。眾所周知,「研究」是一回事,「評價」其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儘管兩者無法完全剝離: 「研究」重然否,而「評價」重是非; 「研究」重證據重材料,而「評價」只能乞之於某些「準則」。因此,任何對「歷史」的評價都是根據「今天」的標準和尺度進行的,嚴格的講,任何「評價」都是一種意識形態行為,更進一步的講,都是「今天」對「歷史」的侵略。近 50 年的農民戰爭史學界尤其如此。

1949 年後迄今,依時間順序,農民戰爭史學界先後圍繞著下列問題展開過範圍大小和激烈程度不等的論戰: 歷史上的農民能夠組織自己的(農民自己專政的)政府、自己的政權嗎? 起義農民所建立的機構組織如「太平天國」是不同於「封建」乃 至於「反封建」的政權嗎?「私有性」與「革命性」哪一個是農民的更本質的屬性? 農民有無自己的思想武器還是用一種「封建主義」反對另一種「封建主義」?「皇權主義」和「帝王思想」究竟是否農民自己的思想? 農民戰爭是「自發」的還是「自覺」的? 中國農民戰爭是否具有反對「封建制度」、「地主階級」和「皇權制度」的性質,還是只反對「個別的地主」、「個別的皇帝」和「個別的官吏」,或僅僅是「取而代之主義者」? 農民戰爭後新王朝的「輕徭薄賦」是「讓步政策」還是「反攻倒算」? 農民戰爭是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還是「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以「等貴賤,均貧富」為核心的平均主義對農民戰爭的成敗而言是功還是過? 等等。(參見王學典: 《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 第 306-366 頁對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回顧與評述,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

如果仔細推敲一下上述每一個命題,再稍稍檢閱一下相關文獻,我們就會發現: 第一,上述論 戰根本都不是在學術話語系統中而幾乎全是在流行的「革命話語系統」也即「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展開的,論戰使用的幾乎所有概念、術語、範疇都是用來分析、指稱當時的革命當時的現狀的,根本與歷史上的農民、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搭不上邊。如「『私有性』與『革命性』 哪一個是農民的更本質的屬性」這個命題,完全是現實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完全是在分析現實革命中的所謂敵我友的形勢時所產生的問題,壓根與歷史上的「農民」無關,完全不需對歷史上的「農民」作這種分析與判斷,所以像「革命性」與「私有性」這一類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施之於歷史上的「農民」和「農民反抗」。另外,像農民起義「反不反封建」、農民戰爭的「自發性」與「自覺性」等等,也完全是套用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對「工人運動」所作的經典分析,也與歷史上的造反農民風馬牛不相及,嚴格地講,這一類的問題也是標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不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中的問題。再進一步地說,上述「問題」 完全都是些所謂的「假問題」。第二,上述幾乎所有命題的提出,都以一場翻天覆地的巨大歷史事變為背景,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是一場舉世公認的成功了的「農民革命」、「農民戰爭」,於是人們就從中生髮出許多聯想,如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若領導得正確的話, 是否也有這種成功的可能? 農民在起義過程中是否也像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和「邊區政府」一樣也能建立起自己的「政府」? 「農民政權」的性質一類的論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自然而然,這些論戰的意識形態效用之一, 就是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歷史合法性: 說農民戰爭失敗了,那就等於是對中國革命成功的反襯; 說農民戰爭是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那則等於是認為中國革命是這個動力的繼續,中國革命以歷史上千百次農民戰爭為自己的先驅; 說歷史上的起義 農民所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政權」,那就等於強調和突出「新中國」的「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性質; 說歷史上的起義農民能夠建立自己的「政府」,那則等於說「新中國」的建立是千百年來歷代農民夢想和追求的實現。總之,落腳點都是現實。第三,1949 年後的許多農民戰爭史論戰, 不僅在「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展開,也不僅是許多命題具有若干意識形態性質,更重要的是,許多論戰包括許多引發論戰的命題中,大都充斥著強烈的現實政治訴求。要理解這種「現實政治訴求」,看來必須將這些論戰嵌入到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 1949 年後至 80 年代,中國社會風雲迭起、 運動不止,從基本的方面看,這時政治衝突的軸心,是按照農耕文明及其價值指向(如「等貴賤,均貧富」、 「凡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義)來引導中國呢,還是按照工業文明及其價值指向來引導中國? 而主要矛盾是,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接受現代工業文明的塑造還是讓城市和工廠企業繼續置身於農耕文明形態的籠罩之下? 傾向於前者的,說農民主要是個「小私有者」,「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傾向於後者的,則說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農民主要是個「革命者」。總之,當年農民戰爭史領域裡的激烈論戰,從某個方面看,是 當年治國方略選擇上的農耕文明取向與工業文明取向衝突的折射。農民戰爭史研究、特別是對農民的評價問題在以往為什麼會如此敏感,「醜化歷史上的農民」為什麼會成為一頂巨大的政治帽子, 原因可能就在這裡。因為不管你自覺不自覺,在時人看來,這都透露了你的現實立場。———在以往的中國,對農民思想水平估計的高低常常是一個人政治態度或階級覺悟的表現。

無論怎樣,進入九十年代後,農民戰爭史這朵 「金花」確確實實已經凋謝。如上所說,「五朵金花」中的每一朵的盛開與凋謝全都有意識形態背景,但數農民戰爭史這朵金花的意識形態之累最為沉重。那麼這朵因意識形態的澆灌而特顯鮮艷的「金花」在學術史上是否就因此沒有自己的地位了呢? 當然不是! 這裡牽扯到如何把握意識形態與學術之間的複雜關係問題。筆者近十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裡的關鍵是,對學術而言,意識形態是否總是消極因素、負面因素,有無正麵價值、有無積極的推動學術的一面? 筆者對此是持肯定態度的。在筆者看來,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最為深透。在他看來,「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因意識形態或其他原因)沒有考慮到的」。他舉例說,直到 20 世紀後期,英國工人運動史仍主要由那些同情這項運動的人在研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正統」或「主 流」歷史學家對這項研究還根本沒有興趣,到了現在,研究下層民眾的歷史才業已蔚成風氣。霍氏由此斷言: 「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 」( [ 英] 霍布斯鮑姆: 《史學家: 歷史神話的終結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153、154 頁)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這一學科從無到有到成為「金花」一朵,為霍氏的上述論斷提供了又一堅實例證。

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沒有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成功,總之,沒有前述「革命意識形態」,就不會有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史研究。而農民戰爭史研究這一學科毫無疑問是推進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動力之一。正是這一動力,使中國史學界呼應了國際史壇所發生的最新變化。

西方權威的學術史家斷定: 直到 20 世紀初, 滲透在西方歷史著作中的實際上仍是貴族的觀點,到這時,歷史學家的眼光仍「看不到人類生存的全部領域,而集中在決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與執行政策的傑出人物身上。一種貴族的偏見支配了歷史研究。大眾歷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沒有歷史價值」( [ 美 ] 伊格爾斯: 《歷史研究國際手 冊》, 華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5 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特別是到 1955 年前後,歷史研究的觀念才有了極大的發展,「相對來說,它更少地研究傳統傑出人物,而更多地研究廣大社會階層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再幾乎全面研究高級文化,而是去研究大眾的生活方式……和大眾的態度」(同 上,第 9 頁)。在伊格爾斯看來,這一世界範圍內的變化和馬克思主義有關: 「馬克思主義史學明顯地影響了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他們的視線引到歷史中的經濟因素,引導到他們研究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 」(同上,第 14頁)因此,一種寫「從下往上看」的民間歷史的風氣漸漸形成並很快蔚成大國。中國的農民戰爭史研究及其繁榮可以說是對「從下往上看」的著史旨趣的一種走向極端的詮釋,而這一點恰為意識形態所導致。

國際史壇上的寫「從下往上看」的著史動向在中國主要表現為農民戰爭史研究,因此這一研究當然自有其不可輕忽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學術史意義。這一意義首先表現在它促成了由貴族史、精英史研究佔主流地位的中國史學界向大眾史、民間史的大幅度傾斜和轉移,為中國史學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和學科。事實上,從梁啟超開始,中國史學就啟動了從貴族史向大眾史的轉移過程,中經李大釗、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等的努力,滲透在中國史學中的那種頑固且強大的「貴族偏見」才得到初步的清算。但直到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這一學科出現以後,被「貴族偏見」所籠罩的中國史壇才真正走出「王朝體系」而置身於民間社會。所以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學術史意義首先在於,它使整個中國史學界的目光前所未有地聚焦於民間社會。表面看來,近 20 年間,農民戰爭史研究已歸沉寂,尤其是人們對相關理論問 題的熱情早已冷卻,但它所導引的「從下往上看」 的研究取向事實上仍在今天的「新社會史」、「區域社會史」、「村落史」、「鄉村社會史」等領域中繼續, 或許對民間社會、對「小人物」、對「底層的歷史」的全方位關注才是幾十年來農民戰爭史研究所收穫的最終果實和真正歸宿。

近幾十年來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另一項重要遺產,是相關資料的系統搜集與整理。其中犖犖大者有: 安作璋的《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張澤咸 和朱大渭的《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王永興的《隋末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張澤鹹的《唐五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何竹淇的《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楊訥和陳高華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鄭天挺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中國人民 大學歷史系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農民 戰爭史資料選編》、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8 冊和《義和團》4 冊,等 等。這套總計一千多萬字的資料彙編,可以說是一部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下層社會的百科全書。儘管已問世很久,但其中所蘊藏的豐富社會史民間史信息資源迄今仍未得到充分的開採與挖掘。這套資料的搜集與編輯無疑以農民起義為主軸,這當然會有它的許多限制。但在「二十四史」這樣的「王朝史框架」內,若沒有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發生,一般它是不會容納下層社會的。所以,農民、流民、遊民等邊緣人、小人物、引車賣漿者流,他們的生存狀態儘管對今天的史學界十分重要,但卻大都已沉埋在漫漫長夜中,而已經爆發的農民起義則像一道閃電,把夜幕撕破,使下層人的部分苦難與掙扎得以暴露。儘管這些東西暴露在歷史的非常時期,但完全可以據此研究推斷歷史上的下層民眾的常態生存。所以,這套資料的價值彌足珍貴,理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它完全應該成為一套研究兩千年來底層社會的基本資料。

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學術積澱絕不止上述兩端,甚至它們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提出上述兩端只是意在說明,以往的農民戰爭史研究雖然基本上是一筆意識形態遺產,但如何從中將珍貴的學術成分剝離出來,是當前的學術界所應思考的問題。毫無疑問,對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農民起義、農民暴動的研究仍應繼續,不過,這種研究今後必須移置於學術語境中進行,所以,必須重建這一研究賴以進行的學術基礎。對以往的農民戰爭史遺產進行學術史的過濾、嫁接與轉化,無疑是這種重建工作的重要內容。在潑髒水時連孩子也一起倒掉,在摒棄一種過時了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時連其中的學術成分也一起付諸東流,歸根結底並不是一種可取的立場與態度。

意識形態與學術之間,看來可能存在著複雜、 微妙而多面的互動關係,把兩者看作是絕對的不相容或勢不兩立,與把兩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都有問題。意識形態可能有害於學術,也可能有利於學術; 合則雙美、離則兩傷,關鍵就在於我們如何趨利避害。檢討近 50 年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經驗與教訓,這是我們所能得出的結論之一。這一結論也完全應該成為我們衡估半個世紀以來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價值準則。

轉引自：《史學月刊》 2005年07期

責任編輯：x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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